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獨裁者平反？愛沙尼亞面對的「領袖銅像」

接过共和国之剑的爱沙尼亚新总统，卡琉莱德（右）。 图／爱沙尼亚总统办公室

去年10月10日刚就任的爱沙尼亚新总统葛丝蒂．卡琉莱德 （Kersti Kaljulaid），是该国第一位女性元首，作风独特且富有话题性。不仅在就职典礼当天打破惯例，婉拒参加教会仪式，也在去年圣诞节前受访时，面对记者表示「上教堂也是圣诞节的一部份」，她旋即回答「我才不去！」，随后强调：

每个人都得享有自由的权利，信神的权利和不信的权利是一体两面的。

这段对话，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今年1月20日在受访时，卡琉莱德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作为一国元首，她不仅反对在首都塔林设立已故前总统康士坦丁．派兹（Konstantin Päts） 的纪念雕像，也不会出席开幕典礼。这番言论开启了至今将近一个月的激烈论战，在各大报、广播电视和网路平台，许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究竟派兹为何这么富有争议性，能在这个小小的北国引起这么大的风暴呢？

已故前总统康士坦丁．派兹——爱沙尼亚开国元老、五任总理、也是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最后沦为苏联占领下的头号受难者。 图／维基共享

派兹是爱沙尼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至今其历史地位仍然暧昧不明，正是因为他复杂的多重身分——既是开国元老、五任总理、也是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最后沦为苏联占领下的头号受难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爱沙尼亚面对严峻的世界情势，一边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革命」夺权后、深陷内战泥淖的俄罗斯；另一边则是步步进逼的德军。要是不想在战后被德国兼并、又或是活在俄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话，宣布独立似乎成为爱沙尼亚唯一的选项，因此，爱沙尼亚自治省议会选出了由三名成员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派兹也是其中一员。

救国委员会起草了「致爱沙尼亚人民宣言」，并于德军进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开宣布爱沙尼亚主权独立，并于当天成立临时政府，由派兹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并曾于独立战争期间 （1918-1920） 兼任战争部长，在英法等协约国帮助下，成功击退由东进犯的苏俄红军，以及仍滞留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边境地区的德军，因此在爱沙尼亚建国之初，派兹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934年初，公投通过的新宪法生效，爱沙尼亚将从议会民主制转型成总统制，派兹从建国之初就不断认为应该修宪，将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中，有强而有力的领导人才方便推行政策；然而此时，面临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他的胜算看起来并不乐观。声势最高的，是极右派「爱沙尼亚独立战争退伍军人联盟」（独退盟）推出的候选人。

就在总统大选前一个月，时任过渡政府总统的派兹突然发动政变，任命独立战争英雄尤翰．莱多涅（Johan Laidoner） 为总司令、宣布戒严、选举延期、将独退盟的重要成员悉数逮捕，开启了长达六年的独裁统治，又称「静默年代」。爱沙尼亚的民主制度不过撑了十六年，便不敌强人的野心而崩坏了。当时派兹声称政变手段是「先发制人」，因为独退盟即将用武力夺权，不过这只是无稽之谈：独退盟的总统候选人声势大好，又怎么有夺权的必要呢？

救国委员会起草了「致爱沙尼亚人民宣言」，并于德军进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开宣布爱沙尼亚主权独立。 图／塔林市立博物馆

就在总统大选前一个月，时任过渡政府总统的派兹（左）突然发动政变，任命独立战争英雄莱多涅（右） 为总司令，宣布戒严。 图／维基共享

1939年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中涵盖了一条瓜分东欧的密约，波海三国、芬兰、以及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被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密约签订后不久，二战爆发，苏联开始施压波海三国和芬兰，与其签定军事互助条约——但爱沙尼亚与芬兰此时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芬兰和苏联的冬季战争开打，不仅战胜强邻，也得以保有独立地位。而派兹则是屈服于史达林的威迫，迅速签下条约，同意苏联红军进驻爱沙尼亚，派兹从此沦为苏联魁儡。隔年，面对史达林的最后通牒，派兹下台，苏联随后正式并吞爱沙尼亚，派兹也被苏联强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最后客死异乡，其遗骨一直要等到1990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爱沙尼亚文化遗产协会的帮助下，迁葬回塔林的家族墓园。

从风光一时的独裁者，沦为敌国的阶下囚，如此戏剧化的转折，令人不胜唏嘘。也正应为派兹的一生充满了这么多戏剧化的转折，如何评价派兹对爱沙尼亚的贡献，从苏联占领的那一刻开始，便成了相当敏感的话题。

在苏联高压统治之下，爱沙尼亚本土唯一的正确共产党史观，是将两次大战之间的独立期间视为「布尔乔亚独裁政权」，而派兹专制政府则是将独裁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法西斯独裁政权」——而幸好苏联红军从法西斯的手中「解放」了爱沙尼亚。不过海外流亡的爱沙尼亚知识份子，早就对派兹的历史功过展开论战；其中不乏在派兹专制政权下被噤声的反对派，却在亡国后，将派兹捧成十字架上背负爱沙尼亚悲惨命运的受难者：在苏联占领下的爱沙尼亚，光是在1940到1941年间，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特务逮捕、集体枪决、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的劳改营。和这么骇人的待遇相比，一旦回忆起短短二十年的独立期间，不管是黑的白的灰的，全都沾染上了一层玫瑰色的糖霜。

在史达林的胁迫下，1940年派兹被迫下台，苏联随后正式并吞爱沙尼亚，派兹也被苏联强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最后客死异乡。 图／维基共享

在苏联占领下的爱沙尼亚，光是在1940到1941年间，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特务逮捕、集体枪决、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的劳改营。图为西伯利亚流放纪念。 图／法新社

正因如此，从二战结束到现今，关于派兹的论战，从来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无可避免的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派兹是建国英雄还是灭国罪人？为什么他让苏联不费一兵一卒，就让爱沙尼亚无声无息的投降了？要是他没有政变独裁的话，我们会不会能跟芬兰一样，维持自主独立和高度经济发展，就跟其他北欧国家一样？

也许是因为太过敏感，没有政府官员出来对派兹立碑发表意见，因此卡琉莱德亲下战场，更显得勇气十足。身为民主程序选出的总统，卡琉莱德毫不留情地批判派兹，抨击其罪过就是亲手扼杀爱沙尼亚民主政体，而专制政体让当时原本就严峻的地缘政治变得更糟：

当参与决策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政客所能依赖的人手就不够了。

换句话说，要是当时爱沙尼亚和芬兰一样，都有民主政府，那么史达林便不能借由施压数个派兹政权高层，就轻易达成目标。民主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建立层层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掌权者滥权、迳自做共识基础薄弱的决策。当时芬兰面对苏联施压，便是用总统不能迳自决定签约，而是要经过国会讨论和同意等程序作为理由，争取谈判弹性和时间；然而当时的爱沙尼亚，却是派兹一人说了做主，爱沙尼亚会如此轻易沦为苏联囊中物，派兹不能不负大部分责任。

卡琉莱德总统（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派兹，抨击其罪过就是亲手扼杀爱沙尼亚民主政体，而专制政体让当时原本就严峻的地缘政治变得更糟。 图／爱沙尼亚总统办公室

然而对支持设立派兹雕像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无论功过，派兹的确在爱沙尼亚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虽然在派兹的家乡有纪念碑，然而首都塔林却连一座纪念碑都没有，因此应该趁爱沙尼亚建国百年纪念这个重要的场合，替派兹这么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在国会旁的公园设碑纪念才对。

发起立碑的数个民间团体，包括爱沙尼亚文化遗产协会以及私立派兹博物馆，他们也同步发起了募款活动。目前根据该立碑计划网站，已经募得超过一万欧元（约33万台币），可见大众对派兹纪念碑仍是有相当支持度的。然而，派兹早在塔林另一端的总统官邸，留有各式各样的纪念碑，又何须再立一座？何况设碑计划的地点也不是全无争议：藐视国会民主的派兹雕像要设在国会旁的公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此外，另一吊诡现象是，和卡琉莱德一同站在反对立碑阵线的，是极右派政党「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EKRE），他们一向主张恢复独退盟的名誉，因此迫害独退盟的派兹，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头号敌人。EKRE的国会议员麦迪逊 （Jaak Madison） 就在脸书上称赞卡琉莱德直言不讳的勇气，感谢总统指出了专制的派兹必须为灭国悲剧负责。当然，另一个在极右派网站上流传的理由是：派兹血统不纯正，因为母亲是俄国人，因此派兹会把国家卖给史达林也是无可厚非；然而这部分，不过是民族主义作祟的阴谋论罢了。

支持立碑的一方也有重量级人物快速重砲回击。国会议员克洛斯 （Eerik-Niiles Kross） 2月7号在《信差报》（Postimees）上发表长达两页的评论，描述派兹是如何在苏联统治时期，成为爱沙尼亚人默默抗俄的象征，以及苏联和俄罗斯是如何不计一切手段，来污名化派兹，并用心理战摧毁爱沙尼亚的身分认同与自我价值。他批评卡琉莱德时空错乱，拿现在的价值来评断过去：「这就跟欧巴马只因为美国国父蓄奴，就拒绝出席华盛顿纪念雕像的揭幕仪式一样」。

该不该为派兹立碑？反对派任为专制的派兹头必须为灭国悲剧负责；但支持派则反讽对手时空错乱，拿现在的价值来评断过去。 图／路透社

然而，派兹的问题在于他走了回头路、不顾反对意见、摧毁民主，这与华盛顿蓄奴的例子，无法相提并论。美国建国之际，蓄奴并无违法，连废奴先驱英国都要等到十九世纪初才逐步解放奴隶；但是爱沙尼亚建国之际，起草宪法的政治菁英们早已建立完备的民主制度，不分男女贫富都享有参政权和投票权，因此拿民主价值来评判派兹，并非是时空错乱之举。即便是对30年代的爱沙尼亚而言，民主制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卡琉莱德在脸书上对克洛斯的回应是：爱沙尼亚建国要感谢许多人无私的奉献，而在爱沙尼亚建国百年之际，最应该感谢的是宣布爱沙尼亚独立的救国委员会。另外，要谈帮派兹立碑纪念的话，就不能不谈「静默年代」、威权政治洗脑、以及当时反对派政治领袖的愤恨不平。因此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由国家出资，不替个人立碑，而是帮救国委员会建碑纪念。

这样的替代方案，不仅回避了对派兹个人的领袖崇拜，以及与当代爱沙尼亚民主价值的激烈冲突，也将焦点重新摆回建国百年这个场合，究竟该感谢哪群人才对。毕竟建铜像、纪念碑等等，并不全是为了过去而立碑，而是为了当代人而立：毕竟立碑纪念的不是死板板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是这个社会目前所重视的价值观或史观。与其像克洛斯一样，担心不帮派兹立碑，就是沦为俄罗斯的同路人，不如好好珍惜现在爱沙尼亚稳固的民主制度，并认知到对付强邻最好的武器，就是巩固民主价值和赞扬民主典范——而派兹绝对不会是爱沙尼亚民主最好的代言人。

对付强邻最好的武器，就是巩固民主价值和赞扬民主典范——而派兹绝对不会是爱沙尼亚民主最好的代言人。图为1939年，派兹为自己在家乡的纪念碑揭幕的仪式。 图／Pärnu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