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有明天》如何以一部庸俗喜劇打敗《芭比》?

义大利票房号召力最强的明星之一、女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宝拉·寇提莉丝，于去年八月推出了她的导演处女作《我们还有明天》。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引发广泛关注，迅速成为本土票房的冠军，超越了当时轰动全球的国际大片《芭比》和《奥本海默》。在同样探讨女性困境的题材下，为何《芭比》在义大利却敌不过《我们还有明天》呢？这背后是否透露出义大利观众对本土文化与女性议题的特殊共鸣？

《我们还有明天》以二战后的罗马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家庭主妇迪莉娅的故事。她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和不平等对待，但依然默默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直到一封神秘的信件出现，才激发了迪莉娅的勇气，让她开始寻求更好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整个欧洲几乎都经历过第三波女权运动，义大利也不例外，正处于「#MeToo运动」的浪潮中，这表明义大利女性在法律改革和社会认知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然而，《我们还有明天》并未直接探讨当代女性的处境，而是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初，而且，影片还以典型的三幕剧结构呈现了传统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并在喜剧的包装下，通过略显庸俗和戏剧化的情节来传达观点。尽管如此，这种手法或许正是让片中女性赋权等资讯吸引广泛观众并促使其反思的重要关键。

尽管义大利社会在性别平等的讨论上取得了进展，但许多传统价值观仍然深植于日常生活中。加上以家庭为本的文化结构，让迪莉娅在剧中面临的困境，即便放在现今的义大利，依然具有高度的现实关联性。有人或许会疑问：「为何义大利人对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女权运动，依然抱有如此强烈的兴趣？」这可能是因为许多观众希望反思这些运动的成效，并了解女性权利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一步步争取而来的。在当前社会对性别暴力和女性权利的讨论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再加上宝拉·寇提莉丝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这部电影成功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即使这部作品取得了亮眼的票房成绩，我仍然认为它的电影叙事在当今义大利影坛中，无法带来显著的技术或文本突破。即便影片强调了性别平等制度化的重要性，我也认为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误导观众。当今女性所面对的挑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明了。如今，高墙已经倒塌，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辨别高墙遗留下来的碎片」。如果仍然握着粗糙的工具，不加思索地对心中不满的事物狂敲猛击，那么不仅无法精准命中目标，甚至可能会误伤他人和自己。

因此，尽管《我们还有明天》代表了宝拉·寇提莉丝的一次重大突破，我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无法成为「当代电影」，它更多的是当代风潮的反映。然而，作为她的导演处女作，宝拉·寇提莉丝展现出的导戏功力确实不容小觑。希望她能以此次成功为基础，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更具价值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