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离现代文明有多远？
许家印在出事之前，留给公众的印象，一直都仿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网上能够找到至少十八种许家印的传记，其中一本的简介这样写道：“一个南下的打工者，他运用魔术般的手法，为我们上演了一段眼花缭乱的成长史、创业史，让恒大成长为中国地产业的巨擘。随之华丽转身，从地产跨界到体育、文化和快消品，短短四年，风靡全球。伴随着恒大的狂飙突进，‘恒大’二字早已变成一个另类符号，代表一个梦想……”
《恒大许家印——我的苦难是我的财富》是诸多许氏传记中最著名的一本，如今，在网上已经很难买到，需要预约。也许在他出事之前，这书并没有如此畅销。
他多次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小时候贫困的经历。他说：“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就离不开农村；没有国家每个月给我14块的助学金，我就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恒大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回报社会，一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恒大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社会给的”，这句话充满了感情和感恩。
这些时候，许家印真像一个正人君子。
直到这些天，媒体披露出来他的种种隐秘往事，让我突然想到了纳粹头子戈培尔的话：“宣传就像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虚假承诺。”
从媒体披露出来的场景看，许家印有时候像电影里的黑帮大哥。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描述自己见他的情形：许家印穿着健身服披着一件大衣来了，后面还跟着好几个随从。快到跟前时，只见他“啪”一抖肩膀，那大衣利索地从肩上脱落，后面的随从则一把接住。
他坐下后，一抬手，一支雪茄正正塞进了手指中间。啪，点上火。抽几口，往后一摆，后头人正好啪，把雪茄拿走，笃笃几下，敲掉烟灰，这边儿许家印一抬手，雪茄又塞回来了。
有时候他像过去的封疆大吏。
自媒体“兽楼处”《许氏罪与罚》一文，描述了许家印回老家的煊赫排场：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许老板于是陪着老父亲，回了一趟周口。这是恒大成为宇宙房企、许老板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后，首次回老家。
都说恒大报像人民日报，恒大开会布置像‘两会’。许老板回家的排场，也遥遥领先。
2018年12月15日上午，许老板父亲乘私人飞机到了周口。许老板飞机晚到一点点。
到了周口，他父亲直接住进了太康县人民医院，包下了一整层，医护人员都是从深圳带过去的。
为了迎接首富回乡，市里修了一条从县里直通他老家门口的柏油路。
路是临时抢修的，路边还做了绿化。因为扬尘治理，县里没有柏油。市里就把其他县正在修公路的沥青，都调过来支援。”
“回聚台岗村那天，县城通往聚台岗村的路上，全是警察。各级领导陪同，还安排了部分邻居、同学到现场与首富叙旧。
保镖们把守着首富老宅的胡同出入口。只有获得允许的人才能进去。
许老板沿路给村里的孩子发糖，挨家挨户给村民发了3000元现金，一袋10斤的恒大大米，和一桶5L的恒大食用油。
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老板和乡亲们一起吃午饭。桌上摆着往日常吃的口粮：
地瓜、黑窝头、煮白菜萝卜、地瓜汤。
一年后，恒大河南公司的合作方对项目合资公司审计，发现合资公司账目上，多出了一笔莫名其妙的帐目：
200多万元的大米粮油支出。”
有时候他简直就是一个封建帝王。
“许老板在深圳的总部大楼，是租的卓越的写字楼，总共42层。
一般人只能上到40层。40层是一个特别大的会议室，专门用来接待省市级领导。有权限上到41层、42层的人不多。除了许老板自己，还有名为总裁办、商务办的部门。
41层有餐厅、茶室、健身房和KTV。那两年宴请不少，许老板一般会要求喝路易十三，因为喝惯了茅台的客人喝不惯洋酒：
这样许总就能掌控全场。
在这家十几万员工的公司里，许老板就是真正意义的皇帝。任何一个高管，不管是凌晨几点钟，只要错过他的电话，都会有发配边疆的风险。
42楼是会所。出入的也都是总裁办、商务办的小姐姐。许太有所听闻，特意去过一次42楼。
她是黑着脸出来的。”
许家印出差的时候，喝茶用的水和茶具有专车一路跟随，在北京开会想喝广东凉茶了，让秘书半夜敲开凉茶店的门第二天乘坐第一班飞机送到北京。“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历史上杨贵妃不过也就这种待遇。
许家印出门要提前控电梯，一秒都不能等。为了不等电梯，恒大集团有20个人专门负责控梯，电梯管理员年薪30万。不过这30万也不好挣，如果没管好电梯，可能会被许老板骂上一个小时。
除了保镖之外，男性不能随便靠近，房间湿度不能大于50%，睡房要求绝对安静，电器上有指示灯的要用胶带粘起来……
许家印喜欢K歌，同时喝皇家礼炮。饮食上，他只吃进口水果，比如吃葡萄只吃日本的晴王葡萄，据说一斤上千元。
许家印的罪与罚，虽是个人行为，但损害的是一个群体的声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家尤其需要信心的特殊时期。
我们无从得知许家印的心路历程，但他至少两次失去了自由。一次是物理意义上的，一次是精神意义上的。
据说许家印一次喝醉酒后，曾问部下：我怎样才能流芳百世？
后来他老家聚台岗村的村民做了一个功德碑，上面就写，许家印为国育才、造福后代：
流芳百世。
不记得是谁说过了：没有计划出来的伟大。但是这些年来，许家印步步为营，精心把“荣华富贵”“流芳百世”打造成了一副灵魂的枷锁。
一位媒体朋友跟我说起过一件往事：
2020年8月19日，他去恒大集团拜访一位高管。这位高管的职责范围，就包含歌舞团和足球俱乐部。因为两人交往较为密切，闲谈期间，恒大高管不时在接听老板许家印发来的语音指示，并不避讳。其内容大体是，从9月开始，每人每月缩减百分之五的成本，年底前缩减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句话，让这位媒体人印象深刻：“现在净利润连银行利息都快不付不起了”。
这件往事说明，早在三年之前，许家印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恒大面临的危险局面，并为此进行了布局。
这个坎，许家印没能迈过。
最早感到危险将至的房地产公司，是在2018年秋天喊出“活下去”的万科。而和恒大一样高负债的碧桂园、融创的掌门人，在进退之间，选择了和许家印不同的路线。
以恒大和碧桂园两相比较，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比如，恒大已经资不抵债，面临的是信用风险，而碧桂园因过去的积累和对多元化扩张的克制，资产远大于负债，目前还是现金流风险；
比如，在多元化扩张方面，地产、文化、体育、消费、新能源等，多达八个板块，烧掉了有限的现金流，而碧桂园的扩张相对克制，即便有建筑机器人等项目，也和本业多有相关；
比如，恒大财富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无法兑付，而碧桂园在处理跟投资金方面没有引发乱局；
再比如，杨国强正在出售资产，并借给上市公司3亿美金无息贷款，至此，杨国强持有上市公司债权超过110亿元，相当于之前公司的分红款回流到了公司主体……
融创的孙宏斌也选择了资产出售和合资合作等方式，为公司引入了更多的现金流。
相比之下，许家印的选择，是技术性离婚、保护性破产和现金大挪移。
直到“保命”的紧要关头，许家印舍不得的，还是金钱富贵。
许家印自然会收获枷锁，但我们更需破掉我们心头的枷锁。
无论怎样，我仍然不愿意把许家印的罪与罚，归结为他一个人的罪与罚。一定是我们所有人的合力和“共谋”，让许家印成为今天的许家印，成为了一个在公众面前前后判若两人、用巨大的落差撕裂着我们的许家印。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说，一个民族有自己的业力，近代史上，中国两次伟大的政治进步都葬送在袁世凯手上，在变法和共和的紧要关头，他两次都选择了开历史倒车。
王德峰说，“袁世凯还活在当下。我们民族的生长，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袁世凯的影子。袁世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落到中国人头上的。他是中国文化精神病症，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遗毒的沉淀与泛起，这个病至今还没治好。”
这个病，也体现在许家印身上，体现在我们身上。
我也不想在道德上鞭笞许家印，我只是感叹，他从神到魔的转变，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我只是感慨，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后的中国，许家印为什么距离现代文明那么遥远。
他虽然是个商人，但把恒大搞得像个小朝廷，说明他或早已不把自己当人看了。
我们做了什么呢？多少年来，我们所做的，不是拼命为成功者涂脂抹粉，然后在他倒下时踩上一脚吗？
多少年来，我们的公共舆论，不是在大力构筑财富本身这一语境，而极少平视商人或企业家作为人的一种质素，更鲜少论及企业家精神吗？
一个喜欢排名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恰恰中国就有这个传统——工农士商——商人的地位一直很尴尬。
他们要么获得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艳羡，要么处于主流边缘。这种撕裂，和出事前后许家印在舆论中形象的撕裂也无二致。
企业家从来不应该被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
王德峰还说过一句话：“社会划了一系列标准来评判不同人，这个标准应该拿掉！”他现在在民间，上课抽烟的名气远大于学术的名气。大家关心八卦，始终大于关心思想。
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万科创始人王石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接受自己商人的身份。他的理想，是成为医生、侦探或者记者，
后来，他在《我是如何接受了“商人”的身份》一文中写道：
“直到2004年，我去无锡游访梅园时，参观了一座反映荣毅仁家族创业历史的小型博物馆，知道了荣宗敬、荣德生创业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初他们对未来规划的胸怀和气魄。荣家当时向政府提出过一个叫‘沪苏无’的概念，也就是把无锡、上海、苏州规划为一个城市圈，用京浦铁路连通，这和改革开放之后提的‘苏锡常’经济圈何其相似。很感慨，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腾飞至少早半个世纪。
……参观梅园时，原来以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荣家的私家公园充公了，或者是他们捐献出来的。听了讲解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建的这个梅园，一开始就是给公众建的。他们当时并不能说已经非常富有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公共意识和公益行为，显然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纯粹。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没有达到他们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水平。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能够看到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他们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后来，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门前阿特拉斯的雕像前，王石感慨万千：“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那之后，美国社会建构起了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正是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应该说，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才接受了商人/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做企业了。既然要做一辈子，就不能看不起它，不然怎么把它当作一辈子的事业来好好做呢？”
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如果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不虔信，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缺乏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
中国第一代“首富”牟其中曾说：“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他还说过：“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
价值观不会因为我们看不见而不存在。
就目前来说，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首先是要把他们当“人”，他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当人，把他们当人的人也要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