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黑人女医生眼中的“两个美国”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近日刊发题为《“在私立医院，无礼只是微妙一些”：美国两套医疗体系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乌切·布莱克斯托克。文章编译如下：

到纽约大学第一天，我去参加迎新会。走进医院主楼，经过肖像馆，那是蒂施医院大厅外的走廊，挂着一长串画作，装在镀金画框里。每张肖像都是白人面孔。有的戴眼镜，有的在显微镜旁边摆姿势，有的手里拿着笔。这些人无疑都是医生，几百年来在各自领域取得重大的科学进步。有些画看起来很古老，我好奇有多少画中人参与奴隶制并从中获利或者拿奴隶做过试验。他们无疑受益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录取政策。几百年来，这些政策把我这样的人排除在医学之外。

我是所在部门的第一个黑人女教员。那是2010年。我选择昂首挺胸。我走过肖像馆，感觉自己的存在就是对画中白人男性的批评，感觉我就属于那里。我提醒自己，身在这里就很重要，因为黑人学生和住院医生可以看到像他们一样的人，来自和他们一样的社区，深深关心我们的社区，可以指导、激励、鼓舞他们。

我当教员时有几项工作，包括在急诊科出门诊、督导医学院学生和住院医生、做学术。在学术方面，我给学生讲课，主持和住院医生的研讨会，参与超声方面的教育研究，重点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来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

一周中的另外三四天，我在两个急诊室当中的一个做执业医生。第一个急诊室在纽约大学蒂施医院，这是隶属于纽约大学的私立医院。另一个在隶属于医学院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这两个急诊室彼此挨着。

蒂施的私人急诊室完全是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这家医院以捐建该机构的亿万富豪家族命名，从各方面来说都资源丰富。每个患者都有单间，都下落清楚，安排复诊也非常轻松。我输入CT扫描订单时，单子都会神奇地自动填好——每次都是。我们接待的患者比我在国王县(即纽约布鲁克林区)看到的患者少得多，但每个团队的护士都多得多，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也多得多。因此，我在一个班次可以照顾更多患者，不会被杂事缠身。

但是，这里与国王县的最大区别或许还在于患者群。蒂施医院候诊室里的人相对富裕，有保险，在急诊室以外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由此可以推论，他们大多是白人。通常情况下，患者来蒂施就诊是因为纽约大学的专家因为某种紧急情况嘱咐他们转诊。甚至在他们来到急诊室之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接入一套医疗系统：他们知道在这个系统里如何走程序，这个系统也理解他们。这些患者接受快速、个性化的治疗，后续治疗方案也马上出台。有时，我们会接到电话，警告我们一位“贵宾”正在路上。这些贵宾通常是赞助人、董事会成员甚至蒂施家族的成员。

我的其他班次都在贝尔维尤的急诊室度过。贝尔维尤医院是纽约市最大的医院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我们在贝尔维尤医院看到更多样化的患者群体：这是一种低调的表述。在贝尔维尤，患者来自这座城市——乃至世界——的各个维度。这个急诊室名声在外，任何人都不会被拒之门外，无论移民身份或支付能力如何。

我到纽约大学那年，《平价医疗法》通过。它创造了新的医保选项，许多没有保险的人在本州根据该法实施医疗补助计划后有资格享受医保。这是极好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国家医疗保险的不平等问题。但在贝尔维尤，这似乎并没有对我们每天接待的那些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大多都缺乏保险。

贝尔维尤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急诊室的隔壁就是一个很大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这意味着我们接待的患者缺乏安全的住处，存在药物滥用等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医院也是一级创伤诊治中心，所以我们要治疗纽约市很多受枪伤和刀伤的人。此外，我们也和城市的监狱签有合同，所以刚刚被捕的人先来急诊室体检，然后才送进监狱。我值夜班时遇到骂骂咧咧的醉酒患者。有时患者不仅在言语上甚至以肢体攻击我。

每个班次，我们都看到一些被系统漏掉的人，这个系统根本就不是为服务他们设计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个黑人青年的痛苦表情。他来的时候断了一条腿，已经严重感染。他几周前被一辆汽车撞倒后去到纽约的另一家急诊室，被诊断为胫腓骨骨折。他带着夹板出院了。但是，由于那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为他安排适当的后续治疗，他一直待在家，疼痛越来越难以承受。最后，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诊断是坏死性筋膜炎，一种皮下组织感染，非常严重，有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数周前去医院，这本可以避免。我们经常会治疗这样“未能复诊”的患者，这意味着他们虽然看了急诊，但却没能获得后续治疗。

我经常和服药紊乱的患者打交道，许多人患有精神疾病。我一开始出急诊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骂脏话。有一次，我和我指导的高级住院医生、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一起值班。她刚给一个精神病患者看完病，这是一个白人女子，用最大的嗓门骂她是“黑鬼”。这位住院医生解释说：“病人说，她不想让我给她看病。”

我告诉她，我亲自去看一下这个患者。我走进房间，患者就开始尖声对我喊同样的粗话，要求我离开检查室。她头发凌乱，衣服沾着污渍，在担架旁边来回踱步，精神状态明显很差。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她对我构成危险，就走过去试图和她说话，看能否让她配合我们。或许我本来应该对被称为“黑鬼”生气，但我保持了镇静。

我知道，这座城市里需要精神治疗的患者远远多于医院的床位，所以才有这么多像这个女人一样的人沦落街头，来到急诊室。

在私立医院，虽然患者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我也体验到一定程度的不尊重，只是微妙得多，隐秘得多。我一进房间就能感觉到我的白人患者是否不信任我，我已经学会察觉到他们眼神里的一丝困惑：他们会上下打量我，试图弄清我是什么角色。

有一次，急诊科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我，我的一个患者出了问题。

“真的吗？”我问，“怎么回事？”

负责人解释说，这名患者投诉说，他还没见过主治医生。

我解释说：“可是我刚才就在那位患者那里啊。我看了他，给他做了检查，也给了他治疗建议。”

我们很快就搞清了情况。尽管我和这名患者共处了整整20分钟，但这名白人男子一直拒绝相信一名黑人妇女可能是他的主治医生。

有天晚上，我值了近八小时班，正准备回家。我最后一次去探望的是一位小腿疼痛的妇女。她带着女儿来到急诊室。我给患者做了检查，告诉她是肌肉拉伤。她女儿要求我再找一位医师出具意见。她还说：“这并不是因为你是黑人。”

这个班很累，我精疲力竭，只想回家。但是现在我只好按照病人女儿的要求，提供第二份意见。我让我的同事、一个白人女子，去看一看。她回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是肌肉紧张。”

直到今天，蒂施的出院患者中只有9%是黑人，而贝尔维尤的这一比例为26%。研究表明，美国各地的黑人患者在私人学术医疗中心看病的可能性是白人患者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未投保患者在这类医院看病的可能性是有私人保险患者的五分之一。

在纽约大学工作，我们都知道，当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接到无家可归的患者时，他们绝不会把他们送到私人医院，而只会把他们送到公立医院。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我们都知道，实习医生不允许在蒂施的急诊室工作，因为这意味着富有的私人患者可能会抱怨。相反，如果你是实习医生，你去贝尔维尤工作，人们会感激你的帮助，不管你多没经验。

我在蒂施和贝尔维尤工作的十年里，用一只手就能算出有人对这个现存医疗种族隔离制度打破沉默的次数。当有人打破沉默时，这个人通常是黑人或有色人种。

“为什么纽约消防局的人对他们送到贝尔维尤急诊室的患者这么无礼？”有天晚上，我的一个住院医生、一个加勒比地区女性问。“他们对蒂施的患者绝对不会这么讲话！”

她是对的。急救人员经常对公立医院的患者大喊大叫，对他们粗手粗脚，却对私立医院的患者保持礼貌。

我总是感觉与蒂施脱节。无论同事多么友善，这个机构一直都很清楚谁对他们重要(或者不重要)。毕竟，我所在的部门有100多人，我是仅有的两个黑人之一。这带来一种不同的疲惫。虽然我们享有的资源远远超过我曾经工作过的任何一家医院，但这里永远不可能有家的感觉。（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