誰讓洪水淹死了馬來西亞？洪災「百年一遇」人禍記
马来西亚在2021年12月爆发大水灾，当时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出各种求助讯息。随着灾情告一段落，外界也开始质问这场水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图／Twitter 图片
「水灾是『天灾』还是『人祸』？」
2021年12月16日起，「热带性低气压29W」过境带来大量的水气，导致马来西亚许多地方录得异常的降雨量，多条河流的水位超过危险水平。最终，一连几天的滂沱大雨造成不少地方从18日凌晨开始发生水灾。截至2022年1月5日，这场水灾已经造成54人丧命，2人失踪，这也是自2014年「东海岸大水灾」导致21人死亡以来的最高死亡纪录。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每逢吹东北季风期间带来的强降雨及水灾似乎已经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那些住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地方如，吉兰丹、登嘉楼和彭亨的居民，在每年的11月至3月期间都要应对不同程度的水患。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和过往不一样。受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本次大雨的受灾范围、破坏程度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除了东海岸三州以外，吉隆坡、雪兰莪、霹雳、马六甲与森美兰，也在同一期间内遭遇大水灾。
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位处马来西亚经济核心地带的巴生谷地区本次也难逃一劫。「巴生谷（Lembah Klang）」是对巴生河所流经区域的泛称。一般来说巴生谷涵盖直辖区吉隆坡与布城，以及雪兰莪州的八达灵、沙亚南、梳邦、巴生等地，是所谓的「首都圈」。作为马来西亚的政经中心与制造业的重镇，该地区约有760万人口，是人口最密集及最富裕的地区，也是全国城镇化与公共设施建设最好的地方，却成为此次重灾区。
根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天灾资讯网站（InfoBencana）的消息，12月22日全国共有约6.1万灾民被迫疏散到全国404间临时疏散中心，其中以水灾最严重地区巴生谷与彭亨（Pahang）的灾民居多。在这场大水中，共有98条联邦公路和126条州际公路因面对淹水、坍塌、断桥等情况被迫暂时关闭。国家统计局初步调查，12月的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介于53-65亿令吉（约350-430亿新台币），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雪兰莪州，过去该地区贡献全国近30%的GDP。
直到1月12日彭亨最后一所疏散中心关闭后，这次的水灾才告一段落。对此，不少人拿当年造成18万人受灾、32人丧命、同样发生在首都圈的「1971年雪隆大水灾」来对比当下的这场灾难：「究竟今天的马来西亚有没有比50年前还要进步？」尤其，这么多年来，马来西亚的天灾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截至2022年1月5日，这场水灾已经造成54人丧命，2人失踪，这也是自2014年「东海岸大水灾」导致21人死亡以来的最高死亡纪录。 图／路透社
图／欧新社
▌姗姗来迟的气象警报？
这场雨大概有多大？以巴生谷的重灾区巴生和吉隆坡为例，根据水利灌溉局提供的资料，原本预计12月巴生的总降雨量只有215毫米，但是到了18日凌晨巴生已经录得超过280毫米的降雨量；而吉隆坡每月预计会降下200毫米的雨量，但18日一天之内也累积了超过一个月的降雨量，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更指该州录得380毫米的降雨量，是早前记录最高降雨量之两倍。
超乎正常的降雨使得大部分地区的排水系统短时间内负荷不了这么密集的水量，偏偏这时又恰逢海水涨潮期。为了避免海水反溢住宅区，134个可用于排水的闸门被迫关闭，导致巴生河流域低洼地段在这场大雨中基本都沦陷，不少过去从未发生水患的地区这次也遭殃。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民众措手不及，许多住宅区底楼都遭遇水浸；有些地方的水位突然高涨到4公呎，来不及逃亡的民众只能被困在屋子里、甚至被迫爬到屋顶上等待救援；有些人则在路上被突然高涨的洪水逼得弃车而逃。
然而，面对如此密集又持续时间长的降雨，难道气象局对此无法预期吗？为什么民众没有事先获得警告？
洪水来袭，有些民众在路上被突然高涨的洪水逼得弃车而逃。 图／欧新社
事后，12月19日马来西亚环境及水利部秘书长再尼．乌让（Zaini Ujang）指超出预期的水量是「百年一遇」，而马来西亚气象局发言人宣称他们在一星期前就已经发出「低气压系统移动将带来豪雨和水灾」的警告，他们认为是民众疏忽了气象预报。的确，过去东北季风水气带来的影响是与巴生谷地区居民的生活无关。加上马来西亚多雨的气候本来就是常态，过去的习惯也造就大部分民众对于气象预报不敏感。但是，把责任怪罪在天灾和民众，就意味着政府不需要为此事做检讨了吗？
我认为对于巴生谷的居民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气象局及防灾机构的责任：第一，天气预报是否失准？如果不是天气预报失准问题的话，那么巴生谷地区的居民很大可能事先没有及时接获水灾警报。
首先，我们要确认气象局是否有发出持续大雨警报。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定义，持续大雨警报分为三个等级，即指预计会下一至三天大雨、或是会持续下雨但不至于大雨的第一等级「警戒（黄色警报）」；预计会持续下雨超过6小时、总降雨量至少60毫米的第二等级「严重（橙色警报）」；降雨量预计超过240毫米的第三等级「危险（红色警报）」。
我们可以透过爬梳气象局的脸书与推特帐号来查看该机构发布的气象警报。《当今大马》记者做了查核后发现，大水灾发生以前「政府发出的警告少之又少」。
马来西亚气象局发言人宣称他们在一星期前就已经发出「低气压系统移动将带来豪雨和水灾」的警告，他们认为是民众疏忽了气象预报。 图／法新社
尽管气象局声称他们在12月11日起便发布了降雨警告，但是这些警告只针对其他六个州属，就算到17日早上7时30分发布暴雨警报也不含巴生谷所在的雪兰莪。一直要到17日下午3时45分发布的警报，部分不包括巴生谷的雪兰莪县区才被划入「黄色警报」范围。
而今次水灾的重灾区巴生谷地区（含全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则是要到当天晚上10时45分才升级为「黄色警报」级别，且只持续到隔天。后来18日凌晨1时及中午12时发布的警报，只是提升了彭亨及吉兰丹部分县区至「橙色警报」等级，雪兰莪的等级维持不变。然而到了18日下午2时，包含巴生谷的全雪兰莪突然直接从第一级的「黄色警报」跃升至第三级「红色警报」。
但是，在没有被列为「红色警报」范围之前的巴生谷低洼地区，在18日凌晨就陆续发生水灾。甚至有报导指，当气象局正式对雪兰莪发出「红色警报」时，被巴生河环绕的住宅区「太子园（Taman Seri Muda）」早已被的洪水淹没。换言之，这些居民没有在发生水灾前及时收到警报。
当时巴生谷地区的气象警报。 图／作者整理
其实，相似的事情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上一次因为「热带性低气压29W」带来超量的雨水的2017年11月槟城大水灾也同样也被人质疑是否迟发警报。当时气象局没有估算到低气压「热带扰动」会在槟城逗留15个小时之久，结果槟城在12个小时内降雨量达到315毫米（每日平均降雨量3-52毫米）酿成大水灾。可见相关预报和防灾单位没有对四年前的经验学到任何教训，相似的事情居然还重蹈覆辙。
图／欧新社
水灾期间，一辆汽车上写着「我们要水」。 图／欧新社
另外，第二个问题便是水灾提醒不到位，这也是灾后一直被灾民所诟病。新闻中大部分受访者几乎都不知道气象局曾经发布过相关警报，这显示有关的防灾部门没有积极地将可能会发生水灾的讯号传达给民众。
马来西亚环境部长端易布拉欣在回应有人质疑气象局「只报导会连续下豪雨，却没警告会发生水灾」一事时，该部长反责怪民众，推卸政府传达不利的责任：
「所有电视台都已报导气象警报的新闻，是民众不认真看待看待天气预报，以为水灾只会在东海岸发生所以才毫无防备。」
结果在12月31日，环境及水利部秘书长再尼．乌让在出席国家水灾预测及警报中心的视察活动时表示，其实18日在太子园发生大水灾前6个小时水灾警报系统曾发出警报通知，但由于水位上涨速度过快，导致电力被切断，警报系统也被中断。此外，民众也对类似于救护车等的警报声感到混淆，没有立即撤离。
再尼的发言，完全道出了现有防灾机制警报系统的实质问题。
水灾提醒不到位是灾后一直被灾民所诟病。新闻中大部分受访者几乎都不知道气象局曾经发布过相关警报。 图／法新社
图／欧新社
▌姗姗来迟的官方救灾？
不仅仅是从政府官员到民众都对水灾没有警觉性，就连官方防灾机构对巴生谷会发生水灾的可能性也没有准备。12月22日当地媒体《星洲日报》头版刊登头条新闻，指首相伊斯迈·沙比利承认政府救灾延误，并称政府将应对灾情的重点放在常发生水灾的东海岸地区，而雪兰莪发生严重水灾是意料之外。
整个救灾行动中关于官方救灾的状况层出不穷：
第一是对官方救灾部队姗姗来迟的指控。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灾情最严重的太子园，该地18日早上已发生水灾，但直到午夜许多居民仍未得到救援，有的民众在大水中被困了两天才被转移到疏散中心；有当地志工向《南华早报》记者投诉指官方救援人员直到洪水发生的三天后才抵达现场，民间志工救援队比官方救灾部队更早抵达灾区；一段在网络上疯传的短片指，有灾民向部长质问为何今次官方救援队在「水退之后」才到来，水灾现场只有印尼移工在营救，但过去当水位涨至大腿时军人已抵达现场。
第二，有志工反映官方救援部队准备不足。参与救灾的志工在推特上声称当他们到露营用具专卖店购买救生衣及船只时，惊讶地发现官方救灾部队居然同时也在一旁添购救灾用具；参与救援工作的志工也抱怨，现场理应有官方单位担任协调志愿团队与官方部队救灾，但主导角色的缺位导致救灾工作混乱而无效率；有不少灾民抱怨，挨饿了几天才获得食物补给。官方补给船在24小时后才到达现场，所携带的补给品还不足以应付现场的灾民。导致灾区发生因食物和饮用水的补给不足，大批灾民破门闯入当地超商抢劫食物的事件。
第三，有民众抱怨向官方救灾部队求助时被冷遇。有灾民反映当水淹至一层楼、打电话向消防部队求助时，被获知「仍在可控范围内（still ‘manageble’）」；有灾民指救援船只过门不入，指救援船带有政治目的「选择性救人」，更有的指官方救援队只巡航大路；也有民众在遭到多单位卸责，向军人、NADMA、消防局寻求协助不果后，最后靠志工才成功获救；有的民众为了保命自费花了2000令吉（约13,180台币）聘请外部船只才成功将家人接送出灾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次水灾的救援工作中，出现许多民间志愿团队的影子。水灾发生当下，左图为一名男子用汽艇把受困小猫救出；右图为民众合力救出受困、行动不便的老人。 图／路透社、@MinikaRahim
在食物和饮用水不足的状况下也导致批灾民破门闯入当地超商抢劫食物的事件。图为人们在雪兰莪一家超市里拿走补给用品。 图／法新社
▌所以，天灾管理出了什么问题？
确实，灾区的许多因素——高水位、道路被瘫痪、断电断网等——或许阻碍了救援队伍的搜救工作，耽误了救灾的黄金时间。但不少灾民仍异口同声地批评，过去的救灾情况比今次要好。尤其指过去在发生水灾时军人第一时间便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至少不曾发生灾区内食物短缺的现象。
那么，就此可以反思的是官方救灾机制到底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今次官方的救灾行动会迟滞？以及谁需要对此负上责任？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从新闻堆中可以看到出一些可能的问题。
首先，前气象局总监的访问反映了地方官方防灾机构可能存在过失。贾兰·西蒙（Jailan Simon）在接受《The Vibes》访问时直指，2021年发生在雪兰莪的大水灾是2017年槟城大水灾的重演。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东海岸和西海岸居民对于水灾的反应与当地的防灾机构管理有关。每当气象局发出「黄色警报」后，东海岸的防灾机构便着手调动人手防灾，但是西海岸因为较少面对水灾的威胁，往往达到橙色或红色警报时才开始进行部署，却为时已晚。因此，本次大水灾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
其次，是国家天灾管理机构（NADMA）的失责。2014年大水灾之后，为了改善救灾的协调工作，以及提早应对天灾的发生，政府成立NADMA来取代原本由国家安全理事会（MKN，下称国安会）直接管理天灾事务。本意是使救灾协调更专业化，但是今次NADMA不但没有及时主导本次救灾工作，反而因为行动迟缓、优柔寡断、缺乏协调遭到各方指责批评，更传出有军人等不及该机构的指示便率先采取救灾行动。
政府的救灾不力也纷纷被Twitter网友们拿来嘲讽。例如，左图网友嘲讽补给品之所以姗姗来迟，原来官员是为了要等有标志的箱子印好才能送到灾区；右图则嘲讽首相伊斯迈巡视灾情的方式，原来是乘坐在豪华汽车里与灾民们打招呼说话。 图／@CenPolo、@Haziq_Escobar
「在丽娜哈伦之后」（Selepas Rina Harun）——灾后，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长丽娜哈仑清理沟渠的画面被拍下，遭网民批评作秀；不久后，首相伊斯迈举起铲子工作的几秒画面也被网友们拍下，讥讽就是为了拍照和演戏。 图／Tiktok影片截图
此外，救灾过程中还发生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就职权上的争议。例如针对此次灾情最严重的雪兰莪地区而言，雪兰莪行政首长的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和联邦政府的内阁部长之一诺奥玛，两人皆称自己是可以动用国安会资源（如调动军警）去救灾的国安会州主席（经澄清，阿米鲁丁接管的其实是另一个专门处理天灾管理的委员会的主席职。）。但事实上，相关启动国安会资源的权力由州秘书主持，意即：必须由州秘书向国安会州主席提出建议，后者才能进一步向中央发出请求。
所以，究竟在过程中哪个环节疏忽导致拖延军警救灾？其原因有待后来厘清。但是这一插曲，反映的是不仅民众对防灾机制和官方救灾的负责单位感到混乱，就连政治人物本身对于自己在防灾和救灾工作中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也不清楚。
在此次灾难里，马来西亚执政党成员不仅在救灾工作表现无能，其公关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这一系列荒谬行径包括：青年体育部长阿末费沙穿着光鲜亮丽为水灾救援志工推介礼「开幕」、妇女部长丽娜哈仑在大饭店内召开水灾援助金推介礼、伊斯兰党中委哈丽玛庆幸水灾「只牺牲了一些生命」，并呼吁「一起来停止不道德与减少罪恶之事」。甚至，有网民拍到在灾区的救护车必须先让首相的车队经过。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MCMC）要求推特删除这些批评政府的贴文，结果遭后者拒绝。
针对苹果公司总裁库克（Tim Cook）12月21日在推特发文表示，要协助马来西亚政府赈灾。网民在表达感谢之余，却也要求他「不要捐给政府」，希望库克将款项捐给NGO。更有网民发起「#不要在这捐钱（#DoNotDonateHere）」号召不要捐献给官方的赈灾基金。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天灾后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在捐钱事务上表露无遗。
水位退去后，受影响灾民开始整理与清扫家里。 图／欧新社
图为当水位渐渐退去后，混乱灾难现场发现的一张照片。 图／路透社
▌众所纷纭的水灾因素
关于造成本次巴生谷严重水灾和彭亨洪灾的因素，目前仍然众所纷纭。每个发言者总有自己的议程设定，马来西亚的政务官没有因为失责主动请辞面对选民的传统，政府往往会把灾难的发生归咎于异常的降水量或民众乱丢垃圾阻塞排水系统；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则是责怪政府因经济利益默许森林滥伐，或是因为城市发展造成坚实的地标无法有效吸收水分；在野党总是抓紧机会批评执政党，责怪政府在排水系统规划上的偷工减料或缺乏前瞻性。
究竟是垃圾堵塞排水？排水系统能够承载的水量不够大？城镇缺乏蓄水区？缺乏绿化或森林过度砍伐造成没有足够的土地吸收水分？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更需要具体的研究来查明真相，而非动辄一句「气候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次水灾的救援工作中，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意代表与民间志愿团队的影子。因为1966年以后地方议会选举的取消，马来西亚的县市机关由不需要接受民意检验的公务员来操盘，他们对救灾工作没有直接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地方救灾工作经常由当地的「人民代议士」——即民选的国 / 州议员组织志工来承担。然而，因这一些地方民代与当地民众关系较为紧密，也拥有选区内灾民的资料，所以他们所领导的民间志工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到达灾区内进行精准的协助。
因此，由上也显示马来西亚的社会基层不乏有活跃及有效率的民间力量。但要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并整合到总体的救灾行动中，并与官方团队协调救灾行动，是领导救灾的国家机构往后需要思考的。
若要制定解决方案应对未来可能再度发生的灾难，在国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起灾难的根本原因才是厘清真相的最佳方式，马来西亚首相已经宣布要在2022年1月20日召开特别国会来讨论本次水灾的事务，后续问责情况或许会在国会上提出。
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只有在应对危机和风险的挑战中才能经受检验。本次的水灾从预防灾害警报系统的缺失，到发生灾害时救灾行动的滞后与混乱，以及散后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无不将马来西亚长期以来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是天灾或是人祸？官方有没有比从前进步？我想这已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图／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