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健将罗家伦——胡适最坚定的支持者（六）

1924年9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摘自网路）

顾颉刚的回忆中记述了他们当时所受的震动：「他（胡适）又年轻，那时才27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我瞧他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就对傅斯年说了。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年轻教授引人注目

胡适在回国以前，已经写过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而进入了新旧文学论战。此时正当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全包」政策，鼓励学生培养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研究学术的时候，这位与许多学生年龄相差无几，却带来了西方文化和学术界最新讯息的教授，立即吸引了大批学生的注意。

他的课室、办公室和住所，都成了众人聚集的地方。罗家伦主修的是外国文学，必定选过胡适所开的英文课；罗家伦又爱选听外系的课，其中有学分的6门（3门是两学期的课）便在胡适所属的哲学系。罗家伦回忆最初与傅斯年结交，先是在哲学系同上过3门课，而他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他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此地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中国哲学系的顾颉刚、数学系的毛子水和外文系的罗家伦，胡适对上述这一干人等的影响极为深远。

如此年轻的师长，比他这些学生大不了几岁且本来又是谦和平易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亦师亦友。甚至一开始，胡适谦抑，而学生狂妄起来的时候多有之。从胡适留存的书信可看出罗家伦和傅斯年一干学生对教授的直言不讳：「今天《时事新报》上又有那上海式的鸳鸯蝴蝶先生与你谈诗；同人的意思，请先生不理；若是先生理他，便是中了他的计。因为他们这班无聊的人，求先生理不得，先生理他就是同他登广告。学生家伦。十九日。」

另一封是傅斯年和罗家伦的联名信，为的是《新青年》内部意见分歧，面临停办，而胡适有可能接手，于是敦劝他「斩钉截铁，一定不办」。信读来有趣，虽称之为先生，但语气却着实不客气地在「指教」。或许因为胡适一向温和的性情，这些年轻气盛的学生常常觉得要在某些立场问题上替他拿主意。在往后的峥嵘岁月，他们之间起了争议，往往不类师生而似平辈，亦常有之。

胡适的这些学生中将来多有涉足政坛，效力于民国政府的，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而胡适则始终和国民党保持着一种「诤友」的关系，这使得他同这些学生间的关系亦变得微妙，大概那时候，学生们才特别深切地领会到这个温和先生内里的刚正。终其一生，胡适以其交往中富有人性而原则上充满勇气和道义的人格力量使这些常常跟他直言争辩的弟子们折服，其精神亦多少感染和贯注到他们当中。

对于罗家伦来说，他一生中同胡适的关系并非最密，但无不在其生涯的各个阶段中留下显著的印记。进入北大是他们师生关系的开始，然后自然就是新文化运动，办《新潮》，五四运动，罗留学归来后他们都开始介入民国的政治生活，以后则多因此而交接，也有过冲突，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奋争、支持和努力。罗家伦后来成为民国政府驻印度大使一节，并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则是民国时候学者大使仅有的两例，胡适也堪称这种学者大使的楷模。

在新文化运动方面，罗家伦无疑是胡适最忠实热烈的追随者、支持者之一，北大时期自是他们因新文化运动而关系最密的时期。而后来，在罗家伦介入国民党政党政治，在政治立场上胡适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但在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和行动上罗家伦仍与胡适保持一致，终罗氏一生，堪称胡适新文化运动忠实坚定的同道。北大时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罗家伦几乎成了胡适「助手」，无论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追求上，罗家伦都非常明显地受到胡适的影响，正是在胡适的榜样下展开自己所要从事事业的诸多方向。

首先是在文学革命方面。1918年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后，新旧两派的论战在北大校园内日趋激烈。罗家伦当时对胡适提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特别推崇，坚决捍卫。他本喜读外国文学的书，这方面有不错的基础，成为胡适文学革命思想方面的得力支持者。

响应文学革命论战

从《新潮》中罗家伦响应文学革命的第一炮〈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到发表在同年《新青年》第5期的第2篇，将近2万字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再到发表在12月的《新潮》上，1920年罗家伦在赴美留学的船上完成的另一篇长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都一一展现了罗家伦对胡适文学革命论的响应。在白话文运动上，罗家伦也是胡适的最早最坚定的支持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