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4次土改，要来了
我们的第四次土改，可能已经箭在弦上。
2月19号，在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会议中，提到：
而且这两条都排在了会议议题中第一位。
认为土地要素已经成为“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最突出的问题”。
这是对“土地要素流量”与“地随人走”发出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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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流动问题，经济学界已经提出多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城市化的持续性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村和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让农民创富、还是推进更高程度的城市化，现在遇到的瓶颈都是土地要素问题。
解决了这个瓶颈，前面三个便可以同时解决，因为它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
现在决策层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这一点，是打蛇打到了七寸。
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正在呼之欲出。
具体可能会怎么改？
要解决什么问题？
会有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现在的土地要素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1、我们整体的可耕地面积较少，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山地丘陵或高原；
2、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就要保证基本农田，不被城市化过程中的工厂和住宅占用，所以才划定了18亿亩红线、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3，可是经济要发展，工业服务业都需要建设用地，这就和耕地红线产生了矛盾；
4、所以对于很多城市来讲，用地指标便成了一大难题。这也是过去多年来房价高企的一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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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城市化必然会占用更多的土地。
这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城市化是节约土地的。就像一个三口之家，在城市里买房100平米就基本够了，但在农村就至少就要占地200~300平，所以当人们进城定居之后，对于全国整体来讲，是有很多土地可以腾空的。
如果在市场化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可能会把原来的土地卖掉，卖给农场主直接把大规模耕种机械开进来，自己拿到一笔钱就完事了。
但在咱们这里，不可以（尤其是前些年）。
农村的地，不可以卖。
不可以卖，那就只好留在那里长草了。
反正说不定碰上拆迁什么的，还能获赔一笔钱。那就耗着呗。
于是，咱们就形成了一种特色景观：两头占地。
在农村，他们有地；在城市，他们还要占地，就算是租房，也需要相应的城市基建。
这样一来，就同时产生了三个问题：
1、农民因为对土地缺乏支配权，所以缺乏财产性收入；进而限制了进城买房的能力；
2、农村的宅地无法复耕，被荒废；
3、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够，限制了经济发展。
这都是土地要素无法流动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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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几年前，重庆的市长想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建立地票制度，实现占卜平衡。
你把村里早已不住的砖瓦房推平，复垦了一亩地，国土资源的人过来检查一下，土壤厚度达到了40厘米，粮食产量也达标，符合复垦标准。便发给你一张地票——这是增加了一亩耕地的证明。
然后有一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你那张地票10万块卖不卖？
你高兴地拿到了10万块钱，而开发商高兴地拿到了用地指标。
地票制度的本质，就是让土地要素流动起来，去到它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因为，只有一个非常适合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城市，开发商才愿意出高价购买农民的地票，农民当然也更愿意卖给这样的城市。而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地方，自然就买不到地票。
而不像现在，通过行政手段分配，不管一个地方是适合发展农业、还是工商业，用地指标都是卡死的。
那边急需建设用地，但偏不给，被压得绷绷紧；
这边地却荒着，派不上用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甘肃和广东：
甘肃的城区人口平均拥有建设用地是广东的1.7倍，但工业增加值只有广东的7%。
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也就是甘肃的建设用地非常充足，但却根本没有发挥出价值，而广东相比之下，就严重不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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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和广东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很多。
2022年，江苏的城区人口增加了45万人，但建设用地反而减少了981平方公里；四川的城区人口减少了145万人，但建设用地却增加了17平方公里。
很明显，建设用地的分配与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错位，因此土地要素急需进行跨区域流动。
重庆的地票制度，仅限于重庆辖区内。
而这次深改会议所提，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这个影响就大了。
虽然早在2021年，就曾印发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要求“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但实际上调剂主要还是以县域内为主、省域内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
用地指标的跨省交易仍然需要向上申请。
总之，没有形成充分而灵活的交易体系。
这也正是这次会议所提出的，要解决的痛点。
人口和产业流失的地区，能通过这种交易获得收入，而那些流入地区，也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打通一个堵点，解决一系列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次称为第四次土改，恐怕也不为过。
前三次分别是：
1、1951年，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2、1958年，公社化运动
3、1978年，分田到户，自负盈亏
这一次，不仅会对不同城市的命运产生影响，还会对货币供应量以及资本市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