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钱穆遭阿扁攻击 得意门生却不说话

我的几何人生：从贫穷少年到数学皇帝 丘成桐自传（联经出版）

参加中研院的院士会议，我也有很多收获，认识不少一流人物。例如卓以和一九四九年由大陆到香港，就读培正中学，是大我十几岁的学长。他是物理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做第一流的工作，在美国拿到两个极为出色的奖项：美国国家科学奖（又称总统科学奖）以及美国国家工程奖，连最出色的科学家都难达到这个成就！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的还有冯元桢，他是我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时认识的生物工程学家！

在人文领域方面，我认识了何炳棣、余英时等大名鼎鼎的学者。何先生最有意思，很快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他说话很直爽，大概也得罪不少人，但是大家都尊重他的学问。何炳棣喜欢和我谈很多有趣的时人内幕，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的八卦。何的著作刚出版时，不愿意和同行讨论，先送给杨振宁和我，看我们有甚么反应。他认为我的意见不错，但有一次我让他很生气。何炳棣很留意北京清华大学李学勤参与主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计划，何炳棣认为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虽已佚失，但仍有很多可靠的地方，但是李学勤他们却不以为然。于是何炳棣叫我写信给北京中央抱怨李学勤，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资格写这封信。听说他之后找了李政道帮忙，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是何炳棣的爱徒。何炳棣从芝加哥退休后，住在加州尔湾，我有机会就会去看他。他那时年纪九十岁了，两个离婚的儿子和他住在一起，父子三人相处，蛮有意思。他九十五岁去世，我觉得很伤感，痛失良师益友也！

我帮父亲出版的《丘镇英论文集》，何炳棣写了一篇序，另一篇序是饶宗颐教授写的，饶宗颐和我父亲在汕头时就相熟，何炳棣和其他知名学者都很推崇他。有次在推选院士时，某人在饶宗颐的一篇论文找到一些小毛病，竟说他抄袭，害他没有选上院士。从此他也不再参加候选，这其实很可惜，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高深。

我在中文大学的哲学老师叫劳思光，他的学问高深博大，大家都很喜欢上他的课，尤其他教授的中国古经学，让我获益不少。劳思光上课时会别领结，令学生印象深刻。劳思光退休后台湾已经解严，因此从香港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二○○二年院士选举时，他的票数不足，到第二轮投票还差不少票数，尤其是文科组的票数不够情况危急。于是我在大会发言，说明中国哲学对中央研究院极为重要，不可以不留意！投票结果出乎我意外，他的票数竟然超过知名哈佛教授杜维明，当选院士。劳老师已经去世，我跟他不算熟悉，以后见面也没有提到此事。

我在台大访问时，友云和我偶尔会参观故宫博物院。饱览这些国宝级的收藏之余，往往想起钱穆先生以前在外双溪居所素书楼就在附近，当然那时他已逝去多年。

回想我一九九○年前几次短期访问台湾，总会抽空去探望钱穆夫妇。他们和先父在香港时相当熟识。钱家在沙田西林寺边，每有节日，我母亲总叫我送粽子、月饼、年糕、鸭子到钱家。当时我十一岁出头，主要是和钱夫人交谈。有次送年礼，她很高兴，和我父亲说我很有礼貌，说我一定有出息。有一年她回送一颗腊猪头，我提回家后兄弟姊妹既开心又惊讶，因为从来没看到过。我父亲有时会带我一起拜访钱先生，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我在旁边聆听，不敢说有收获，却能体会做学问的乐趣。一九六三年我父亲过世，钱先生亲来拜祭，还资助金钱给正困窘的我家，我对钱穆夫妇十分感激。

一九八九年或九○年，我到外双溪素书楼拜访钱先生，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他已经目盲，但还是很关心学术问题，着实令人敬佩。那次他说素书楼本来是蒋介石签署让他们在台湾住到过世的住所，但那时立法委员陈水扁质询他的合法性，后来高玉树又因为私自的政治目的在报纸上攻击钱穆，我听了心中很难受，但我不懂台湾政治，不知如何帮忙。后来听说钱先生迁出不到一年就去世（按：一九九○年八月底），令人悲痛！现在回想觉得很奇怪，钱穆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事发之时，位高权重的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为什么不愿意出头说话，尤其台湾很看重的余英时是钱先生的得意弟子。

我在素书楼看钱夫人服侍他，帮忙他写作，她对钱先生佩服之情，不言而喻。当时我曾和她讨论如何出版先父遗作，她很积极帮忙，找了几位钱先生的学生和我讨论，还送了一套钱先生的作品给我。钱先生逝去多年后，我在台北拜候她一次，之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听说她得了老人病已经去世（按：二○一二年八月底）。总之，钱先生一生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风骨，钱先生去逝以后，很难再见到这种匹夫为百世师的学者了！（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