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胜利者却影响深远的战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启了抗美援朝的序幕。（新华社）

半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对中共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名义入韩作战的研究与看法，可说历经转折，综括言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年代冷战方酣，美国学者受到国际间反苏反共反华（中共）气候的左右，认为韩战乃是莫斯科所设计的一种赤化远东、进而鲸吞整个亚洲的阴谋或战略。在克里姆林宫主子的控制下，北京与平壤都没有自由行动的意志，因此，美国学者和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的西方政府人物，皆确信北韩军队奉史达林之命越过三十八度线，开始打韩战，北韩头子金日成只是奉命行事的一个卒子，而中共志愿军的参战，也是史达林在冷战时代发动热战的一招棋子。美国学者表示，中共为讨好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极具侵略性、暴力与非理性的扩张政策。美国政府高层甚至指出，中共比苏联更危险、更好战、更具威胁。

五○年代和六○年代初期的美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韩战乃是国际共党对外扩张运动的试金石，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者邹谠亦在其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表达上述观点。在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五○年代，只有一个特立独行、以反抗威权为职志的报坛怪杰史东（I.F.Stone），不断撰文谴责美国的韩战政策，并称韩战的起因乃是南韩总统李承晚与台湾领导人蒋介石蓄意挑衅北韩。史东并揭发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利用韩战囤积大豆而发了一笔战争财，赚了三千万美元。

西北大学教授康明思（BruceCumings）在其一九九○年出版的两大册《韩战的源起》中，亦认为南韩也是个侵略者和挑衅者。不过，史东和康明思的看法，在大量的档案文献出土后，已站不住脚，即连中共党史刊物〈百年潮〉亦直指「（一九五○）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十八度线」。

第二阶段是做过美国驻香港领事、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的艾伦．怀丁（AllenS.Whiting），于一九六○年推出颇受好评的开山著作《中国越过鸭绿江─参与朝鲜战事的决策》。怀丁利用西方情报资料和中国出版的报章杂志分析说，中共不仅未直接参加北韩入侵南韩的策划工作，而且在战事爆发后，试图经由政治方式来结束冲突。怀丁称，中共于一九五○年八月底确定无法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朝鲜冲突后，才于九月初开始进行军事部署。怀丁强调，联军于仁川登陆（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后，中共仍试图利用公私管道阻止联军越过三十八度线。华府和麦帅罔顾中共的各项警告后，北京始决定出兵，因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和北朝鲜的边界已受到严重威胁。怀丁指出，中共对韩战危机的处理方式，主要着眼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已遭美国威胁，而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

怀丁所呈现的比较客观、中肯的观点，对新一代的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推动了学界对韩战史研究的热潮。八○年代末，九○年代初中共官方陆续经由不同方式公布的朝鲜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的电报及会议纪录，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怀丁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至少，「怀丁的理论」（此语已成为韩战史研究的一个专有名词）乃是中共出兵朝鲜半岛的部分理由。后冷战时期认北京系勉强出兵。

第三个阶段是美国在越战失败、美中建交以及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来临而开始问世的大批档案文献（以俄罗斯、中共、美国与南北韩为主），使美国学者对韩战的起因、中共介入韩战的动机与冲击，有了一个全方位的看法。他们在基本上还是采用「怀丁的理论」，即中共领导人是因关切国家安全才决定挥师过鸭绿江。这些学者指出，北京当局并不乐意看到韩战爆发，因中共刚刚建国，面对百废待兴的经济重建、政治团结和急待解放的台湾，北京领导人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巩固政权。但在中国领土受到立即而明显的威胁后，北京乃不得不勉强出兵。大部分学者相信，美国决定越过三十八度线，激发了中共干预韩战的怒火，有些学者则认为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军，如在三十八度线上停顿下来，则北京也许不会出兵。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学者与作家亦相信联军若在三十八度线上停止不前，北京将不会派兵援朝抗美。赶美出朝鲜大陆学者提新看法。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大陆一批留美文史与政治学者，十余年来在美国各大学陆续获博士学位，有些人专门从事韩战史研究，且有著作发表，如华庆昭的《从雅尔达到板门店》（康乃尔大学出版）、陈兼的《中国通往韩战之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和张树光的《毛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韩战》（堪萨斯大学出版）等，都是在九○年代中期问世，并引起美国学界的重视，其中以任教纽约州立大学吉内斯科校区的陈兼所提出的看法，比较新颖，且具创发性。他根据过去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当讲师以及在南伊大攻读博士的机会，把全副精力放在韩战史研究，加上倾力搜集大陆解密文献，他发现早在仁川登陆前一个月，即一九五○年八月，毛泽东和其他北京领导人即已倾向于派兵入朝，甚至在七月份就做了军事与政治部署。陈兼的看法比怀丁和其他学者更进一步，他说中共出兵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保卫中韩边界，而是要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以获得光荣的胜利。陈兼并强调，北京领导人确信朝鲜战争的结果必然与新中国的国内外利益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共出兵朝鲜乃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陈兼认为北京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越过鸭绿江前二、三个月，已做了出兵朝鲜的准备，但青石（笔名）根据大陆档案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的档案，于一九九七年〈百年潮〉双月刊上发表〈史达林力主中国出兵朝鲜〉一文，明确指出毛泽东原先答应史达林的要求出兵朝鲜，但在十月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毛乃于十月三日约见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口述一封致史达林的电报，表示不愿现在派兵入朝，史达林大怒。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会，由于彭德怀（后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对出兵朝鲜表示积极态度，毛才建议一面成立志愿军，一面派周恩来、林彪飞赴苏联向史达林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意见。周、林于十月九日在黑海附近休养所见到史达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是：苏联如能迅速提供中方所需装备，特别是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不出兵。史达林听了极为恼火，对着周恩来大吼道：「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

美军于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成功登陆仁川，对入侵南韩的北韩主力部队进行拦腰截斩，北韩军仓皇逃回北部，被俘与伤亡皆重，金日成乃向史达林乞怜，并请史达林催促中共出兵救他。中共担心金日成到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以及联军陈兵鸭绿江，北京领导人经过夜以继日地讨论后，始决定出兵朝鲜，但狡诈的史达林食言而肥，并未对中共志愿军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青石除了上述文章，又在一九九七年〈百年潮〉上发表〈一九五○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和〈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西方学界和媒体极重视青石的文章，认系五十年来中共有关出兵朝鲜的最客观、最坦诚、最公正的说法。美国〈新闻周刊〉曾予全页报导，宾州大学退休讲座教授温卓普（StanleyWeintraub）于今春推出的〈麦克阿瑟的战争〉一书，亦引用不少青石文章以及张树光的《毛的军事浪漫主义》。青石韩战文章受重视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学会所主办的〈百年潮〉，具权威性。该刊主编是大陆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天石。

美国学者认为中共志愿军参战，对中国本身而言，可说利弊兼具。弊方面是拖延了经济建设脚步、人民仍须过穷日子、欠苏联一大笔战债、「解放台湾」遥遥无期、自由世界视中共为黩武主义者而长期孤立北京。有利部分则是使西方不再轻视中共、中共在亚太问题上有了发言权（如日后获邀出席日内瓦中南半岛问题会谈以及美国主动提议与中共举行大使级华沙谈判）。包括陈兼在内的学者则表示，鉴于美军所拥有的现代化武器的强大杀伤力，中共决定积极发展核武，不让美苏垄断。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史达林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恶霸态度和出尔反尔、不守诺言的作风，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走自力更生之路，并种下了日后中苏决裂的种子。

（摘自2000年10月25日中国时报记者林博文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