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46年雲門人 激流歸於平緩 學過生活的舞蹈家 林懷民
大疫稍稍舒缓的午后，淡水河左岸很安静，我们陪着舞蹈家林怀民吹着海口来的风，寻找着河对岸云门剧场的位置。
林怀民的河畔生活，不再为舞团忙得团团转。记者沈昱嘉／摄影
其实看不到。但云门之于林怀民，林怀民之于云门，是彼此历史中如此重要的骨血，他在年少时创了云门，陪伴46年，编了90出舞，把台湾之名、以及台湾舞团带到那么多地方。
而此刻的他已入暮年。一群中学生校外教学经过，吱吱喳喳地，好奇摄影机在拍什么。年轻的他们，不识他。
「我只是一个工作的人，大概也有认真，所以佛祖有时对我微笑。」林怀民说，但那微笑是吝啬的，所以永远要做苦工，如今，他学着云淡风轻过生活。
林怀民退休后，学着过生活。记者沈昱嘉／摄影
林怀民过去近半世纪为云门奉献心力。记者沈昱嘉／摄影
书香门第的孩子
新书「激流与倒影」中一帧林怀民于1973年演出《盲》时的照片，双手延展，力量在身体线条里蓄势着，那时他26岁，刚创立云门舞集，而2022的他，75岁了，自云门退休3年，不常过河去云门。
退休后，林怀民出了新书，一如对舞蹈每一动作的调整，书一修再修精修，都三刷了，还要改。因为在舞蹈家之前，林怀民是「文青小林」，是写小说的人。
从小说家变舞蹈家，可能有遗传、可能是成长环境。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任过考试院副院长、交通和内政部长、云林和嘉义县长，父母生于日据时代，受日本教育、文化影响。
林怀民童年住在嘉义新港，下课回家，妈妈准备好脱脂牛奶和饼干，母子俩跪坐在榻榻米上听古典音乐，家里有梵谷、达文西的画册。父母带他看的电影是「宫本武藏」、「战地春梦」。
隔壁有位堂婶是北京姑娘，穿着阴丹士林布衣裳，天天吃饺子，给他看北海、故宫、颐和园照片，带他看的电影是「翠翠」、「碧血黄花」。林怀民便受着这些的影响。
「家里给的教育是日本式的，规矩在那里。」林怀民说，父亲并不会打子女，最大的「权威的展示」是替儿子填大学志愿，从台大法律、政大法律一路填下去。
林怀民考上了政大法律，但实在拿六法全书没办法，就「逃」到他觉得比较自由的新闻系，「我转了以后，他就认了，我后来到美国去跳舞，他也没办法。」
林怀民全家福。记者沈昱嘉／翻摄
演出《盲》时的林怀民，1973年。图／云门提供，姚孟嘉摄影
文青小林
林怀民为了写作，和老爸玩谍对谍。
林怀民小时下课就回家，不能和同学在外鬼混，所以家里有什么就翻什么玩，结果翻出「自由中国」，他贪婪地看胡适、殷海光、雷震，看不太懂，就看后面的小说文章。
初三受到同学江春男投稿拿稿费的启发，林怀民也疯狂地写，「就疯了嘛，白天、晚上都在写。」投稿有稿费，「儿歌」刊登在《联合报》副刊，拿了30元稿费，林怀民以这笔钱去上了第一次的舞蹈课。
高中继续写，联考前，父亲会来检查功课。林怀民总是听到父亲回来了，就把课本参考书从抽屉翻到桌上，稿子就刷地翻进抽屉里。如此一来，自然没考上父亲期待的台大法律。
22岁的林怀民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蝉》。那是担任通信兵的服役期间写就，当时他自请调金门未果，便「毫无羞耻感地」在办公室里，靠着一张制图桌的掩护，写了10个月小说，陪伴他的是咖啡和海明威。
林怀民2019年退休，如今再去云门只是客人。记者沈昱嘉／摄影
写「蝉」时的林怀民，1968年。图／林怀民提供，龙思良摄影
跳舞的人
《蝉》出版后，林怀民未继续写作，因为出现了另一条路，他在赴美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硕士期间，又在玛莎葛兰姆及摩斯康宁汉舞蹈学校研习现代舞。
「我就疯疯的，想做什么就投入，小时候就一直写小说，后来有机会跳舞，愈跳愈疯。」林怀民说，甚至后来回台成立「云门」，「什么都没想，就冲过去了。我闯了大祸，就疯啊。」
当时，国内甚至没有让他师法的现代舞团，林怀民只是觉得文化舞蹈系的学生很爱跳舞，「弄一个团，两年后他们就可以接手。我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什么叫编舞、什么叫做舞团，就这么神经地开始。」
那时，父亲说：「舞蹈家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身体做表达，但你也要知道，跳舞可能是乞丐行业。」母亲说：「那些舞者也是爸妈的宝贝，你要照顾好他们。」父母担心着辞掉政大教职金饭碗去搞舞团的儿子，但并不阻拦。母亲过世后，家人找出一本存折，里面是妈妈为这个儿子存的100万。
1973年云门首演后，有朋友想举荐他为十大杰出青年，林怀民自认资历不足婉拒了。后来，家里出现「僵局」，林怀民去找那朋友：「我今年可不可以当十大杰出青年？」1977年，他获选为第十五届十杰。
「以后人家就不会问我父母，你那个跳舞的少爷怎么样？」林怀民说，其实父亲晚年上街时，有时会开玩笑问人说：「你认识我吗？我是林怀民的爸爸喔。」
2015年纽约时报全版报导云门「跃动在世界舞台的台湾」。图／云门提供
林怀民2020年领取英国国家舞蹈奖。图／云门提供，王昭骅摄影
云门的暂停键
1988至1991年，云门暂停。林怀民说：「那就是最重要的阶段。」
云门成长快速，两岁就演《白蛇传》，国父纪念馆2500个座位可以连演四、五场；五年后演《薪传》，观众更多；六岁时去美国、再两年进欧洲，云门红红火火。
而1983年，林怀民又创了国立艺术学院（今，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有一个系要管、有一个舞团要带，「我很累，我还是在编作品，可是我看不出一个道理。」
林怀民没电了，而舞团始终没钱，有一些舞者成家了，有负担了，他太怕耽误人家，86年时决定停掉，以两年的时间停，安排舞者去教书、去留学。
1988年云门在墨尔本演出最后一场。林怀民说，到那一天，云门还有8个国外邀约，「可是对我来讲，那不代表任何事，只不过是上飞机下飞机，还是没有钱。」
收拾好了，只留一些文书装在纸箱子里，叠了一墙面，15岁的云门，就剩这一墙的纸。云门没有对外预告，林怀民只是发了「云门暂停」的新闻稿，隔天就避去香港。之后如何？他不知道、也没有想。
《薪传》中的渡海，1978年。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总是在路上
林怀民说，表演团体就是逐水草而居，哪里有观众、哪里有人请，条件好就去了，有收入，但不够养团，一个舞团最健康的财务状况应该是演出收入、民间捐助、政府补助各占三分之一。
可是多数时候，舞团要拚命赚钱，林怀民遗憾地说：「台湾的舞台很多，可是买票来看的人不够多，人们觉得比电影票贵，所以舞团必须往外面走。」
于是形成了舞团的「One Night Stand」（一夜站），去美国40天演32场，去欧洲90天演73场，是「在巴士上看欧洲」，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演完上车就睡，第二天旅馆出来又开始走，林怀民说：「那是奴隶约。」
幸亏彼时的云门，布景就是几块布，简单一些，但就在云门复团后，林怀民决定了：「我不能再几块布，让你可以把我吊死猫一样吊来吊去。」于是他做了一个庞大的景，即《九歌》。
林怀民是在赌，要买这个节目，就要买一个礼拜给拆装台时间。他赌赢了，从此云门就是一个星期一个城，舞者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有余裕稍稍看看各个城市。
在演出的日子，舞者早起吃早餐，结束后回房滑手机、写毛笔字、补觉，12点出发；晚上演完回饭店大概11点，舞者串门，煮泡面，重头戏是好好地泡个澡，然后按摩。隔天重来。
「我们基本上去一个城，每隔一年就会再受邀去。我们是必要的风景，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固定观众。」他常告诉舞者：「我们去演出，不是只把这场演成功，是下次还要去。」有这样的目标，林怀民说，少有像云门这么大的团还能全世界演。」
而且，林怀民笑说，云门「满贵的」，团大，动辄要10几个房间，中间涉及很多「算数」，货运怎么走、船怎么走，「我不是国家派出去的，可是我们去了就是台湾。」
80年代时他真的背负这个想法，那是台湾退出联合国、几成国际孤儿之时，但他后来想：「干嘛讲这些，把舞好好跳就好了。」跳好了，其它附加意义自然会出现。单纯跳舞，他要做的只是告诉舞者：「把手拿高一点好吗？」
云门舞作《九歌》。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云门舞作《流浪者之歌》，1994年。图／云门提供，游辉弘摄影
云门舞作《流浪者之歌》，1994年。图／云门提供，游辉弘摄影
云门舞作《水月》，1998年。图／云门提供，饭岛笃摄影
云门舞作《家族合唱》，1997年。图／云门提供，游辉弘摄影
忙忙忙
重启云门之后，林怀民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经营心法：「永远要存有三个月的舞团开销。」
大编舞家说着最世俗的银两，看似不太协调，但这是在云门的46年里，林怀民在艺术与庶务间转换的日常，所以他说自己是「长期在一个睡眠不足的状态活着、工作着，一天工作16个小时。对我来讲，这是本性。」
跳舞，创一支台湾自己的现代舞团，这些年轻时的伟大理想，到最后还是要一点一点地完成很多细节，包括行政、开会、宣传、见记者、与海外联系，以及编出一出出成功的舞。
90年代后半期，海外会来问明后年新作，都想争取海外首演，他们会飞来看一下，但到最后，甚至连看都不必，云门一张A4的信纸过去，说「下一个舞长这个样子」，然后就合资制作了。
林怀民的《竹梦》就是这么来的。他承认，当时还在八里的排练场，旁边有竹林，当行政人员告诉他国外在问接下来的作品时，他随口说了这个题目，之后再慢慢编。
还有《梦土》。那是新象艺术找林怀民编新舞，但他才编完一支，没有办法了，可是要合作的新闻已经出去了，正着迷西藏的他看到一张孔雀走来走去的照片，就告诉同仁，「找到孔雀，我就排一支有孔雀的舞。」
这支舞作有点麻烦，尤其出国时，孔雀领演出执照，要先去隔离，解隔离后养在厢型车里，准备时也人仰马翻，曾经纱幕没备好就放出孔雀，于是全员停下工作去抓孔雀；晚上演出时，夜盲的孔雀乱走，舞者就要小心避让。孔雀若生病更是棘手。
管编舞、管舞台，还要管票务。林怀民比喻：「500个位子卖不掉，那是大势已去，但卖剩五、六个位子，我很不高兴，这是宣传没做好，开始要清算了。」
流程是这样子的：票印好了，大家一起排几号几排，林怀民带着这么多票上税捐处上税，再把票派到售票点，有时要搭统联往南部派；演完后，再去收钱、拿回多余的票，再去税捐处填表，也许两个月后有退税。
服装也要自己来，林怀民和青龙服装公司的李老板共骑机车去买布料买丝绸。《寒食》需要10公尺的长尾，两人就在店前巷子里，铺直一长条的布，李老板当场下剪子。
林怀民还要进录音室，要管音乐，还有宣传片、录影带，有国外的事要回复，云门还要下乡，他就这样过了那么多年。
云门舞作《稻禾》，2013年。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云门在池上稻田里演出的《松烟》，2018年。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云门2003年户外演出。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风.影」序幕，于国家剧院屋顶，2006年。图／云门提供，林冠吾摄影
2019年 云门户外公演，观众万头攒动。图／云门提供，刘振祥摄影
交棒的决定
「创作的人跟团，总是有上上下下，那是自然。」林怀民2019年宣布退休，交棒给郑宗龙：「我再不退，他会变成查尔斯王子。」他不想耽误郑宗龙50岁时才接棒，那样压力太大。
看现在的云门有年轻的气象，林怀民很满意，而他退了就退了，不再干涉：「那不是我的地方了啊，我作客而已啊，谁喜欢有backseat driver（后面指手画脚的人）？」
刚退休的林怀民「日以继夜Netflix」，几档热门剧都跟上了，还把《鬼灭之刃》从头看到尾，也看韩剧，想二刷「信号」。
现在林怀民最重要的事是「清理遗产」。首先是新港奉天宫后的老家被指定为古迹，所以他花很多时间整理资料提供给县府，一面整理，一面重新梳理家族故事。
连自宅，林怀民都把一些物品家具拍照编号造册，打算自己百年后，有些指定送人，有些给云门拿去拍卖，「我希望人走了以后，后面的人没有麻烦。」
林怀民也整理过去文章，新书便是他在疫情期间增删修改昔年文章，慢慢打磨，仿佛又回到文青年代，林海音、马各、痖弦、平鑫涛这些人重新回到笔下，追忆那个副刊还很有份量的年代。林怀民也整理过去舞作影像，缩成三个usb。
「所以我退休以后，就在过去踏步走。」林怀民一直在丢东西，一些编舞的资料等等，云门同仁只好一直藏，「那些没有意义，将来历史要写这个人什么，大概只有说这个人字写得这么丑。」
而云门在往前走，2023年将50岁了。已经不问云门事的林怀民不谈期许：「团还活着，而且顺利的进行，很好。」
其实云门因疫情搁浅两年多，有一些欧洲演出一延再延，延到当地邀请单位不满，幸而秋天开始，郑宗龙会带着《十三声》赴美国甘迺迪中心演出，逐渐回归正轨，「有一件事情，宗龙做得非常的好，他仍然带着舞团到学校、乡间、部落。」林怀民说，云门走遍世界，绕了半天，「这个才是目的地。」
林怀民2019年退休，如今再去云门只是客人。记者沈昱嘉／摄影
云门创办人林怀民(右)与接班人郑宗龙(中)。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杜建重／摄影
林怀民退休后，整理文稿与过去资料。记者沈昱嘉／摄影
河畔退休生活
访客来到大编舞家的家，进门先举手「投降」，享受一阵酒精喷雾加紫光灯的迎宾洗礼，然后才进得窗明几净、有画有书、有神像、有河景的室内。就是没有舞蹈的痕迹。
退休后的林怀民，生活得很接地气。而他说：「我以前没有生活，我没有一般人的生活，我最近才有。地扫得很干净了。」
他以前会羡慕别人的生活，而自己多年忙碌，还有伤，可是他接受，「每种职业都有其职业病，舞者用的是身体，而且受伤，不会真正好起来。」怎么办呢？「永远在找一个和平共存的方法」。
林怀民也找到与退休和平共存的方法：「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去年的三级警戒时。」自1994年搬到河边后，他第一次认真地去散步了。
「我就很懒，一坐下来，屁股就擡不起来了，每次劝自己下去走路要劝很久。」林怀民说，散步很好，但出发很难，可是疫情时，他决定半夜何时醒来就去走路，凌晨空气新鲜，回来吃完早饭，想睡就再睡。这样走下来，瘦了七公斤。
那段时间，他俯首案牍写「文青小林」，灶上煮一锅，主角是胡萝卜，其他随便加什么青菜，加或不加酱油，生活极单纯、极快乐。
对老家、对文稿、对云门的整理工作，大概秋天就可结束，林怀民说：「我就得到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的快乐，以及巨大的挑战：要拿自己怎么办？」他还没有好好想，因为这辈子不管是编舞或创云门，都不曾好好想过，「这回必须去想，我很害怕。」
伦敦有编舞学校请他去授课，林怀民也没想好去或不去，「也许冬天去北海道看丹顶鹤，因为我母亲非常爱丹顶鹤」。不知道，他都没想好。
22岁的林怀民写《蝉》，一段偈语似的对话：「明年，如果我们明年再来，还会有蝉吗？」「当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蝉。」创作从稿纸到舞台，新生出不同形式的艺术，而今，生活等待着林怀民。
林怀民退休后，学着过生活。记者沈昱嘉／摄影
2019年「蝉」50周年纪念版。图∕云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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