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炫技就是让观众看不出炫
◎唐山
“有古早刑侦剧那味儿了，保底8分作品！喜欢这种没有‘炫技’能沉心静气踏踏实实讲故事的作品。纪实性，生活流，烟火气，细节派，老戏骨，群像戏，淡定从容，静水流深而又引人入胜，年代氛围和沉浸感拉满！现在的国产剧能出一部这样的作品真不容易……”一位网友这样评价《我是刑警》。
刑侦纪实剧《我是刑警》火了，在豆瓣上，评分已达7.8分，网友们纷纷给出“预定年度剧王”“很久没看过这么规整的破案剧了”“真实案件改编很接地气”之类嘉评。
需注意两点：许多评价基于剧中的第一个故事，它可能是《我是刑警》中最精彩的部分；该剧的宣传策略对网友判断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网友们的评论看，不论喜欢不喜欢《我是刑警》，均将“真实”与“炫技”对立了起来，这就忽略了，影视的“真实”往往是“炫”出来的，如何“炫”好，才是真问题。
“爽感”从何而来
点赞《我是刑警》的网友，多强调其“真实”，隐含着三个判断：真实就是好的；表现真实不易，会受各种因素干扰；我觉得真实，就是真实。这三个判断的最大问题是“模糊”，因尺度在我，而人很难真正了解“我”，往往不自觉地把一些外在因素纳入其中。
以第一个故事为例，原型是1995年“鹤岗1·28”持枪抢劫案，现场留下11具尸体，震惊全国。
旧案重提，似乎很“真实”，却忽略了，《我是刑警》将该案讲了三遍：一次是客观呈现，一次是警方在侦破过程中还原，一次是歹徒在受审时交代。每次都采取了“遮蔽”的手段，刻意不呈现全部事实，只有将三次讲述串联在一起，才能明白其真相。
在讲述中，《我是刑警》至少加入两段干扰性陈述：一是破案过程中，警方多次推理，有的推理远离事实；一是审讯过程中，歹徒刻意编造虚假事实，如果不是在主犯妻子身上取得突破，很难看出破绽。
为何要把一个故事讲得这么多次、这么零散？这就是“炫技”。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盖弗说：“可供性是世界的财产……当可供性是可感知的，它们提供了感知和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所谓“可供性”，即人看到的世界不等于真实，它是主体感受的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红色”并不存在，只是光谱中的一段。
人眼并不客观，观看也不客观，但人类通过不断观看、不断试错，逐渐靠近真相，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是刑警》恰恰利用了这一心理过程，不断提供案件的碎片，鼓励观众自己一次次建立其中逻辑。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疑惑、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当案情豁然开朗，“爽感”便涌上心头——很难说清为什么会“爽”，只好称它为“真实”。
换言之，案情本身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现案情的过程能契合人类认识“真实”的心理过程。
巧妙地拿捏了人性
传统影视剧的基本传播过程是“创作者—作品—受众”，而《我是刑警》则是“创作者—隐含创作者—受众”。
二者的区别在于：“作品”是创作者给定逻辑，受众被动解码，所以存在“看懂”和“看不懂”的区别；“隐含创作者”则是开放的，创作者将素材、故事的可能逻辑、氛围、细节等打包交给受众，让他们自己去创造逻辑。文本从单向流动，变成创作者与受众互动。
受众得到更多的创作空间，就会产生“真实”感——毕竟，每个创作者都坚信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受众们觉得《我是刑警》真实，应理解为巧妙拿捏人性的回报。
所以，《我是刑警》的线索纷纭，但真正的答案常在线索之外：以剧中“赌场爆炸案”为例，原型是2014年发生在贵州凯里的一起真实案件，警方对爆炸现场进行了长达数十天的清理工作，最终从一块电路板残片上找到突破口，审理过程反而相对轻松。出现线索、线索中断、再出现线索、线索再中断……只为叙事清晰、简洁，很多线索似乎是冗余，但“随立随扫”，更容易带来“沉浸感”，该故事被网友们称为“曾国藩式破案”，即“扎硬寨，打呆仗”，而坚持后的豁然开朗，与普通观众的生活经验形成共鸣。
再如剧中的张克寒，原型是犯罪分子周克华，他在8年间，跨江苏、重庆、湖南三地，作案9起，枪杀11人，打伤5人，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在剧中，警方判断张克寒的钱快花光了，可能马上再作案，提前布控，但事实上，张克寒此时包养了情人，一口气便拿出几万元，似无经济压力。然而，张克寒确实选择了再次作案，被警方击毙。张克寒案充满偶然性，但大家的猜测均落空，却因契合了现实的复杂性，反而让人觉得“真实”。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新事物，在美剧中常见，国内许多成功影视剧也采用过类似方法，但《我是刑警》使用得更成熟、更老练，几乎每个故事中都以此串联。
会讲故事，不会讲价值
这种叙事方式也有明显缺点，即“似活实死”：
首先，受众不会主动参与创作，必须将他们吸引过来，这就要人为加入更多刺激镜头，吸引他们的好奇心，有时滑向暴力、血腥等。
其次，开放性带来多元选择，由此形成的张力，可能造成叙事失败，使受众不知所云，而创作者加入暗示元素，又会带来用力过猛、线索过密、信息量过载的感受。
表面看，交互性叙事方式给了受众更多创作权，但实际上，如杂技师手中的飞刀，只是看上去离手。不论文本怎样开放，创作者始终在幕后控制，而控制带来重复，绕来绕去，又会回到俗套中。所谓迷宫式、复调式，只是讲故事的技巧在变，故事本身的质量并没提高。
在这种叙事方式下，让观众产生沉浸感的是解码过程，而不是故事本身，更不是故事中的人。于是，观众可能与负面人物产生共情。
以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末路1997》为例，杀人犯白宝山被一些观众视为“英雄”“有本事”“结局有点可惜”，剧中正面人物反而较少被关注。观众通过影视“参与破案”，会不断猜测罪犯的行动轨迹，更关注技术判断，忽略了价值判断。一味追求强调“文以载道”不妥，但变成“道以载文”，亦非正途。
在《我是刑警》中，采取了对抗策略。比如第一个故事结局后，不惜牺牲叙事节奏，留下半集，正面表现秦川等公安干警胸怀理想、勇于担责、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剧中，类似内容还有不少，只是叙事手法陈旧，体现在：一谈热爱工作，必强调对家庭的亏欠；一表达事业忠诚，必大词不断、音量提高；一遇困境，必茶饭不思、乱发脾气；一成主角，必事事成功，人格完整……
令人好奇：为什么一谈价值，创作者们就突然不会讲故事了？就在叙事策略上，突然变得笨拙？
关键在如何“讲述真实”
在《我是刑警》中，许多网友对秦川扮演者于和伟的演技提出批评，认为表演痕迹过重，人物挖掘的深度不足。
也许编剧、导演应负更多责任，而非演员。《我是刑警》中的秦川被预设为完美人物，办事干练、极端智慧、认真负责，唯一缺点是脾气急躁，也被框定在“想做事”“对事不对人”的范围内。无人性缺点，即难建立性格成长史，秦川成了“天外来客”。再好的表演者，也难演绎出这种生活中很少出现的人物。
在第一个故事中，秦川破案的动力来自他的师傅被杀，却没表现他和师傅间的感情；秦川与上级产生矛盾，被解释成“性格缺陷”，上级不得不差点牺牲，向秦川证明自己；为打动观众的情感，编入战友遗孤与同为警察的母亲间的冲突；所有正面角色都会随机发表一段激情而崇高的言论，彼此几无区别……
好人就是毫无缺点的人，群像就是大家都一样，困难就是工作与生活之间难兼顾，“好人”之间的冲突都是误解。智慧如秦川，必须丧失理性地怼领导，必须“突然”发现领导的优点，必须“真诚”悔过……表面看，《我是刑警》太想正面引导观众，不惜损失真实性，仔细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成本最低、容易操作、不用深入思考的通关术。
有网友建议：创作者们应下到警队中生活半年，深入了解基层刑警的真实生活，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去想象。
其实，只“了解真实”是不够的，关键在“讲述真实”。毫无疑问，《我是刑警》是近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它所呈现出的，是当下普遍存在的创作困境：讲案情有美剧等可模仿，而讲价值，亟需更优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