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机遇与挑战

高等教育合作是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萌芽，90年代后平稳推进，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特别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不仅经济进一步开放，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也进一步深入，中国和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势头强劲。

留学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东盟互派留学生的数量由2015年的19万增加到2019年的26万。在全球来华留学生中，东盟来华留学生的占比达20%（司焰，2020）。未来，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东盟留学事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双方正努力实现2025年学生流动总规模达到30万人次（任明超、徐铭徽，2019）。学历互认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学生考量留学价值的关键因素。自1983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老挝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后，中国又先后与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马来西亚4个东盟国家达成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校际合作方面有突出的成绩。据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统计，教育部予以资格认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本科层次的中国-东盟合作办学项目有21项，合作办学机构有1个；专科层次的中国-东盟合作办学项目有81个，合作办学机构有4个。参加这些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东盟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项目涉及理、工、商、医、经管等学科类别。为加强同东盟的教育合作，广西正在加快筹建中国-东盟联合大学。自2008年起，“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连续举办17届，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是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对于推动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化时代下，数字教育成为中国和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关注的热点。2022年第三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强调，中方愿与东盟加强数字战略对接，举办数字教育论坛，推动成立数字教育发展联盟，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推进数字教育标准制定，以及网络数字空间治理等方面的合作。2023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中国-东盟对数字教育的重视体现了信息化时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

信息化时代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机遇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信息化时代下面临着更高的发展要求，同时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信息的高速流通加速了商品交换的速度，提高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效率，信息化也拉近了全球各国各民族沟通交流的距离。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迎来巨大机遇。

拓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新市场。信息化技术对教育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教育活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使教育不仅局限于线下物理场所面对面交互，还能实现线上虚拟空间实时或延时交互。中国和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涉及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资格认证以及交流活动等形式。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中国和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可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通过打造“数字校园”联盟，拓宽院校宣传、文化理解、科研合作以及资源分享的平台。此类数字平台具有便利性和可操作性，为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同时，信息的透明性能够让成员间建立信任感知，使联盟能够加强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胡顺顺，2023）。此外，在地国际化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形式，是教育领域中发生的除学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Bengt Nilsson，2003）。在地国际化不依靠物理空间的移动，那就需要依靠信息技术赋能虚拟出行。通过数字课堂教学、数字学分转移以及数字资格认证等技术实现学生和教师的线上流动，拓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提质增效。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和东盟高等教育的合作迅速发展,由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阶段。目前，中国和东盟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2022年11月，东盟发布《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SEAN），提出建立一个学习资源共享、教学材料和教学内容交互的平台，同时建立一个共享教案、教学评估、教学模板或其他教学资源的资源库，以便东盟成员国能够轻松适应不同国家或地域的情况。目前中国和东盟间并没有此类资源库，这可以成为提升双方高等教育合作质量的路径。通过搭建数字资源库，将中国和东盟区域高水平院校链接起来，共同分享教学和科研经验，达成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商高等教育提质增效。此外，东盟内部的大学网络质量保障体系和东盟职业资格参考框架也正在积极发展中，这是建立中国-东盟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途径（李小红、彭文秋、刘馨元，2021）。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统一标准关乎中国和东盟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质量，通过借助信息化时代信息高效流通的优势建立起具有一定国际认可度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保障系统，有助于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

降低区域高等教育壁垒，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加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高等教育及其大学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眭依凡，2023），过去由于地理、语言等原因，中国和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隔阂，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兴起，世界各区域间高等教育的连接距离都在缩短。便捷的沟通方式和畅通的信息共享方式将增加中国和东盟高等院校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以及行政人员也将更加理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意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人的理念。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其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具有一定的辐射性。在接受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后，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许会有意无意地强化这个理念，并且传递给他人，而这首先需要打通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沟通交流的屏障，信息技术无疑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的挑战

1991年，中国和东盟正式开启对话进程。在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充满挑战，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也同样面临各种挑战。

数字鸿沟过大，难以建立超强承载力的数字化渠道。在信息化时代，数字鸿沟所造成的通联障碍影响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匮乏的数字资源则是这一问题的要害。在《2019年东盟一体化报告》（ASEAN Integration Report 2019）中，东盟对其成员国进行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准备程度评估，五项评估维度中有两项涉及数字资源：一是信息获取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二是网络联通情况。该报告将成员国分为四种类型：领先型，经济基础强劲且准备充足，该类型中新加坡位居榜首，其次是马来西亚和泰国；传统型，经济基础强劲但风险相随，该类型代表国家是印度尼西亚；高潜力型，经济基础有限但准备充分，此类国家有菲律宾和文莱（由于文莱人口体量小，统计结果有一定偏差）；新生型，经济基础有限且未来充满风险，此类国家有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由此可见，东盟国家的信息化发展差距较大，这不仅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也会影响区域交流合作。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为72.8，在全球范围内排名25。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和东盟实现互联互通的核心，东盟需要缩小数字鸿沟，而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发展程度，共同建立具有超强承载力的数字化渠道，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区域高等教育集群辐射范围较小，难以打造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高地。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展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第十七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于2024年8月21日至8月25日在贵州省举行。此次教育交流周举办各项活动约70项，签订各类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近2000份，同时召开首届中国-东盟千校携手大会。虽然东盟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目前的数量仍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东盟地区的国家总体体量小，人口密集，约有6.8亿人口，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仅7000余所。东盟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供需不足，高等教育服务辐射范围小，而与中国进行教育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稀少，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辐射范围进一步缩小。因此，东盟应在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通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东盟教育赋能。中国也应强化与东盟的合作，扩大高等教育的合作范围。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活动的范围已扩展至网络虚拟平台，线上高等教育合作还处于探索阶段。而线下的教育合作方式也需要深化，如何将线上线下高等教育合作融合贯通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的时代挑战。

外部竞争激烈，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优势难以凸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全球高等教育学生流动数据，美、英、澳等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国家目前仍然是东盟国家主要留学目的地。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信息技术的便利性和高效性，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应该增强自身高等教育的供给，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积极对接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需求。在《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中，东盟提出各项改革举措来推进区域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宏观需求，中国教育系统需要更好对接其战略设计，回应其战略目标（杨体荣、段寻、吴坚，2023）。同时，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其在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东盟成立的原则之一是不干涉东盟国家的内政。因此，东盟很难直接参与其成员国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合作，同时也很难直接参与制定克服成员国之间差异的措施，它只是一个连接成员国利益的促进者。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东盟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自身角色作用促进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趋势

展望未来，信息化和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趋势也必定会朝着信息化整合及数字化升级方向发展。

发展数字资格认证系统，促进学生跨境流动。自我国与东盟国家恢复建交以来，虽然已经和6个国家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我国跨境质量评估与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健全，学历学位互认进程较为缓慢（韩进，2022）。为进一步畅通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道路，学历学位资格认证必须实现全覆盖，这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旨归，也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面对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技术便利，学历学位的数字资格认证必然会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新路径。数字资格认证系统能有效降低证书颁发和管理的成本，并在私密性和便携性方面为学生带来额外的便利，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和东盟学生的跨境流动，更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部分东盟国家已经认识到数字资格认证系统的重要性并着手布局。印度尼西亚2020年第七号条例允许在线教育课程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进行证书转换。新加坡已启用“开放证书（OpenCerts）”，这是一项数字认证系统，基于区块链平台并由以太坊提供支持，能够实现安全可靠的数字证书颁发和验证。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也必须考虑到数字认证的重要性，加快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数字资格认证系统的建设。

打造差异化高等教育合作模式，提升中国-东盟高等教育竞争力。东盟各成员国发展差异较大，高等教育合作的需求不尽相同。新加坡是最发达的东盟国家，其教育发展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新加坡的教育非常注重公平与质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其教育发展强调兼顾机会与质量。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4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教育发展尤其注重教育机会的供给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不仅使得信息传输和交换的时间变短，还提高了信息传递的精准性和适配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应打造差异化模式，这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运用。针对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积极构建数字交互平台，提升信息化合作模式的效率，互相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教育实践。而对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国家，采取合作模式和支持模式，包括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合作办学、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帮扶、提高政府奖学金名额等。

建立扁平式信息化治理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效率。中国和东盟国家同处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现代化社会要求在治理上实现信息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时应建立扁平化的组织，转变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跨国、跨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涉及语言文化各异、风俗信仰不同的治理主体，还涉及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统科层制管理办事手续繁杂、办事程序僵化且业务办理周期较长，效率低下，不利于应对复杂的跨国、跨区域高等教育治理现状。而信息技术手段能够消除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以极高的效率和简便的程序极大提高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内外治理水平。通过设置一体化的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他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部门或机构关联起来，便于信息的传达和反馈。治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双方的沟通、交流和理解，从而优化双方高等教育合作，形成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良性循环。（作者曾维雲系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比较教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杨素萍系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本文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重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机遇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ZJY1600] 、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课题中国-东盟合作背景下地方高校国际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21ZSYXYJYB04]）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9期）

作者：曾维雲 杨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