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先生与红楼梦(下)

俞大维先生深爱《红楼梦》,几乎背得滚瓜烂熟。(本报资料照片)

俞大维故居。(本报资料照片)

俞大维先生生前的书房。(本报资料照片)

当天晚上回家之后,我立刻查阅《红楼梦》,书中确实有三次提到李义山诗。除了第四十回林黛玉喜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第六十二回香菱提醒湘云所引用的「宝钗无日不生尘」,还有第四十九回宝钗论及唐诗名家时,提到的「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虽然未引李义山诗句,但所谓「隐僻」仍是针对李义山诗的风格评论而言。我还查出来「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残」原作「枯」,「宝钗无日不生尘」的「无」原作「何」,而第四十九回宝钗所引述的唐诗名家评语,全都出自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总叙》。书中三次引用李义山诗,出自不同的角色,都各自配合故事情节的发展,暗示他们的性格,也暗示着他们未来的命运。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高明的写作技巧。

查阅之后,我一方面奇怪俞先生读《红楼梦》怎么会读得这么仔细,与众不同,一方面则奇怪他为什么单挑李义山诗提问。这时候,忽然我心中悚然一惊!我想起了他的弟弟俞大纲先生。

民国五十三年前后,我读台大中文系三四年级时,有一次到厦门街余光中先生家,遇见俞大纲先生在座。初次晤谈,他似乎对我印象不错,离开时,他要我一起搭乘他的私家三轮车(那时还少有私家轿车),叫车伕送我到金门街口再转搭公车回台大宿舍。记得那时他似乎在城中区开一家旅行社,曾留下通讯处欢迎我有空去聊聊。我对他虽然久仰大名,但年辈实在差得太远了,所以后来不敢贸然前去拜访。后来在我读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班时,系主任台静农老师请彭醇士先生来台大教李商隐诗,不知为什么,彭先生忽然中途辞聘不教,授课老师后来换成俞大纲先生。对我来说,这自然是接近俞先生的好机会,但当时我正在赶写硕士论文,实在忙,所以只好忍痛割爱,没有选课,也不便去旁听。虽然我内心一直敬仰俞大纲先生,知道他爱惜人才,提拔后进,也知道像楚戈、郭小庄、罗龙治、蒋勋、林怀民、施叔青等等艺文界知名学者作家,不少出自他门下,但也只好如此而期诸异日了。可惜他在民国六十六年五月却不幸去世了,就在我去见俞大维先生的前几个月!

难道俞大维先生问我《红楼梦》中的李义山诗,与他的弟弟俞大纲有关吗?

当天晚上想了又想,竟失眠了。但第二天,第三天,天天我仍要早起,忙于教书,忙于工作,忙于生活,而且当时我还忙于撰写《随园诗话考辨》的升等论文,就逐渐淡忘了。我一向被动,心想等林光美找我,或俞先生找我,见面时再说吧。

浑浑噩噩的过了好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外文系的王秋桂教授,来电话邀我一道去看俞大维先生。王秋桂与我大学同届,是外文系的高材生。他为人直率,很多同学说他高傲,可是却有不少师长欣赏他。在我们刚进台大念书时,曾约农教授(曾国藩的后裔)、俞大彩教授(俞大维的胞妹,傅斯年校长的妻子)都尚未退休,还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王秋桂是他们的学生。后来王秋桂当过外文系助教,并曾留学英国,得了博士学位,再回台大当专任教授。王秋桂当时住在温州街,与毛子水老师邻居,毛老师是俞先生的老友。俞先生八十岁生日,写「经文纬武奇男子,特立独行大丈夫」联句相赠的,就是毛老师。

到了约定日期,王秋桂开车来接我一道前往俞公馆。在路上他才简单告诉我,俞先生对中华文化的复兴,古代经典的传播,大有贡献。好多年来,大陆重新校点整理的图书古籍,因为台湾长期禁止,不能进口,一些书商都是经过他义务帮忙,在征得俞先生的同意,由大陆或香港迳寄总统府俞资政收(因为俞先生的身分特殊,通常书都不会被扣留),才转交书商翻印或改版印行。王秋桂说,像河洛、里仁等几家出版社都是他曾经义务帮忙过的,因而可见俞先生真的志在复兴中华文化、发扬国粹而无一念之私。我听了也才知道,多少年来所以能够顺利读到很多大陆以及若干海外学者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原来间接受惠于俞先生。

第二次随王秋桂到俞公馆,同样是晚上六、七点左右,但和第一次略有不同。我和王秋桂一进客厅,一位身材挺拔的中年军官,就出来与王秋桂聊天。王秋桂先称他罗顺德将军,恭喜他高升,罗将军则自谦说什么运气好,还说最近刚为俞公馆整修了什么什么小工程……。原来俞先生正与家眷用餐,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俞先生才出来,仍然坐在他的旧型大沙发椅上,仍然穿着家居便服,上身则换成红色的套头棉衫。他先笑着问我,最近看什么书?还看《红楼梦》吗?然后和王秋桂说几句「悄悄话」,并让罗将军退下。

他没有继续问我上次有关李义山诗的问题,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已查阅过李义山诗三次出现在书中的有关资料,更没有提起我以前曾经见过他弟弟俞大纲先生的往事,怕引起他伤心,但我却主动提起我当时正撰写《随园诗话考辨》,对胡适「大观园应即随园」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见。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说:「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不是假的。」意思是说:随园本名隋园,是康雍时江宁织造曹寅父子及其接任者隋赫德所盖的家园。换言之,大观园就是袁枚的随园旧址。这种说法,在清代乾嘉年间早已有之,实不自胡适始。像裕瑞的《枣窗闲笔》、明义的《绿烟琐窗集》等等都是。但语气都不肯定,他们所说的「书中所谓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或指随园故址」,都是或然之词。我的论文考证《随园诗话》的写作年代及其版本异同,再核对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随园记〉等等资料,可以确定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俞先生说他也不喜欢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但要我说明反对的理由。我说,在我博士论文《清代诗学研究》中,早已考证出《随园诗话》是袁枚的晚年之作,袁枚卒年八十二岁,《随园诗话》则成书于他七十岁后至八十一岁间。《随园诗话》大致上都是依照写作年代的先后编次,而其传世的版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编十六卷、补遗四卷;一种是正编十六卷,补遗十卷。在我撰写《随园诗话考辨》时,已更进一步考证出:袁枚在七十三岁左右已完成诗话二十卷,其中正编十六卷,即编定于是时。因为得到毕沅的资助,次年即已开雕,随即刊行于世。又因风行一时,卖者得价,曾被书商翻版,窜改文字,也因此,袁枚又赶快着手编定诗话补遗的部分,他七十六岁所作的〈遣兴〉诗即云:「急将手录三千卷,临别从头理一番」。补遗部分一直补写修订到八十一岁左右,可能由于随写随刊,所以有四卷本和十卷本的不同。

至于版本异同的问题,我指出袁枚《随园诗话》在乾隆五十五、六年间(当时袁枚七十五、六岁)已经刊行。现在我们根据《红楼梦卷》的记载,可以查到乾隆五十七刊本卷二有以下一段文字:

康熙间,曹练(应作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应作其孙)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愈觉(一作憔悴)胜春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另外一种版本(像道光四年刊本)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后,缺「明我斋读而羡之」一句,却多了「中有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两句。而且把「我斋题云」改为「雪芹赠云」。我们核对相关资料,知道明我斋即明义,诗话卷二所引红楼的某校书诗:「病容愈觉胜春花……」,正见于他《绿烟琐窗集》的〈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之中。道光刊本把「我斋题云」改成「雪芹赠云」,显然是不明白我斋即明义字号,才窜改妄增的,不可能出于袁枚之手。因为不知道明义号我斋,把「我斋」误解为「我.随园」的书斋,才会把「我斋题云」改成「雪芹赠云」,也才会妄增「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二句。道光以后通行的《随园诗话》,包括胡适所引用的,就是经人窜改过的版本。

我认为这是我的新发现,对《红楼梦》研究者应该有其参考价值,所以才不辞烦劳加以论述。可是我发现俞先生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反应与上次颇不相同。他听了虽然颔首称是,问我《随园诗话》该看哪一种版本,该看第几卷,但随即换了话题,问我研究清代诗学,有没有留意到陈散原和陈寅恪等人。

我说陈散原就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我看过他的《散原精舍诗》,陈寅恪是陈三立的儿子,是我崇拜的一位大学者,我看过他不少学术著作,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俞先生这时候才笑咳咳的很得意的告诉我:陈散原就是他的岳父大人,真是所谓大诗家;陈寅恪是他的表哥,妻子的胞兄,与他曾经留学德国,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他们常在一起说诗谈词,兼论经文,堪称亦师亦友。我听后表示对俞、陈两家的姻亲关系略有所闻,但所知不多,希望以后能多听到一些书香世家的轶闻逸事。

可能茶水喝多了,当时我曾借用洗手间,发现就在卧房、餐厅旁边的角落里,里面的陈设物品都很老旧,不只简陋而已。我想起「平生戎马,两袖清风」这两句话,也想起俞先生自己说的「卧房兼书房,老兵睡硬床」,心中不禁一阵黯然!再回到客厅时,见俞先生和王秋桂的谈话,似乎已告一段落,也就告辞了。这就是第二次见面的经过情形。

两次和俞先生见面谈论《红楼梦》,都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但因为年辈名位实在相差太远,我怕被人说是奔走权贵之家,也考虑到和俞先生谈论过《红楼梦》的,可能不止我一人,所以很少向人提起这段经历;又因为此后我忙于教书、写论文、眼疾手术、出国访问讲学,从此也就没有再和俞先生联络过。只有民国七十八年(1989)十二月,在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时,曾蒙俞先生邀约勉励,匆匆见面一次,并合照纪念。当时工作非常忙碌,记忆已一片模糊,无从记叙了。

说来非常惭愧,由于我个人的疏懒不懂事,真的从此就没有再与俞先生见过面。包括他去世时,我正在香港教书,没有人通知我。不过,也从此以后,凡是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或听到俞家的事情,我都会不自觉的关心留意。例如,看到钱复写文章追念俞大彩教他大一英文时,说她虽是两代世交,却依然严格督促,毫不放松;看到尉天骢写俞大纲谈《红楼梦》,说可以谈《红楼梦》的版本,但不应是只谈考据,比较不同的版本,留意字句的差异,重要的是要了解原作者对「情」的认识,又说能了解「情」,才有资格谈《红楼梦》,还说人生实难,不可能圆满,所以要以真情诚恳的生活着,把缺憾还诸天地,也因此「留得残荷听雨声」,亦可谓是人生一大境界;看到李元平写的《俞大维传》,他引述俞大维自称家风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自称宗教是「凡老百姓所信仰的,我都信」……每一次看到有关资料时,我都一一记录下来。

今年是俞先生逝世的三十周年,三、四月间,林馆长几次联络我,说「俞大维学会」将在台大图书馆举办「俞大维藏书纪念展」以及专题论坛,并且说「想当年我带您去俞府与他老人家畅谈《红楼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所以希望我出席并撰写纪念文字。不但如此,她还主动告诉我俞先生一向对《红楼梦》的看法。兹引录如下:

俞先生是非常非常深爱《红楼梦》这部书,可以说是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他无时无刻都在翻阅《红楼梦》。有一次俞先生因病入住三军总医院,我走进病房一看,俞先生正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聚精会神地看《红楼梦》。

他不喜欢胡适以「石头记」为考据的研究!

他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他也是一位重情随缘的人,他常说《红楼梦》是一部重「情」的书,有「情」始成世界。俞先生常很感性的言道,《红楼梦》是描述人间情与礼的冲突,情是天生的(nature),与生俱来的,礼是人为(social)的,后天培养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总要人发乎情止乎礼,当情与礼不能揉合成一体时,往往是悲剧收场。

俞先生喜欢贾宝玉与林黛玉配对,他说他们是nature的,而贾宝玉与薛宝钗是社会家庭的结合,所以贾宝玉没办法处理好这情与礼,只有悲剧收场。

俞先生最喜欢紫鹃了,他喜欢紫鹃对林黛玉的忠心,另外紫鹃说过这句话是俞先生的最爱,「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最难求!」他经常对我说贾宝玉与薛宝钗就是不知心,所以当贾宝玉对薛宝钗说「姊姊,我告辞了」,薛宝钗还以为贾宝玉要上京赶考,而不知宝玉是出家去了!

此外,他每次都哈哈大笑说洋妞都喜欢王熙凤,因为她是一位现代的女性!

我想他老人家就是从《红楼梦》看人生,也看得透彻!

看了林光美的引述,我才知道俞大维先生看《红楼梦》,和他弟弟俞大纲先生一样,重视的是「情」,是书中有关「情」的人物角色和情节描写,对于文本以外的考据是不感兴趣的。这也才解除了我长久以来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我两次与他会面,同样谈论《红楼梦》,第一次他反应那么热烈,第二次却非常冷静,转移了话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