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活下去》（上）：北韓大饑荒，世紀末的「苦難行軍」
「倒地不起的孩子，大家只能视而不见...」示意图，图为北韩大饥荒期间，一名当地孩童在焦枯的田埂间爬走。 图／美联社
▌本文为《我想活下去：从大饥荒与我最幸福中逃亡，两韩女子的真实对话》（大田出版，2020）书摘
一九九六年的盛夏，人行道开始出现倒地不起的孩子，大家只能视而不见。
一九九○年代绝对登得上我国历史最悲惨的十年之列。没有瓦斯烧厨房锅炉供暖，夜里油灯取代了电灯，往河边取水的水桶取代了自来水。配给中心的物资供应开始出现短缺；自此，人民只能从黑市换取粮食。
报纸把罪魁祸首指向旱涝为患所导致的农作歉收，却对一九九一年的苏联解体一事只字未提，而北韩在农业生产这方面是极度仰赖苏联的。于是开始了我国称之为「Gonan Eui Haeng-goon」的「苦难的行军」，往后的几年，我们确切地体会到了苦难的真实规模；这是一段长达十年的无力与绝望。官方的说法是起自一九九四年，实际上早在一九九一年我们就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北韩大饥荒的「苦难的行军」，是一段长达十年的无力与绝望。官方的说法是起自一九九四年，实际上早在一九九一年我们就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图／美联社
一九九一年，我父亲心脏病发。他被迫留在家中休养，薪资因此中断数月之久，家用自然得另做他想。幸好母亲做的小买卖，生意相当兴隆，一家人才免于流落街头。由于缺电，火车停驶，妈妈必须跟一些小货车司机打交道，才能将她的鱼干和鱿鱼干载到茂山去卖。茂山是一个邻近中国的边境城市。她有着老到的生意头脑，用酒、香烟或现金贿赂货车司机，偷偷钻进货车后车斗，平常用来堆放载运货物而非乘客的地方。
因此常常一出门就是几个星期之久。她到东北海岸采买晒干的鱼、鱿鱼和海参，然后运到茂山转卖。回程则带回电气设备、鞋子和衣服，摆在我们家附近水南区和班竹地方的市场摊上卖。一天，她回家时甚至带了一台收音机回来。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有了它，我们可以收听歌颂金日成的歌曲。
当时只有一家广播电台，但能够听到音乐这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我还记得普天堡交响乐团演奏的一首曲目，是为了庆祝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我军大败日军而谱的曲子。我最喜欢的乐团是王在山交响乐团。一九三三年稳城的王在山战役结束后，为了彰显金日成召集大会，为被殖民的朝鲜抗日活动注入新动能而成立。
我父亲对母亲的商业行为非常不以为然，但他不得不承认，多亏了她，我们才能穿上中国制的漂亮衣服，我们才有玉米和马铃薯填饱肚子。
母亲带了一台收音机回来...，有了它，我们可以收听歌颂金日成的歌曲。图为1945年，金日成在平壤南方近郊，与当地农夫「恳聊」的官方释出照片。 图／美联社
一九九一年，我的弟弟正镐已经是仪表堂堂的十五岁少年了。平常穿着一件附有可拆式白色衣领的黑外套，他非常爱惜这件外套，每天晚上都自己亲手刷洗，还有一双同样是中国制的白色球鞋。他身材高瘦，气质优雅，对自己的外表也非常重视。
我还记得他甚至会踩母亲的缝纫机补缀钮扣。正镐不仅外型出色，也非常用功，足球更是踢得一把罩。他还当上了本地足球联盟队的队长，这个虎虎生风热情洋溢的运动员，未来前景必然是无可限量。他经常带他的好友朴成镇到家里来，我们一起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刻。
同班同学中，当然也有不是那么有志向，放任自己随波逐流，抽烟，甚至吸食大麻的人。他们完全无视可能在批判大会上遭人举发受惩的风险。清津的马路边上就长着大麻，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可以制成毒品，还认真地捡拾掉落地面的种子交给政府，就像八○年代大家养蚕送茧一样。这些青少年根本不知道他们吸食的是毒品。他们以为大麻只是另一种烟罢了。
一九九一年九月，我开始在清津北部的庆高里洞中学教数学，虽然全国笼罩在晦暗的低气压之中，我却很喜欢我的工作。多亏了母亲，我才能得到这个职位，她又一次熟练地运用贿赂机制，往清津大学毕业生分发部门的负责主管奉上中国香烟、鱼干和鱿鱼干。也多亏了她，我才逃过下田当农妇的命运，因为这才是「农业和气象学」专科毕业后理所当然的出路，对此我非常感激她。
「多亏了她，我才逃过下田当农妇的命运...」示意图，图为北韩90年代饥荒期间，中学生下田帮忙农务。 图／美联社
每天早上七点，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学校大门口上悬挂的口号：「教育万岁，教育万岁，教育万万岁！」
十二岁时，我也是怀抱着同样感动和兴奋的心情，踏进南清津中学的大门，想着跟新老师相见欢。十一年过去了，一九九一年，二十三岁的我，成为老师了。
我的班上有四十多名十二岁的学生，未来的六年，我都是这个班的班导，也就是说，我会一路带着他们完成中学学业。其中我最得意的门生叫朴宥美。她的成绩虽然称不上优异，但脸上始终挂着笑，做功课也从不马虎。我经常遇见她，因为她跟我住在同一个区里。有一次我们路上相遇一起同行，她跟我说她家里有四个姊妹，她是老幺，她的父亲呼应国家的征召，志愿前往利比亚工作，这样才能养活家里的五口人。
我的时薪介于十到二十韩圜之间（以今日的汇率计算，还不到一分欧元），拿的是现金。薪水不高，但符合新进教师的一般薪资水准，我自我安慰，期许自己只要努力拚升级，就能加薪。我通常会在学校待到晚上八、九点，先准备明天的课，然后再利用剩余的时间复习我准备要参加的考试科目，要通过考试才能晋级。我还以为大学毕业就可以摆脱一切的测验和检定了呢……教师的圈子其实非常政治化，而且阶级分明，如果不想惨遭灭顶，最好尽快搞清楚这个系统！
要养足多口家庭，每一口饭都得来不易。 图／美联社
在庆高里洞中学任职刚满一年，我就发现班上的学生有了变化：因为总是饿着肚子来上课，他们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一个个垂着头挨着桌面，连写字的力气都快没了，更别说集中注意力听课了。我觉得自己白费心力又没用。想当年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坐在讲台下头的我，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与信心，一心只想让老师高兴，为国家增光！
一九九二年二月的某一天，我们的楼长恩珠妈妈，在公寓大楼的入口贴了一张海报。
这是金日成为儿子金正日五十二岁生日所写的诗。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遇见她，她对我说：「要好好背熟。」
百姓无米，领导写诗。图为北韩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图／美联社
迫于她身为楼长的职务，恩珠妈妈必须装出严厉的表情，但事实上，她是位温柔可亲的大婶。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二楼。一九九○年我们搬进这栋新建筑，「清津港公寓」，她尤其热烈地欢迎我们加入。
「噢？」我无精打采地回应，因为我已经累了一整天。
「是啊！大家都要好好地背熟，没有例外！」
我当时饿得要命，累得精神恍惚，而且刚刚在街上被密密麻麻都是乞丐乞讨的景象吓了一跳，情绪才稍稍平复，如今竟要我们背诵这首描写「两种人生」的诗：「俗世」人生和「政治」人生，皮相会随着时间消磨殆尽，政治灵魂却能永续流传……诗句片段在脑中回旋，班上学生的苍白脸孔飞快地飘过眼前，仿佛一阵狂风掀起堆积了二十载的灰尘，我看见自己飘飘然滑进另一个我的皮相里，霎时我如醍醐灌顶。
要滋养「政治」灵魂才能得救……那我们的口腹呢？谁来管？没有任何「政治」食粮能让我活命，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得上一碗饭，就算是金日成写的诗也一样！
要滋养「政治」灵魂才能得救……那我们的口腹呢？ 图／法新社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五岁，公家食物配给完全中断。「明天再来！今天没有粮食送来！」我和母亲在配给中心外迟迟不肯离开。我们不敢出声抱怨，始终不带任何怨恨地，隔天，再隔天，天天来这里报到，但迎接我们的还是同样空空如也的配给中心。
「不知道是只有我们这一区这样，还是到处都像这样。」一天，一位同在配给中心等待的大妈说：「我不懂，为什么都没有粮食送过来呢？」
「我跟妳一样毫无头绪！」柜台后头的员工说：「听说是南韩送给我们的肥料里有毒，所以稻谷都被毒死了！」
这个可怜的人只是转述他听来的传言罢了。所以受影响的不仅只有我们这一区而已。我其实已经有些怀疑了：食物短缺是全国性的。政府开始宣导「一日三餐变两餐」的运动，还举最高领导金日成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的做法为范例：「我们必须亲身体验饥饿！」他大声宣布。更过分的是，他还毫不遮掩地把人民嘴边的饭拿走，转而供给保家卫国的军人；供应军队所需显然是我们全民的义务！
1997年，南韩红十字会往北韩送去了大批玉米粉的援助物资。 图／法新社
班上学生吃不饱，个个骨瘦如柴，朴宥美衰弱的情况远远超过其他人，最为显著。她才刚满十三岁。成绩开始下滑。四月的某一天，她没来上课。一般而言，学生缺席的原因不外乎两种：若不是他们饿极了只好到街上四下寻找东西填肚子，不然就是他们已经长久未进食，根本没有力气步行到学校。我决定放学后去看看宥美。
当我踏进她家门时，面色唰地惨白，只能干巴巴地呆望着那一家人，就像画面猛然出现，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宥美躺在地板铺着的席子上，双眼紧闭，腹部隆起像是身怀六甲的孕妇。她累极了，已失去了求生意志。
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小孩子肚子鼓胀如球，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原来那就是死亡逼近的征兆。她父亲用他在利比亚赚来的钱买了一些药，但已经来不及了。三天后，宥美永远离开了我们。
朴宥美隔壁坐的是李承哲，他也是我很喜爱的学生。这个小男生立志成为医生，他想照顾在街头攒动的营养不良孩童。失去了隔壁座位的同窗，他很难过。此时班上点名簿勾选出席的学生人数已经不到二十五个，两年前我开始教课的时候，我们这班有四十多名学生！
——▌接续下篇：〈《我想活下去》（下）：饿死的人造的「神」，一个脱北者的金日成记忆〉
——▌接续下篇：〈《我想活下去》（下）：饿死的人造的「神」，一个脱北者的金日成记忆〉
「我们确切地体会到了苦难的真实规模。」图为1990年代，北韩大饥荒期间一名严重营养不良的孩童。 图／美联社
《我想活下去：从大饥荒与我最幸福中逃亡，两韩女子的真实对话》
作者： 朴智贤、徐琳
出版社：大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0/04/01
内容简介： 她叫朴智贤，国籍北韩。在一个初春的夜晚，横渡图们江，那时白雪覆盖江面，她的皮肤和发丝结冻僵硬，每跨一步，就与恐惧同在。她叫徐琳，国籍南韩。小时候参加反共海报比赛获得银牌，写着「打倒共产党」的作品还贴在房间里。她们曾是敌人，是政治意识相对立的两方。但她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一样爱吃泡菜，一样有幸福无邪的回忆；因为一次偶然的采访相识，生长在不同世界的两韩女子，第一次以母语交换彼此的生命故事——囚改营的逃亡、大饥荒的哭喊、生离的泪水。这一切要以什么样的文字，要以何种心境，才能没有罪恶感，冷静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