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看来很亲民 侍从却很怕他

何桡通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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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蒋经国总统医疗团队的医师是新陈代谢科赵彬宇、金铿年，据说经国先生常抱怨：「一天到晚就这两个药。」意思是他们好像只会开固定的药，其他都不会；再加上两位医师年纪已大，经国先生有意换别的医师进来。原本新陈代谢科另一位资深医师是尹宗高，但他滞美不归，内科部主任丁农于是指派年轻的心脏科姜宏霆医师、肾脏科连荣达医师进入团队中。

1979年年底，丁农要我尽快回国，于是我在1980年进入蒋经国总统医疗团队。刚接医官时，经国先生在总统府召见我，问候我的母亲，说：「辛苦你了，麻烦你了。」接下来就开始值班，跟我搭档换班的是心脏科姜宏霆，他是我国防医学院同班同学，多年后做到高雄荣总副院长，并在竹东荣民医院院长任内退休。我进入团队时，姜宏霆已在官邸多年，他为人稳重沉默，绝不多话，我比较多话，直来直往。值班医官睡在官邸里面的单人房，跨过门槛就到经国先生的卧房，再里面一点是夫人的卧房，楼下是餐厅。医官的随身包包里装了常备用药和简易医疗设备。

有一天，侍从人员帮经国先生梳头，经国先生突然摔倒，他说：「他往某个角度望去，眼睛一黑就昏倒。」我研判可能是颈部脊椎长骨刺，身体姿势变换导致骨刺压迫血管、神经，若要证明我的论点，就必须照血管摄影，但经国先生说暂时不要，那该怎么办？我说：「不要转这个角度就没事了，若要转这个角度、就转身体而不要转头。」他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所以他觉得何大夫不错，不用动手术，只要一个动作就解决问题。

我接医官后，官邸配给我一部黑色公务车，然而，台湾和美国的用路习惯不一样，我在台湾开三天就出车祸。当时我从中山北路下来，有一台计程车硬插入我前方，我擦撞他的车尾，停在旧中山桥（现已拆除）上，明明是他错，他却找一群计程车司机围我，我逼不得已打电话给警察，七海官邸关心一下就摆平了。

记得有天，我突然接到海军武官顾崇廉的电话：「明天我们要到对岸去，服装准备一下。」我正要问什么对岸，电话「啪」一声就挂掉了。隔天坐飞机到金门，军营墙壁都是花岗岩，金门防卫部司令官请我们吃饭，医官跟总统同桌，我在经国先生面前把酒瓶拿过来，后来才知道，我的动作太粗鲁，我应该站起来，绕过总统身后去拿酒，而不是在他面前动作。

当时空军武官丁滇滨给蒋经国总统看新闻稿：「总统日前访问金门」，总统把「日前」改成「昨日」，丁滇滨建议改回「日前」，敌人才猜不到总统是否人在金门。但总统不说话，只是笑。丁滇滨说：「他越笑，我越发抖，很恐怖。」他的意思是，总统已经在冷笑，不会再改用字遣词，示意武官不要再表达意见。小蒋对外表现看起来很亲民，其实侍从人员都很怕他。

还有一次，一群高级官员在官邸用餐，外交官周书楷给经国先生建议：「如果失眠可以吃黑枣、喝点酒。」我在旁听了就说：「可以喝白兰地。」没几天，蒋纬国打电话给我：「你说要给我哥哥喝白兰地，哪种白兰地？」我说：「拿破仑（Napoleon）。」他说：「拿破仑？拿破仑很多种！」我说：「人头马（Remy Martin）。」他说：「你讲人头马我就知道了。」这表示蒋纬国很懂酒。

有一天，蒋纬国来官邸找经国先生，由摄影官高稚伟拍合照，蒋纬国搂着经国先生的肩膀说：「先跟哥哥照一张。」接着后退一步、立正站好说：「跟总统照一张。」

蒋经国总统罹患糖尿病和摄护腺肥大，摄护腺手术不找外国医师治疗，而是由我们的老师郑不非开刀，他是台北荣总泌尿科主任，经验丰富。

郑老师开刀很细腻。我出国前就跟郑老师相处过，那是一个肾上腺瘤病人，郑不非把肚子打开，没看到瘤，就结束手术。但病人还是不舒服，我请郑不非再开一次，他就骂我：「我都开进去没看到瘤，你还叫我开！」我觉得他开刀的位置太低，建议他：「你可能要往上拿掉两根肋骨看看。」他开玩笑地说：「你还教我开刀啊！」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意见，再次动手术，往上一点果然就看到肾上腺瘤了，从此我跟郑老师建立了交情。

有一次，经国先生次日要开刀，我跟郑老师前一晚睡在六病房，那时章乐绮刚从美国拿硕士回来，负责营养调配，她对医疗不熟悉，就听我指挥，章乐绮问我：「今天喝蜜豆奶好吗？明天喝别的好吗？」我每次都说：「可以。」其实在老师的眼里，我们两个是很年轻的营养师和医师，就像小女生、小男生一样。

我跟郑老师讲：「明天开刀，你要早点休息，不要东想西想，我们都准备好了。」他说：「是吗？我们明天是要开刀吗？」我说：「是啊！你主刀啊！」那一晚，郑不非每隔几分钟就把我摇醒：「确定吗？明天要开刀吗？你真的确定吗？」他一直问，我一直回：「没问题，放心！」一整晚都没怎么睡。隔天开完刀，经国先生发烧了，郑老师大声抱怨给经国先生用的食盐水牌子不好，我就跟他说：「小声点，如果被总统听到就不好了。」（三之一；摘自《何桡通先生访问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