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 夏道平家史：一个时代的见证（2）

夏道平家史：一个时代的见证（连载之二）

作者：夏明

编者注：本公号连载的“夏道平家史”正文主要是李晓波博士对夏道平之长子和次子的采访记录，由夏道平之孙夏明教授整理，风灵公号授权代发。连载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下文）为夏道平长子夏宏琛的采访记录。

母亲朱启保

我母亲生于1905年5月，大我父亲一岁，父亲的出生年月应当是1906年5月（现在误记为1907年，不知何故），这是妹妹晦鸣从母亲那里得知的，应该是真实准确的。母亲去世是1983年7月，这些我妹妹记得很清楚。

母亲也是保安镇人，舅舅家里原来也开了大商店，叫做朱春阳号。母亲文化不高，识字不多，不会写信，包了小脚，后来又放松了，叫半大脚（我们祖母那一辈都是很小的脚）。

那个时代都是十八九岁结婚，婚后，母亲侍奉公婆，抚育子女，是很辛劳的。父亲从私塾转入新制学校，就要长年离别，特别是抗战八年，和1949年后的永别，简直是象守活寡一样的内心痛苦，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慢慢地对父亲的牵挂，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逐渐淡化了一些，也可能是绝望了。谁知是死是活？

但，1979年，突然接到从台湾来信，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就叫他回来呀！”她喊出了这一句话。我耐心地解释：一下子不可能回来，要等。可是她等那么久了。她的眼瞎了，她有严重的白内障，医生认为她年龄大，有高血压，不敢为她动手术。接着，她神经有些失常了。身体每况愈下，支撑不了了。我想本来等了二十年，逐渐平静了，突然受到一个不能接受的刺激，精神上崩溃了，任何安慰的话都不管用了。

这是社会是时代历史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悲剧。

第一次收到台湾来信，应是1979年初。那一年是叶剑英发表了一次讲话。

这信是托大冶的同乡辗转从香港带回大陆的。

住在武昌的孔荫棠（又叫孔惠）先生让他的儿子找到我，约我到他家相会，随信还附有一张汇款单（外汇-100美元）。孔先生是原住保安镇上街的同乡。

我的第一封回信，则是请四叔转给他当时在香港的舅兄刘再予再设法带去台湾的。

当时还没有正式通邮，所以通信很麻烦。有时一封信对方要一个月多才能收到，甚至更慢，或会丢失。

例如1980年8月14日他的信中说：最近接到宏琛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来信，……那就说明五月底的信他八月初才收到。他写的这封信的右上角还写有：“荫棠兄：屡次麻烦你，谢谢！这封信再请你转交。拜托了。震英敬托。

这就说明我们开始通信的情况。

当时信中所写主要是介绍基本生活情况，双方写得都不太长。慢慢才写得较细，通邮以后，写得就长些，想到什么都随便写了。

（1994年1月12日寄回武汉的信，只七天就收到了）

父亲的信，充分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以及读到我们的信件后的欣慰和喜悦之情。

上述1980年8月14日的信，是他初知家中情况后写的：“……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得不错，我很惊喜。妈妈双目不明头晕等毛病，特别叫我想念。她一生辛苦，晚年有你们兄、弟、妹、婿、媳、孙子、孙女常在一块，总算享有天伦之乐。她一生无甚嗜好，只喜欢喝茶。我寄回那一点钱，请你们为她经常买点好茶叶请她喝。好好安静过日子，不要多烦心。”

可见他最思念和关怀的是妈妈的身体。此信还提到“宏光是否每年能来武昌看看妈妈。”因为只有宏光一家不住在武昌，是在大冶县城。

随后，在同年十一月七日的信中又说：“妈妈的眼疾白内障，能否动手术，要听医生的意见，如能重见光明，那是再好不过了。她晚年有你们兄妹和孙辈都在身边，这份天伦之福，是很难得的。你们可常以此语安慰她。希望她能够比较愉快地过晚年生活！”“老年瞎眼，越想越难过”。（1981.2.12信）

1983年7月8日他的信中说：“妈妈的情况怎样呢？看她的照片和你们的报道，她比我衰老多了。”

谁知这一年的这一月正是她离世的日子。

他对老年体弱多病，又双目失明的母亲特别的思念和感到歉疚是深切和自然的；此外，对子女和孙辈每个人都深怀亲子之情的爱护和挂念。他好像发觉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对每个人都赞美和鼓励。

他在给我们兄妹的信中说：“……收到宏琛及明孙来信，还有明孙的照片一张。明的照片，我爱不释手。”而且，他还另给夏明回信说：“明明，我把你的名字重叠起来叫，你觉不觉得更有亲切感？你的照片真棒。你这个人想更棒。我真想紧紧地抱着你，我好想啊！”又比如，对夏芳，他也在信中夸奖她：“从你的文字和文字间传达的事实，我看出你是多才多艺，而且敬业，具有上进心。”他说最爱读夏芳的信，写得很幽默，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了。所以，他对我也就多次提到，夏芳好久没有来信了，可见他巴不得夏芳多多给他写信。但是，他又很谅解。在给肖青云（我夫人）的信中（1988.12.10）说：“夏芳和我一直不断在通信，但也要间隔一些时她才写。她实在是忙，要写论文，要打工，也要玩玩。”他这个做爷爷的就是这么设身处地的替年轻人着想，宁可自己耐心等待。有趣的是，他还真的在信中对夏芳说：“搬家是件麻烦事，……当然要花掉许多时间。迟迟没有给我写信，我不会怪你。何况，‘等待’不一定是件苦事。”不是苦事，难道是乐事吗？可是没有解释，没有发挥，只好由我们去想了。

我是每次收到父亲的信，两三天之内一定写回信，而且确实是有话要说，有事可写，自自然然写得很顺畅。从这十多年的通信中，我得益良多。我也盼望时时能读到他的来信。但是有时知道他是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写回信，有时明显地写得简短潦草，就劝他不必每信必回。特别是两代人大家都写信或者轮流写信，他一个人来回信，怎么对付得了。但是他的回答是：“我以接到你们的来信为乐，也以给你们写回信为乐。不同的话题，有不同的乐趣”。说“与儿女婿媳孙子们写信，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又说“我给每个人分别回信，固然不省事，但可象是在对话。因为每个人谈的话题不一样”。

杜甫的诗句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么，被内战阻碍了二十年的海峡两岸，这样的家书该抵得上多少金呢？那么，父亲所说的最近几年，我最快乐的是接到家书。所以我给夏芳写信时，经常提到莫忘记给爸爸妈妈写信。（又在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了）。

还有，他说：“我每次给你们写信，心中就想到家中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妈妈，你们的配偶，你们的子女。这是人的天性，对于自己的亲属特别关爱。人类社会以及社会文明的持续，大都有赖于此。”这算是作了总结。

1989年香港小聚

1989年香港聚会夏氏全家合影，第一排中为夏道平

1989年夏芳还在德国留学，她当时的丈夫陈宁，有个舅舅在香港，夏芳和陈宁想先到香港玩几天，然后再回国。于是陈宁出了个主意，想撮合我和父亲分别从武汉，台北到香港，大家见面一次。于是就有了1989年9月初的一次小聚。

从大陆到香港，当时是有限制的。就是从台北到香港的往来机票，也因供不应求，要提早两个月预定。后来，陈宁的舅舅为我办了赴港旅游的手续。而有了去港探亲的证明以后，夏宏伦、夏晦鸣、夏明三人也办了赴港的手续，最后肖青云也得到别人的帮助，办了赴港会见女儿的手续。这样，我们共五个人从大陆到了香港。在约定的日期，父亲也到了香港。陪同他的主要是陈宏正，还有殷海光的夫人。

陈宁的舅舅舅婆请我们以上所有这些人聚了餐，此外还到海洋公园等地游玩，看海豚表演等。

骤然见面真不知叫人从何谈起。父亲当然对我说，这么多年你们受苦了啊！我避开话题，回答说，不过有失也有得吧。好在也都过去了。这也是我的真实意思。这么多年耽误了我最美好的年华，但也的确对社会基层有了了解。对农村农民有了些了解。父亲还说到他没有很好尽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我说那是历史原因、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我们不会怪你，而且现在不是都很好吗？细节问题也记得不太清楚了。

事隔多年了，记起来总的情绪是兴奋的欢快的。在海洋公园内，太阳有点晒人，好像是晦鸣妹妹用块白手卷让父亲当帽子，他不习惯，摘下来了，后来夏芳买来一把小花伞他很高兴。这个小镜头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拍了一些照片，夏芳拿走了。看看照片，可能还记起一些细节。

正如父亲后来在信中所说的（1990年9月19日）：“去年我们在香港短期相会，我是存心要让大家欢聚，你们也都作如是想。所以我们都没有象一般人会亲时那些激动哀伤的场面，所以至今我们对去年的聚会，都是欢乐的纪念。”

这次聚会前，他的身体还较好。知道我有时到广西南宁去上课，就想到我有无可能到广州去上课，如有可能，他到有可能去广州和我见一面。动了这个念头，告诉夏芳后，夏芳和陈宁才想到了香港和她的舅舅和这个在香港的会见。可见最初还是父亲发起的。他想会见自己的亲人，又觉得回湖北回武昌，恐怕受不了，身体受不了，旅途劳顿受不了，情绪的波动也受不了。而到广州则比较现实稳妥。后来相会在香港就再理想不过了。

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虽然短短三天，还是打乱了他的生活规律，起码比原来的日常生活要劳累些，兴奋也集中了一些，过度了一些。一个月后，1989年10月9日来信说：

琛儿，青云媳：

九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这次香港相聚，我确是很兴奋。三天时间真太短，临别时，有一阵心酸。回台后，头几天只觉得疲倦，没有什么其他病象，到了15日心脏病发（轻微度）住了十天医院，早已出院好了，我会注意，我们各自保重，勿念。

夏芳回德后，我们通过三次电话也接到她来信两封。

兹寄来照片三张，请□□分别转寄（注：方框内有两字辨认不清）

此信草率，再谈。

爸：10／9 89

以上是这封信全文。

我是根据这封信和以后他发病的频率来分析，这次香港相聚对他的健康多少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此前或此后当有人希望他能真回家一趟或者我们可否到台湾去看望他（柴松林先生就有过这一建议）时，他都不太积极。晦鸣和余家林去台一次，那是很成功的。他考虑到很多实际困难，比如，在台北都按规定要本人或亲属去办理手续，路很远，要人跑路，又无人可托，那一次台北的妈妈亲自跑了几趟，很累的。再则，父亲又是一个极不愿去随便打扰别人，为生活上的事去请托别人的。

他的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凡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把它当作问题。”

1995年1月的一次信中又对我说：

“……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已在宁静喜乐的心情中过日常生活，怕的是外来干扰。俗世的价值观，我们已消除了，这又难得你们了解。”

这已是一个基督信仰者晚年的哲学语言了。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的好友詹绍启及夫人同我们见过一面。他们都是大冶人，租了一辆车到家乡去寻旧，环境都变了，找不着地方。问了一些人，也问不出结果。詹的夫人是读武大中文系的，她见到我们很兴奋。说是夏道平的儿子我倒要见见。然后说的一句话是，你爸爸这个人呀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知道她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我答着回答她，这些话从小他就读熟了的。当然，父亲不仅读熟了，而且是他终身做人的道德。比如，抗战时期穿军装做私是可赚大钱的，特别是大军官，父亲就很鄙视（是不是大伯父说的，我记不清了）；又如，夏宏光在银行部门工作，四十年来，天天与钱打交道，没有一笔账是经不起检查的。他大加赞赏说：钱与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宏光这种对诱惑的抗拒力，真难得！

1988年9月20日的来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我是个不善于储蓄的人。教了一大辈子书，虽不至于象抗战时期那么穷得“教授、叫瘦”，但拿定额薪水的人，即在经济繁荣期也是无法靠储蓄来买住宅的，除非不务正业，赚外快。这是爸爸所不为的。所以我有三十年左右是住在朋友王家。现在住的房子，是“牵手”的产业。日常家庭的生活费用是我们二人合担。各人自己的花费由各人自己支付。我自去年生病以后，只作半天工作，不久恐怕要全天休息了。我想，如果我还可活三两年，当不至于愁钱用。我这一生，没有负起家庭责任。想起来总难过。三十多年的忧心，后来竟出意外地知道你们兄弟妹乃至长一辈的人还生活过得去，而你们都有不坏的工作，这又是晚年的快心事。

余家林和晦鸣从台北回家，带回了一张旧的债券。那是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上面填写的是夏宏琛的名字，实际上是父亲那时用节约下来的钱，无法寄回，就用这个办法储存下来。数额相当高，但后来时过境迁，错过了兑换期，只能保存下来当作纪念品了。从这个具体事实来看，说明是时局社会等原因使他无法直接承担家庭经济责任，但还是设法在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虽然他是研究经济理论的人，但对具体的经济活动却忽略了。用现在的说法叫做不会理财。

杜星符先生

摘自1991年8月19日给宏琛、青云的信。

我读线装书时代的老师杜星符先生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他在我家教书时，我家后院的楼叫“怡楼”，因为我的祖父名怡庭，故名。楼中的藏书，一半是我祖父买的，一半是杜师介绍给买的。后来经抗战之乱，我回家时，都没见了，还有许多的字画也完了。我也懒得究问，反正事已过去了，无法挽救。现在想起来，有点难过。

我之出来考新式学校，也是受杜师一再鼓励。因为我的长辈都不大主张读洋堂的。没有杜师，我这一生不是这样。是更好或更坏，固然难说，总而言之，不是这样。杜星符先生，我总记得他。

附记：⒈“怡楼”，1954年被水灾冲垮，已不存在了。

⒉关于老一辈的守旧思想。

我们祖上这些老辈都是十九世纪清皇期统治下的人。如果读书，就准备去应科举考试。1911年推翻了皇帝，这条路走不通了。理所当然地想不通，所以接受事物也就有抵触。

我记得大伯祖父那位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还对着孙中山的遗像骂他是“污（wu)脸子”。因为黑白照片上脸部是有阴影的，而传统的画像（如皇帝的画像）是不会有影子的。连黑白照片他都接受不了。

从无人际恩仇念 老病方惭亏负多

父亲在病中写信到：……不敢用脑筋的时候，睡也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写毛笔字消遣。我最近想到两句述怀的诗句，我经常写它以自况。那两句就是：

从无人际恩仇怨，

老病方惭亏负多。

唉，就想到这么多。现在我们也老了，也常念叨这两句诗。

夏宏琛

2012.5.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