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關鍵年代（中）：墨索里尼「收編企業家」的獨裁崛起
图／美联社
文／尹子轩（《The Glocal》副总编辑）
▌前篇：〈关键年代（上）：「法西斯始祖国」是怎么炼成的？〉
▌前篇：〈关键年代（上）：「法西斯始祖国」是怎么炼成的？〉
最先从深陷经济困局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复员中看到机会的，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先看到都灵动乱以来工厂工人的生活愈发艰苦，又看见战时义大利政府曾经向年轻农民许诺过进行土地改革，将在复员后赠予土地吸引他们加入军队，却在战后食言，引发民间不满。接着受到俄国革命鼓舞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又在义大利南部乡间目睹骚动——在他们眼中，义大利满满是革命的机会。
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工会，义大利工人总联盟（CGL）的会员人数，在1918到1920年之间，从25万暴升到超过200万，并且快速开始军事化。工厂工人，农工（braccianti）和贫困的农民，开始在工会的组织和煽动下，于这「红色两年」在义大利各地罢工，接着逐步升级行动，以武力胁逼雇主将雇佣劳工的权力下放到工会，以夺取对生产手段的控制。
此时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认定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全球革命即将到来。1919年10月，义大利社会党（PSI）就在国家党大会上提出了将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革命」立为党纲，认为必须用武力夺权在义大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向列宁的第三国际宣誓效忠。
最先从深陷经济困局的人们看到机会的，是社会主义者。「红色两年」期间，工厂工人、农工和贫困的农民，开始在工会的组织和煽动下，于义大利各地罢工，接着逐步升级行动，以武力胁逼雇主将雇佣劳工的权力下放到工会，以夺取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图为1921年，在利沃诺举行的第十七届PSI全国代表大会。 图／维基共享
在义大利11月的大选中，义大利社会党获得三分之一的票数，在议会内获得五分之一的选票，获得天主教徒为主体的新党，人民党（PPI）的合作。议会总数共502席，社会党和人民党各得156及100席。传统自由派菁英领导的自由民主党（PLD）和自由联盟（由暮年的乔利蒂领导）则仅得15.9％以及8.6％的选票。其中，自由联盟在国会损失达到229席；温和派在义大利议会从此失去绝大部分的政治能量，直到二战结束为止。
虽然一战后的首相均由自由派担任，但却都无法驾驭撕裂的议会和国家，首相和内阁如同虚设。在社会党获得了最大党地位的同时，已经军事化的工会行动亦渐趋激烈。1920年6月，工会煽动农民在伦巴第省附近的乡郊地区的科雷马（Crema），武力抗议地主违反先前定下的劳工协议。数以百计的农民在罢工之余更强夺粮食、侵占农场以及地主的住宅。
此外，在拉齐奥（Lazio）和南部农业区等地，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占据荒地；对于许多地主来说，这代表产权的逾越。虽然也有同样反自由主义建制的天主教势力，连同农业工会及复员组织参与占据荒地一事，最终却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同期俄国革命的风潮，在社会上引起最大的反响。
义大利11月的大选中，温和派在义大利议会从此失去绝大部分的政治能量，直到二战结束为止。图左至右分别为社会党、人民党、自由民主党的参选人。当中最右、代表自由民主党的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曾任义大利内阁总理，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图／维基共享
社会主义者对于革命的执着，促发了几个决定性、诱发义大利走向专制的后果。
第一，社会主义者和地主间的政治冲突开始升级成为武装冲突；第二，当社会党的主要议会对手自由党，也将重心放在煽动基层和农民的人民党的时候，社会从底层开始的躁动开始被资产阶级注意：有俄国的前车之鉴，义大利出现武装革命的可能性增加，令更多的工业家及地主们不安。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系统的分裂同时反映着国家的撕裂，那些不被社会党与人民党囊括的人们——包括地主及工业家，还有开始崛起的城市小中产阶级，开始追寻第三条路——由前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领导。虽然暴力，但他们向大众保证不干预经济，又许诺会实行社会公义的法西斯主义实验。
社会主义者对于革命的执着，促发了几个决定性、诱发义大利走向专制的后果。图为1920年，占领米兰一间工厂的武装工人。 图／维基共享
▌企业主义：墨索里尼真正掌国的关键
法西斯主义在短短数年间由一个社会运动演变为执政党，再完成高度集权的蜕变。墨索里尼剪除党内掣肘的手腕固然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说到真正要让义大利人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统帅」（IlI Duce, 墨索里尼的自称，相对应后来希特勒领袖〔der Führer〕的名号）对于义大利的企业家和经济管理官僚的收编更为重要，却少被论及。
法西斯主义虽然是由墨索里尼1919年在米兰作为创立者之一开始成为社会运动，但是，实际上在192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他1922年于国会选举大败后号召法西斯武装民兵团（squadrismo，后来又称黑衣军〔Blackshirts〕）此「进军罗马」（Marcia su Roma），威胁害怕政变的国王并使自己获命成为首相之时，墨索里尼其实并未受各区法西斯主义头领认同，并非他们绝对的共同领袖，更遑论掌控整个义大利的政经体系了。
在去除党内派别的掣肘后，真正让墨索里尼掌握义大利国家机器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再从上至下将经济上的监控权力集中在取替了中央政府的法西斯主义者手上。
1922年的「进军罗马」（Marcia su Roma）时，威胁害怕政变的国王并使自己获命成为首相的墨索里尼，当时其实还未受各区法西斯主义头领认同。在去除党内派别的掣肘后，真正让墨索里尼掌握义大利国家机器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进军罗马 图／维基共享
这个过程分为三部分；先是调控货币和关税政策，继而让企业家和已被法西斯招揽的技术官僚阵营掌管的经济管理实体合流，最后再将已收编的工会，纳入一个全面倒向雇主的劳资调解体制。墨索里尼在野时对于经济不干预和从经济上保障社会公义的许诺，在他掌权后不久便烟消云散，义大利从工业家、银行家到平民，无一幸免地被法西斯的利维坦吞没。
在墨索里尼成为首相的掌政的头几年，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及经济上尚属局外人。政治上，国家法西斯党（PNF）的主要支持者地域性质极强，可粗略分为农村和城市两支；一支是新近获得土地而崛起的农民中产阶级，另外一支则是在城市里的专业人士、技术官僚及小中产阶级，如律师、记者、教师等。
特别是农民中产阶级，这个从1911年方才占义大利总人口18.3％的群组，在1921年已经占32.4％，尤其是在伦巴第（18.29％－26.54％）、艾米莉亚（13.33％－20.26％）和威尼托（22.59％－29.53％）三省，而正是这三省给予了黑衣军的第一批支持者）。
至于领导城市化地区，比如博洛尼亚（艾米莉亚省首府）的格兰迪（Dino Grandi），伦巴第省首府的法连纳齐（Roberto Farinacci），和菲拉拿（Ferrera，艾米莉亚省城市）的巴博（Italo Balbo）等的法西斯领袖，都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拥有接近独立的权力。而在经济层面，参与一战巨大的经济代价早已导致国家经济管治体制和经济生产手段的分裂。
在墨索里尼成为首相的掌政的头几年，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及经济上尚属局外人。图为1925年演说墨索里尼向群众演说，从该年起他也开始自称并将自己塑造为「统帅」。 图／维基共享
在法西斯政权崛起之前，罗马政府已经极为依赖和纵容新兴起的工业家及技术官僚所组成的工业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管理层面上，这些被称之为「公营办事处」（entis pubblici，以政府资源设立，但是由私人企业家管理及以私人企业模式牟利的合营公司）的经济实体权力，甚至是与中央政府部门平行的。
直到1925年法连纳齐带着和墨索里尼平起平坐的期望被任命为国家法西斯党党委书记，全力推行中央化去削弱地区法西斯领袖的权力，并且镇压所有反对党，将义大利变成一党专政之后，墨索里尼「统帅」的名号方算得上名副其实。政治上独揽大权，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当然不过是开始，法西斯主义要掌握实权并且满足义大利的帝国梦（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有攻打衣索比亚的想法了），必须控制国家的政经体系。
在墨索里尼本人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图下，他们先切断外国对义大利经济的影响，从而将现有的义大利经济管理体系——由工业资金来源到关税和工会——纳入法西斯旗下，就是最自然的选择。
——▌接续下篇〈义大利关键年代（下）：「人人皆可法西斯」的民粹洗脑〉
——▌接续下篇〈义大利关键年代（下）：「人人皆可法西斯」的民粹洗脑〉
在墨索里尼本人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图下，他们先切断外国对义大利经济的影响，从而将现有的义大利经济管理体系——由工业资金来源到关税和工会——纳入法西斯旗下，就是最自然的选择。图为1932年，墨索里尼在飞雅特汽车（FIAT）的都灵总部演说。飞雅特在一战时曾义大利军工业生产线的重要一环；在二战时，其创办家族阿涅利家族亦与墨索里尼相处甚密，提供支持。 图／维基共享
▌本文为《关键年代：意识形态、排外、极端局势如何摧毁民主和走向战争》（联经出版，2019）书摘
《关键年代：意识形态、排外、极端局势如何摧毁民主和走向战争》
作者： 胡川安、尤智威、孙超群、蔡晓林、蔡荣峰、蔡政修、尹子轩、洪仕翰、李博研（神奇海狮）、黄长东、乔兰雅、林齐晧、林伯雍
出版社：联经出版
出版日期：2019/08/07
内容简介：独裁强人卷土重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终告失败？《关键年代》以近年国际关键事件「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英国脱欧」为起点，先论析英、美两国如何走到今日倾向极权、民族主义再掀波澜的复杂前因；再回顾过去德国、义大利极权崛起，并探讨二战时期风行的种族主义如何塑造国家，又如何迈向今日的多元风貌？民族、国家形成后，为何会走向战争一途？综观历史脉络后，最后提出一个当下与未来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能免于战争的恐惧吗？」阅读本书，读者们将会有种熟悉感，明明是百年来的历史，却好似在说当代的社会，而其中的事件更宛如现正上演的国际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