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戴頭巾的自由？伊朗與法國兩種極端的「頭巾政治學」
左起：在耶路撒冷摘除头巾并剪发声援伊朗示威的女性、德黑兰清真寺前戴头巾的伊朗女性、在伊斯坦堡剪发声援伊朗抗争的女性。 图／美联社、路透社
近来伊朗爆发反政府活动，起因是一名22岁的库德族妇女阿米尼（Mahsa Amini）没有依照政府标准戴头巾（hijib），在德黑兰被拦检时遭到宗教警察逮捕，并于拘留期间疑似被虐死亡。阿米尼之死引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纷纷走上街头，从德黑兰蔓延到全国各省。
截至目前，街头抗议仍在持续，伊朗官媒在9月24日表示，至少有41人在混乱中死亡，然而伊朗人权组织10月2日统计，至少133丧生，超过千名示威者被捕。除了强力镇压外，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政权视抗议为外国阴谋，封锁Instagram等社交软体程式，并进一步限制网路连结，阻断群众动员和联系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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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莱希上任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过去几年里，伊朗多次爆发抗议，其中许多示威是因经济议题引爆，少部分是关于民权与民主。本次群众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强制女性戴上头巾的强制性法令；由于伊朗是神权政府，宗教政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一些宗教人士表示抗议群众是美国佣兵，抗议的目的是宗教斗争，未直面群众诉求，反将局面导向「政权保卫战」。
有些学生以校园为基地，持续进行抗争，伊朗安全部队遂以镇暴为由侵入校园，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学生，并加以逮捕。最高领袖哈梅内伊（Masoud Khamenei）也出面谴责示威群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锡安复国主义在幕后操纵，并表示「支持安全部队粉碎敌人的阴谋」。但这种论点对年轻人来说是陈腔滥调，特别是这次抗议是由女性引发的行动。
22岁的库德族妇女阿米尼之死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图为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现场，右侧建筑物上是伊朗国父何梅尼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肖像。 图／路透社
生于自由的穆斯林女性应拥有选择，透过鼓舞伊朗年轻一代追求民主，是除了制裁伊朗政权外，推动伊朗长期革命进程的最好方式。图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声援伊朗抗争的示威者，为抗议伊朗政府强制女性戴头巾、遮住头发，而将自己的头发剪去。 图／法新社
▌穆斯林女性的反宗教压迫之战
长期以来，部分穆斯林女性未曾放弃对女权的追求与宗教压迫的反抗，这股浪潮先在伊朗点燃，跟着扩散到部分中东国家，如叙利亚、黎巴嫩等，都可见支持伊朗女性摘除头巾的声音。摘除头巾渐成为伊斯兰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s）对抗僵化教义的代表，进一步挑战传统文化。
除了宗教涵义外，头巾也有着高度的政治化象征。上世纪30年代，军官出身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一任国王沙阿（Reza Shah）决定进行世俗化改革，政策包括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面纱，包括头巾与罩袍（chador）。这项禁令其实是针对神职人员与保守宗教家庭，一般从事农业的妇女，通常没有穿戴面纱的机会。
沙阿的世俗化措施很快就受到传统人士的反对，像是1935年沙阿下令强迫所有伊朗男性戴上欧洲风格的圆顶礼帽，马沙德（Mashhad）市民与神职人员群起抗议，遭到军队镇压，导致近百人丧生，种下巴列维王朝败亡的远因。巴列维王朝因强制女性取下头巾之举，使传统女性受辱，因此在部分倡导自主权的改革派女性当中同样不受欢迎，然而伊斯兰面纱在后来变成伊朗现代化象征，改革派女性虽不支持王朝，但也不想穿戴面纱。
到了70年代后期，何梅尼回归伊朗，伙同什叶派教士逐步夺取权力，形成神权（theocratic）共和国。1979年3月7日，何梅尼下令所有女性在工作场合须穿戴面纱，否则禁止进入，次日正是国际妇女节，数万女性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神权控制人民的个人生活，最终此命令没有形成强制性法律。
然而到了80年代，何梅尼与教士、官员联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立法强制妇女戴上头巾，违反者被定义为刑事犯罪，可能受到监禁、罚款、甚至鞭打。至此伊朗女性失去选择衣着的自由，直到2017年的白色星期三运动，女权人士才又逐渐集结，以身试法对抗政权。
除了对内严格执法，伊朗政权也将这套规矩加诸于外国人士——所有入境伊朗的妇女，包括外交使节都得戴头巾，引起众多反弹。如2016年法国航空恢复巴黎到德黑兰航线，公司要求女性机组员必须戴上头巾，遭到大量女性员工反对，法航遂同意女性机组员可以不接受飞往伊朗的班表。
阿米尼之死引发伊朗大规模抗争及海外声援。图为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前，高举阿米尼照片的示威者。 图／欧新社
伊朗是神权政府，宗教政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一些宗教人士反指抗争目的是宗教斗争以及夺权。图为德黑兰的亲政府人士举着何梅尼肖像。 图／美联社
▌法国的头巾面纱禁令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回应欧洲社会对伊斯兰移民的不安情绪，有些国家立法限制穿戴全脸面纱（niqab）。像是法国于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穿戴可见的宗教符号，包括伊斯兰头巾、基督教十字架等，2010年后又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全脸面纱，除非是在宗教场所礼拜等，违者会被处以罚金，其他欧洲国家则有部分地区实施类似禁令。
法国的面纱禁令在议会获得多数赞同通过，大部分议员认为这是坚持世俗主义的欧洲价值观，向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发出维护女性尊严和权利的讯号，不必屈服于父权下的强制衣着。但有些较开放的伊斯兰人士则批评法国侵犯了穆斯林女性的选择自由，这种世俗主义和它所反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无二致。
2014年法国穆斯林妇女对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法国的面纱禁令违反《欧洲人权公约》部分条款，如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等。法院审理后，同意法国的观点——该法律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法院更接受禁令乃是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尊重社会生活的最低要求，裁定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但对禁令的必要性持保留态度；之后欧洲法院审理比利时案件时，也采同样态度。
近年来欧美频传伊斯兰极端份子恐攻，法国属于重灾区，像是2015年查理周刊员工屠杀事件、2016年尼斯卡车袭击事件等，都加深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2020年一名法国教师因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车臣难民斩首、震惊法国，从而催生了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法案。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支持除去面纱可促进一国人民的社会化，亦表示要谨慎使用禁令、仔细审查限制的必要性，但在当前政治气氛下，法国立法有越来越严的趋势。2021年法国参议院通过打击分离主义法案，当中有禁止18岁以下的女孩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禁止全身泳衣布基尼（burkini）等条款引发争议，最后这些条款未被列入法案。
今年在法国总统大选前夕，参议院又通过一项禁止在体育赛事中穿戴头巾的法案，理由是体育中立，赛事中不得出现任何与宗教、政治等议题有关的明显象征。此法案同样遭到强烈抗议，后来也没通过国民议会批准，但无疑地又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对立情绪，以及对伊斯兰社群的压力。
2015年发生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恐怖攻击事件，加深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图为事件后，许多人在巴黎共和广场献花、点蜡烛致哀。 图／路透社
图为巴黎街头，2015年巴黎《查理周刊》遭屠杀的员工画像。 图／路透社
图为法国南特一名因违反「头巾禁令」被罚款的穆斯林女性，与她的律师。 图／法新社
▌法国与伊朗的两种「极端」
从法国和伊朗的强烈对比不难看出，极端的法国世俗主义和伊朗神权主义结成古怪的「联盟」，虽然禁止或强迫女性穿戴头巾的理由南辕北辙，但本质上都是迫害女权、戕害自由。塔利班占领阿富汗，推动严格宗教政令、沙乌地王储残杀记者，已导致伊斯兰形象重挫，如今伊朗再度打压抗议群众，只会使西方更加敌视伊斯兰国家。
就伊朗而论，头巾已上纲到神权象征，其政权只有血腥镇压或被革命推翻的选项，渐进式的改革现在几乎不可能存在，头巾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是统治工具。但在西方而言，穆斯林女性常因头巾遭到污名化，无论是求学或工作都可能面临不公平待遇，对穆斯林女性穿戴头巾应有更多的容忍。
可惜的是，在伊斯兰恐慌症日炽的欧洲，无论左右派都显得更为激进，将穆斯林女性坚持穿戴头巾作为拒绝同化的代表，一味禁止反而会让她们更加疏离所谓的欧洲价值观。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对欧洲来说，是必须面对的艰难课题。
在西方声援伊朗女性起而抗争的同时，应让世界知道，生于自由的穆斯林女性拥有选择，可以是因为她们觉得穿着头巾得体或时尚，可以是让她们安心肯定自我的宗教身分。透过鼓舞伊朗年轻一代追求民主，是除了制裁伊朗政权外，推动伊朗长期革命进程的最好方式。
在伊斯兰恐慌症日炽的欧洲，无论左右派都显得更为激进，将穆斯林女性坚持穿戴头巾作为拒绝同化的代表。图为巴黎一名声援伊朗抗争的女性，在脸部绘上法国大革命名画《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并将原画的法国国旗替换成伊朗国旗。 图／法新社
责任编辑／赖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