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作者：怀疑探索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有人提问：杨振宁娶翁帆被骂个半死，为何齐白石93岁还想娶22岁女子却传为佳话？

有人想当然的解读：这是因为杨振宁老夫少妻。但是，无数古往今来比杨振宁名气更大的名人，他们老夫少妻的比比皆是，大家都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从来不认为他们违背了“伦理”，他们怎么没有被骂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杨振宁年轻的时候没有留在中国“吃苦受罪”，现在回来享福了。这也不对啊，和杨振宁一同出国留学的人有将近8000个人，50年代初期回国的只有180个人，那7000多人怎么没有被骂呢？何况，杨振宁是唯一几十年长居中国做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他诺贝尔奖科学家对中国的贡献还远远不如杨振宁，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骂呢？更何况，杨振宁1971年回国，当时中国的GDP比1955年还少将近100亿美金，中国当时一点也不富裕，内政外交都面临巨大挑战，局面极不乐观。

有人说：是不是杨振宁人品不佳？这个就更逻辑不通了。如果杨振宁人品不佳，2004年之前为什么主流舆论一面倒的赞誉杨振宁呢？要知道杨振宁1971年就频繁回国做贡献了，每年都定居大陆几个月，1971年-2004年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主流舆论都认为杨振宁是好人呢？如果杨振宁差劲，早在2004年之前就被舆论骂死了，为什么2004年以后才出现大规模的诋毁？

我“怀疑探索者”在2017年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研究员黄庆桥

有人说：既然杨振宁对中国贡献这么大，人品也没有问题，又在2004年之后突然被抹黑，那还是娶了翁帆被国人嫉妒的原因吧。

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为了揭开真相，我要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科普。

到底是什么人在抹黑杨振宁？

通过调研，自杨振宁2003年底回国定居之后，就有一股势力在不断地抹黑、丑化他，而这些污名化的网文总是故意推出邓稼先作为对比。这一下子抓住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心。

杨振宁与邓稼先

而杨振宁本人大度，很少辩驳，也很少有主流媒体替他说句公道话，往往他的参加某个活动的新闻报道后面，紧接着就是内容千篇一律质疑抹黑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抹黑文章是一篇2004年从台湾岛内流入大陆的网文《清华学生怒批杨振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考证出最早的作者是日本人主笔加藤清一，所谓的清华学生完全是子虚乌有），造成的影响就很恶劣，杨振宁被批判的体无完肤。

但是，通过详细的查证，发现该文通篇内容完全不实，是经过不断添油加醋的谣言，且以不同作者的冠名长期混迹于网络，混淆民众的视听。

由于自媒体网络的造势和推波助澜，这篇无一真实的网文被以各种方式疯传，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加上杨翁帆老少恋的婚姻吸引眼球，又激起了很多人的羡慕嫉妒恨，某些营销号借机对杨振宁的私人婚姻生活予以长年累月、铺天盖地的大肆渲染和诋毁，以营造杨振宁“好色贪财”的形象。至此，杨振宁这样一个誉满国际的大科学家，在中国普通人那里，算是臭到家了。

翁帆结婚后，向清华大学捐献了200万美金

经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杨教授虽然长期在美国，但其一股拳拳爱国之心从来没有减少过。无论是其学术成就，还是人品道德，都是科学界高度认可的人物，网络上的市井传言并不靠谱。特别是对杨振宁晚年老夫少妻的诸多评价，对比邓文迪来说，只能凸显爱情力量的伟大，并不能构成对杨振宁先生作风的诋毁理由。

至于什么人在诋毁抹黑杨振宁，作家周小平先生做了揭露：无论如何，造谣诋毁杨振宁的声浪，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它和那些铺天盖地诋毁钱学森、邓稼先、于敏以及他们的爱人和亲属们的谣言一样，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渣精心杜撰出来并经巧妙伪装后，以“左”或“右”的方式刺激着国人的神经，然后达到让好人蒙受苛责之目的，以此异化中国人的精神。

网文经常引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把杨振宁的自私自利和邓稼先的无私奉献做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很多人看了非常气愤，气愤杨振宁用金钱来衡量邓稼先，岂不是势利之徒？于是，在网文描述下，立即将二人的境界拉开了。

但是，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消息说，这纯是谣言，是抹黑杨振宁的，而辟谣的不是别人，正是邓稼先先生的夫人许鹿希。她郑重的对记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杨先生问稼先多少钱，我当时就在旁边，杨先生只是询问病情。

著名媒体评论员“夏朝之声”则撰文指出：深深处地仔细推想一下，杨振宁当时也不可能问出这样的话了，因为大人物是问不出小人物想问的那种话来，而这个谣言的编造者完全站在一个小人物的角度来揣测这些大人物（和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来推断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为一样），但是却又那么切合了普罗大众的心理，所以，很多人以同理心觉得杨振宁这样问太正常了，因而这个谣言得以毫无滞碍地广为流传且深入人心，但是难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我们不喜欢杨振宁，是因为个人感情上对邓稼先喜爱的情绪被利用，而反华公知们故意造谣抹黑丑化杨振宁，绝不会是为了突出宣传邓稼先，而是为了削弱杨振宁回国给海外爱国华人带去的积极影响，阻碍国际顶尖科技人才的回流。邓稼先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打击抹黑杨振宁等爱国科学家的一件工具、一个棋子而已，这与广大爱国群众对邓稼先的喜爱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还有人说：为什么邓稼先不需要辩解，而杨振宁需要辩解？没有问题需要为他辩解吗？

很简单，邓稼先生活和工作都比较单调，没有杨振宁的“多姿多彩”。杨振宁不仅仅是科学家，不仅仅埋首搞科研，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外交家，除了推动中美建交，领导1971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还多年来一直在重大的公开场合，为中国说好话，没有顾忌的反台独、反港独，成为华人科学界爱国的一面旗帜，而这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某些反华势力发生冲突。至于邓稼先，由于工作性质和性格原因，就是一个深居简出、简简单单的科学家，缺乏社交兴趣，也因为去世比较早，不可能与外界的某些势力发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对某些人来说，也就没有拿邓稼先抹黑的价值。

杨振宁1981年在兰州大学上课，时间陆陆续续长达10多年

杨振宁对中国的一部分贡献

限于篇幅，只能写一小部分。

几十年来，在很多场合，杨振宁都会唱起一首歌，那是一首五四时代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回国后定居清华时，杨振宁给他的住所起了个名字：归根居。

在1970年代初，杨振宁率先回国，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为海外华人消除疑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杨振宁回到美国后，曾先后四次公开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此外，杨振宁还利用各种机会在欧洲、南美洲、亚洲其他国家演讲，不失时机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促进各国与中国的沟通。杨振宁的破冰之旅更是在华人圈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积极的反响。在杨振宁之后，大批华裔学者逐渐消除了顾虑，纷纷申请回国探亲、访问、旅游。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林家翘为团长、包括任之恭、何炳棣在内的20多人华裔著名学者访问团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杨振宁在美国各地积极公开演讲，帮助大批的顶尖华裔学者消除顾虑，促成很多人愿意回到国内探亲。

1977年，杨振宁等在美国波士顿正式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积极促进中美关系。他还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出资8000美金整版刊登了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在这封英文公开信旁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杨振宁向美国政府施压，积极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建交。外交工作做得好，胜过百万雄兵！杨振宁助推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但有益中国腾出手来改善民生，更让中国集中精力对抗更具威胁的苏联有巨大益处。

1979年，邓小平访美，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在欢迎邓小平夫妇的宴会上，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致辞。

他在70年代就与物理学家谷超豪、李华中等人密切合作，建立了研究杨-米尔斯规范场的研究团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杨振宁还在中国义务协助建设、亲历指导几十座物理实验室，无私推动、创建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中山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等四个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的高等学术科研机构，“将中国三个物理研究领域弯道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在香港、北美创建三个科研基金会，亲自四处奔波，为内地大学谋划科研经费。

当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曾经为了延揽他，主动给杨振宁开出45万美金的高额年薪，邀请他加盟。杨振宁直接对美国人说：no。杨振宁拒绝了这笔巨款，接受了北京方面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做全职教授。陈吉宁校长亲自去接他，说清华党委开会讨论过了，打算给你100万人民币年薪。上世纪90年代的100万元人民币在大陆也算得上是巨款了，但是杨振宁并没有拿一分钱。他把清华大学给自己1996~2022年的工资之全部捐献给了学校，用于引进优秀的教师人才。

杨振宁在六个国内大学捐资设立了奖学金，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据官方媒体的统计，他用个人的资产陆陆续续向中国教育界至少捐献740万美金（按1：6汇率计算）以上。杨振宁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投资，这些钱几乎是他所有的身家。他没有把这些财富留给自己的三个儿女，而是奉献给了祖国。仅凭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就难以做到。

杨振宁积极安排、引荐了几十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到中国工作，其中有7人由于表现突出被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极大推动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

杨振宁还培养后进，包括通过私人推荐信，从1970年代开始每年选派优秀学者到美国大学进修，杨振宁亲自给名单把关，如今已经有上千人获益，其中包括五个大学（副）校长（复旦，北大，中科大，东北师范），10个以上的中科院院士。

杨振宁还为我们中国带出了杰出的弟子，很多他的学生也都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了威望。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真说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经常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国内已有不少地方通过杨振宁教授引进了不少‘少壮派’高端人才，这其中包括杨振宁教授的弟子。”

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的朱邦芬院士回忆：“2013年，薛其坤研究组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我认为没有杨先生就没有这项成果。一方面，杨先生把张首晟请到高等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另一方面，薛其坤2005年到清华工作，是杨先生等在关于清华物理系应重点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的指导方针下的产物。正是杨先生，为张首晟和薛其坤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导致薛其坤研究组实验上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据南开大学的葛墨林院士回忆，1977年，杨振宁和美国教育机构亲自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每年选派一批优秀的年青学者赴美深造一年。当时大陆经济落后，国家拿不出赴美经费，是杨振宁抱病40度高烧在纽约唐人街多日演讲，加上自己捐献了一部分，在1周内募捐到了43万美金，最终筹得必要的经费。这个事情，当年的受益人完全不知情，杨振宁本人从来没有提过，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被葛院士透露出来。

这栋陈赛蒙斯楼建成于2005年，是杨振宁亲自远赴海外为国内大学拉到的赞助

杨振宁还从1977年开始，在兰州大学给学生上课，直上到90年代初期。

刚刚担任了清华大学全职教授，78岁高龄的杨振宁就主动坚持给本科生上了一个学期的基础课。他提出，中国的大学只重视研究生是不对的，因为本科教育是很重要的。当时，下海经商热已经传进校园，很多大学教授都热衷于创业，没有几个教授愿意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而是忙着开公司。院士级别的大师给本科生上课，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杨振宁对校长说，现在没有教授愿意给本科生上课是不行的，我要起一个带头作用。说到做到，杨振宁给大学新生认真的上课，每次上课前都备课两个小时。这课一开就是一个学期，学生们对他的课评价很高。

1995年，杨振宁还受聘担任中央电视大学“大学物理”课的主讲，亲自为大学生讲课。他认为：“中国的贫困地方还很多，能够用电视的方法，使得贫困地方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新的知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杨振宁还做了多年的邵逸夫科学奖和求是科技基金会的评委会主席。据了解，我们所熟悉的中科大少年班，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求是科技基金会等众多日后对中国科教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都得到了杨振宁的积极帮助和推动。

据曾采访过杨振宁先生的清华大学校报原主编范宝龙回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杨振宁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仅因此事与清华大学的通信、传真及电子邮件就有几十封。

杨振宁到清华大学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出色的工作成绩。当时清华的物理系人心浮动，有些专业课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请老师过来上，但是不一定能请到人。杨振宁到任后，一边制定发展方案，一边亲自招兵买马，很快就让物理系脱胎换骨。在杨振宁的带领下，凝聚态、冷原子、统计物理三个物理研究领域弯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以学校的名义，发表了30多篇顶级的SCI论文，绝大多数是自己独立完成，将凝聚态，冷原子，统计力学等物理研究领域弯道超车，迅速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科学界争取到了巨大的国际荣誉。此外，杨振宁还发表了科学史著作两部，有独特的见解。朱邦芬院士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主任，与杨振宁算是同事。有一次，朱邦芬给杨振宁发工作邮件，发过了突然想起来，现在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杨振宁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应该早就就寝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杨振宁很快就回复了邮件。原来，杨振宁每天都辛勤工作到这个时候。

杨振宁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SCI论文的目录

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张文裕在1984年总结中国高能物理发展35年时说：“我国高能物理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同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外籍华裔科学家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他们的贡献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一座漂亮的陈赛蒙斯楼，这栋楼是杨振宁“弄来的”。“对冲基金之王”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助手是杨振宁的学生，杨振宁让学生联系好詹姆斯·西蒙斯，亲自奔赴海外和对方谈话，希望他能捐一点钱出来，于是清华校园内多了一栋楼。

杨振宁还积极为中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建言献策，一手促成国内不少重大科研项目的建设。

1975年，杨振宁倡议引进了《科学美国人》期刊，目的是让祖国有更多的人了解美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这些意见被中国政府采纳。《科学美国人》后来在大陆演变成为大名鼎鼎的《环球科学》。几乎所有的理科生都读过这个期刊。

1990 年代，杨振宁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国要研制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工程，都是杨振宁一手促成。杨振宁大力推动了相关科研进展。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有了杨振宁的努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才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朱邦芬院士则点评说，“中国的自由电子激光事业在杨振宁先生的推动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杨振宁先生参观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杨先生还关注核废料处理的加速器的建造，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杨振宁还亲自跑到散裂中子源实验室地下进行现场指导。他在十几年前就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提议中国及早做软X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将来在研究生物和有关的方面会有很大的用途。

杨振宁还慧眼提携了屠呦呦女士，第一个给她颁奖，还积极的把她的科研成果推荐到到国际上，而当时屠呦呦还无人问津。

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James Ulle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当年到中国大陆，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而美国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愿意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杨振宁可说是首开其端。”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给杨振宁建造的用于全家居住的“大师楼”，即那栋二层小楼，并不是清华大学出资，而是杨振宁个人出资。其产权属于清华大学，杨振宁和夫人仅用于居住权。

此外，杨振宁还有统战台湾、为国建言献策、保卫钓鱼岛等重大贡献。

比如，为了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1972年7月，杨振宁当面给国家提意见，坦言中国科学发展的许多问题，强调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政府应采取一个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要抓好基础课的教学，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1972年，中国准备上马建设高能加速器的计划，杨振宁是仅少数表示反对意见的人。当时中国科学界：政治挂帅”，推崇的是“大跃进”精神，而不是考虑实际效果。当时，我们规划的加速器是500亿电子伏特，而1971年国外已经在使用3000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我们打算耗资1亿美金建造的加速器，是别人一二十年前就淘汰掉的。杨振宁据理力争，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给上面写信，最后导致这个工程拨款额削减为原来的20%。事实证明，当年的这个加速器项目已经沦为一个笑柄。多亏了杨振宁的耿衷直言，我们国家才节省下了8000万美金。70年代的8000万美金，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在1972年，中国人的人均的GDP才130美金，8000万美金抵得上615385个中国人一年的GDP。但杨振宁不怕得罪任何人。

杨振宁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首届基础科学班同学在一起

杨振宁先生和首届基础科学班同学20年重聚首

2011年，杨振宁先生参加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典礼

1971年，应当时“保钓”学生的邀请，杨振宁积极参与保钓运动，成为该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活跃在全美各大高校演讲，一腔热血感染了大批热血青年。

我的朋友表示：作为拥有多项诺奖级成果、仍健在的实际上的物理学界第一人，杨振宁在海外科学家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偶像”的地位，他以“回归”率先垂范，如同“登高一呼”，必将在海外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中产生巨大反响，感召和激励更多的海外科学家回归故土，报效祖国，这也正是网络上那股庞大势力极力要抹黑丑化杨先生的真正原因所在。

是“为美国做贡献”，还是“为美国对抗中国做贡献”？

有人说，杨振宁年轻时为美国做贡献。笼统的说，这样讲是不错的。但是杨振宁研究的是基础物理学、理论物理学，对基础物理和理论物理的贡献其实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并非单一对所在国有贡献。因此可以这样说，年轻时的杨振宁固然对美国做出来了贡献，但同样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很多物理学成就都是建立在他的物理学理论基础上的，这与邓稼先的两弹一星成就只对中国有贡献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些龌龊，但应该为此负责的，不应该是广大海外华人，而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一部分职业军政人员。杨振宁他根本不是军政人员，他的工作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无涉。恰恰相反，他是呼吁和平与合作的。如果仅仅因为对某国反感，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杨振宁这样的对华友好人士，就是立错了靶子，严重误伤了对祖国友好的海外华人的感情。

至于“为美国做贡献”还是“为美国对抗中国做贡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不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对抗，而是意识形态的对抗，简言之，就是军政人员的对抗。杨振宁并非军政人员，他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于学术期刊，他所做的基础研究不涉及中美国家战略利益，而是造福于全人类。即使是中国这样的所谓“美国的敌国”，也可以直接免费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

退一万步说，即使杨振宁是军工科学家，与其让欧美人去做，不如让杨振宁这样对祖国有感情的“血浓于水”的“龙的传人”去做。

加入美国籍，不代表就不爱国。中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看所谓的“国籍”。李小龙就是标准的美国国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统概念。

李小龙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并非是奔着所谓“荣华富贵”去的，而是为了方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全人类，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而受益。这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花一分钱，让美国佬花大钱，就可以无偿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杨振宁在1971年回到祖国的时候，与邓稼先会晤，邓稼先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进展透露给杨振宁，杨振宁却直接把海外最热门的量子场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邓稼先。

如何证明杨振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美国籍呢？杨振宁最风光的时候是1957年，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颠覆了物理学界三四十年共识的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入美国籍，他可以说是立即就能达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着，直到漫长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强地加入美国籍。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为什么不立即加入？这说明杨振宁对祖国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恋恋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对祖国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尽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威胁，一直在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和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而奔走。

既然杨振宁有家国情怀，为什么他当初不肯回国呢？当时有具体的情况。邓稼先之所以主动回去，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信仰。邓稼先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被海外的党组织培养，他拥有了自己的坚定信仰。作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振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一个崭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到底会对知识分子怎么样对待，是心里没有底气的。

要知道，杨振宁和邓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样。邓稼先的岳父是许德衍，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国级高官，邓稼先是典型的“根红苗正”。杨振宁的岳父嘛......此外，杨振宁的岳母一家都在台湾做“人质”，这也是让杨振宁有所顾虑的原因。

实事求是，杨振宁还有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因素。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庆桥研究员的《杨振宁回国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国外交风云录》，详细记叙了杨振宁当年没能回国的前因后果。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作为杨振宁的老师，物理学家张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们转述国家希望他们回国内工作的意愿。杨振宁和李政道听了很感动，爽快的初步表达了愿意回国工作的想法。他们对张文裕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和数百万亲属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听闻之后，感到忧心忡忡。当1958年张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感觉这场国内的运动给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回忆说，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国内的情况就“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热情也明显不像去年那样了。回国的事情就此耽误了下来。

到了1960年，杨振宁的父母杨武之夫妇来到了欧洲，就是否回国与杨振宁进行了谈话。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她已经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所以当着丈夫的面，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据杨武之的回忆，他劝杨振宁回国，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也是希望达成任务的，但是他从内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会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杨武之说，我的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

而罗孟华则丝毫不给杨武之面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杨武之说：“你不要误导儿子，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说的杨武之沉默不语。

杨武之和杨振宁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晚上的讨论，杨振宁没有被说服。杨振宁告诉父亲，现在回去的话，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而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很短暂。杨武之则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杨振宁则指出，他的同学克华在国内遭遇了打击，全家被发配到山区。杨武之听了只能叹息。杨振宁对父亲说，请父亲大人回去讲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样可以为祖国做点事情。

没有完成任务的杨武之回到了中国，后来对杨振宁的弟弟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这场争论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

至于所谓的“父子绝交”，那纯粹是谣言。

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信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追查，这虚假消息来源于台湾网站，由日裔主笔加藤撰写。在他的笔下，虚构了杨振宁父子“断绝关系”的谣言。一些网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为当时有人忘记了更换马甲，结果被查到很多账号的IP地址是一样的，被抓到了现行。

关于杨振宁与父亲的关系，可以看文章《杨振宁父子感情深厚，断绝关系纯属谣言》。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

对于谣言，杨振宁的同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其中也有过辟谣：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杨振宁“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当然是对中国的贡献大。

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大堆，杨振宁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国目前仅有杨振宁一个中国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杨振宁对中国更加显得意义重大。换言之，中国更加需要杨振宁这样世界级伟大宗师的加盟。

我打一个比方，假设杨振宁是年轻的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也可以在东南大学发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现在，小杨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院士有好几位。如果他去了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原本没有院士。对于东南大学来说，杨振宁对自己学校就尤为重要，仅凭“院士”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学校的地位跃升一个台阶，也更有名气，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获得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东南大学比清华大学更需要杨振宁的加盟。您说，杨振宁是不是对东南大学的意义和贡献更大？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

尊重邓稼先，就一定要贬低杨振宁吗？

有一些朋友，即使在知道杨振宁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后，往往也会说：“我依然讨厌杨振宁，杨振宁不配比邓稼先。”愚以为，此言并不最恰当。

诚然，每个人都有喜爱、讨厌、批判、冷眼旁观任何一人的自由。但要看见，当你一遍一遍的重复“我讨厌某某”时，其实情绪上早就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即主观判定“某某人有问题”，既然“有问题”，那么做再大的贡献也不必赞赏，以至于漠视。

我举个例子：

请试想，全球几千万华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为中国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与他们相比，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杨振宁就不能被赞许吗？比不上圣人，就应该被踏上一脚吗？卫青杀敌人数不如霍去病就不是民族英雄了吗？

如果做出如此伟大事业的科学家尚且得不到国人的认可，还要被“讨厌”，实际上是将几千万华人也包括十几亿国人一律做道德迫害，让正在做贡献和准备做贡献的人，都感觉扑面而来的一股自私、冷漠、狭隘的寒流，更显得一部分中国人思想格局之局促，没有大国风范。

我们最恰当的态度是，对任何愿意为中国发展添砖加瓦的朋友，都应该鼓励、加油和赞美，而不是用所谓的“锦上添花无用论”浇灭报效祖国的热忱。在最恰当、比较恰当、不恰当之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最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彰显大国风范、最体现人情味的最佳选择呢？ 至于“不应该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并列”——此言完全是恶意炒作和语术陷阱，目的是故意贬低杨振宁，绝非为了赞美邓稼先。

我翻阅了2004-2017年所有关于杨振宁先生的文章，包括1100多篇新闻报道和数部人物传记，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并列”，所谓“把杨振宁拔高到和邓稼先同样的地位”本身就是某些人无聊的虚构和幻觉。

某些人（通常他们不具有科学素养）恶意的说，“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并列，是对邓稼先的羞辱”、“杨振宁三个字是对邓稼先的羞辱”——这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先依据个人喜恶把杨振宁贬低到“恶人”的境地，然后假设、虚构出“恶人杨振宁已经与圣人邓稼先并列了”，不见血的煽动群众的反感——这种混乱思维绝非正常人的思维。

实际上，杨振宁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远超常人，更非这些恶意贬低杨振宁者所能“望其项背”。以一个伟大人物否认另外一个伟大人物，这种卑劣伎俩值得真正的爱国者警惕。

邓稼先的爱国标准自然很伟大，但拿邓稼先的完美标准仅仅衡量杨振宁一个人，则有失公允。杨振宁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但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突破法律和道德规则之处。如果苛责杨振宁道德不完美，试问寰宇天下、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个体，有谁可以做道德圣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舆论居然认为“比不上圣人就是罪大恶极”，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罪大恶极。

故意拿邓稼先贬低杨振宁的这类人，其本意并不是衷心的赞誉邓稼先，而是拿邓稼先做贬损杨振宁的棋子，这是对邓稼先的极大不尊重，可以说，其行为本身即是对邓稼先的侮辱。

邓稼先一生报国，他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报效祖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中国能够强大起来，能够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生活水平可以更有保障；而借邓稼先的名号贬低杨振宁，实际上是阻断华人回国报效之路，继而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何尝不是对爱国者邓稼先的极大侮辱？！

爱国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邓稼先的爱国是一个最伟大的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唯一标准。事实证明，邓稼先和杨振宁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完全可以是毫不排斥的平行标准。

学者韩军特意指出：“我们不能囿于“爱中国”这个小圈子、用“爱中国”这把小尺子，来衡量一位对全人类做出巨大、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只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忽视了人类立场，那就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何况，杨振宁先生对于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多公众并不了解。”

邓稼先的无私奉献也好，杨振宁的中年归国也好，其实他们都有爱国的实际行动。邓稼先的爱国是一个最伟大的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唯一标准，邓稼先和杨振宁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完全可以是毫不排斥的平行标准——即尊重邓稼先的至高伟大，也尊重杨振宁的倾情奉献。宣传邓稼先的伟大无私，目的是为了提供精神榜样，而这种手段不能与其他同样为中国做贡献的手段冲突，甚至干扰、阻碍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些非主流媒体和营销号突出渲染杨振宁与邓稼先获得的物质报酬悬殊极大，以煽动群众对杨振宁的不满，正如韩军所说：

我也说：

《杨振宁传》

老夫少妻从来没有违背伦理

老夫少妻并不违背伦理。最多就是民众不喜欢、不提倡而已。但不喜欢，只是私人对私人的看法，无论无论如何也与违背伦理不发生任何关系。

历史上老夫少妻比比皆是，孔子的父母，甘地、孙中山、毛泽东、鲁迅、叶剑英、张大千、李敖...他们的婚姻都是老夫少妻。

在自然界，雄性以年轻、健康的雌性为配偶是本能。伦理与道德无关，其目的是分配生产资料，传递更优秀DNA，有利于物种的发展。比如，禁止亲近婚配是为了优生优育，而不是涉及道德因素。道德是进化的产物，并非一成不变。伦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古代少数民族有丈夫死了妻子改嫁小叔子或者庶子的习俗，目的是财产的分配。而在现代，一些战乱频频的非洲国家，甚至俄罗斯，很多议员提倡恢复一夫多妻，目的就是繁殖人口。

所以，伦理本身就与道德无关，伦理更没有一个永恒的标准，而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息息相关，社会变了，伦理就会变，不存在“几千年的伦理”。

我查遍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古今中外，野史俾文，以我人文历史哲学钻研多年的学识功力，也没有看见哪一段文字说老夫少妻违背伦理。通过逻辑推导、常识分析，也没有推导出老夫少妻违背伦理。又询问二十多位人文学者、教授，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老夫少妻违背伦理。他们一致表示“老夫少妻违背伦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倒是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就是男人要三妻四妾（当然现代社会不提倡这样做）。

有人会问：老夫少妻有没有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自然有某些拜金女为了富裕的生活嫁给老翁，但不能一概而论。好比企业家做慈善捐献，很多企业家确实是为了出名，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为了出名，也有真心实意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家。翁帆也未必就是为了钱嫁给杨振宁。如果为了钱，翁帆是不是嫁给有钱的中年人更划算？杨振宁把在清华执教30年的工资都捐献了出去，连诺贝尔奖奖金都捐献了一部分。杨振宁和翁帆在清华住的别墅，产权属于清华，就如同干休所一样，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而这一点，翁帆在结婚之前就是知道的。

杨振宁如果足够“精明”，他完全可以和某些人一样，包养一个女性，外界也不会知道，自然不会损害他的名誉一丝一毫，似乎“没有必要”光明正大的娶翁帆。但杨振宁却不顾世俗的眼光，娶了翁帆，这不恰恰是对世俗腐朽风气的不屑一顾吗？

至于为什么翁帆要嫁给杨振宁，很简单，翁帆的研究生论文曾打算写《杨振宁的翻译思想》，她本身就钦佩杨振宁的人品学识，就如同粉丝嫁给偶像，非常平常。虽然年纪差了一点，但人家你情我愿。我打个比方：刘德华60岁了，假设刘德华现在是单身，一样有18岁小姑娘愿意嫁给偶像。翁帆也不是杨振宁的学生，杨振宁没有为了私欲去包养女性，是合法的续弦，怎么就不可以呢？

翁帆

有人会不服气：如果是你的女儿找个老头，你会这样说吗？我实事求是的回答：如果是我遇见这个情况，我会先负责任的找女儿谈十次，一五一十的告诉她，我不喜欢你们结合，然后客观的指出结婚后的种种困难。如果女儿坚持，我就会尊重他们的私人决定。婚姻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需要誓死捍卫，即使是父亲也无权去粗暴干涉。

还有人说，翁帆嫁给杨振宁，我恨死杨振宁了，因为杨振宁占用了一个性资源。

光棍问题，主要是三方面造成：房价，个人能力，社会阶层。老夫少妻在社会上毕竟是极少数概率，微乎其微，怎么可能有很多女孩子效仿翁帆嫁给老年人？对社会增加光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有拜金女想学习翁帆，一了解，原来杨振宁绝大多数财产都捐献了，她们还会学习翁帆吗？

翁帆即使不嫁杨振宁，以她的高干家庭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修养，也不可能嫁给没有能力不踏踏实实为国家服务的人（特别是在网络上喜欢攻击别人，自己却没有为国家做贡献的素质低下者）。也就是说，即使翁帆没有嫁给杨振宁，光棍也还是光棍。

至于“占用性资源”一说就更加显得可笑了：

在原始和文明不昌明的古代，婚姻和性交（即占用性资源）的主要功能是繁衍后代，现代文明社会早就脱离了那种以繁殖为目的的时期了，而是以追求思想解放，追求心灵默契为婚姻的最高准则。如果说杨振宁娶了翁帆影响了繁衍人类是“罪过”，那么丁克家庭直接就不要小孩，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甚至台湾地区同性恋也合法了，这些行为都“占用了性资源”，而且没有繁殖人口，是不是违背伦理？是不是“罪过”？不。文明社会的主流看法反而是尊重这些“标新立异”的做法，认为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如果你还说这是违背伦理，那你的思想就太out了，让人怀疑你出生在1790年。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婴儿都可以在生物实验室制造出来，再拿老夫少妻说事，就太幼稚可笑，现在不是满清时代了。

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有多高，就看是不是尊重标新立异的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