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魔鬼同行？梵蒂岡與北京的聖職任命交易

中梵关系的微妙变化，牵动着数亿天主教徒的心。 图／路透社

✚ 更新（20180922）：梵蒂冈与中国同步在9月22日宣布，双方针对主教任命事宜，已达成「临时协议」，并期待协议能为彼此进一步带来更多的对话空间和收获的希望。教廷方面也强调，和中国签署协议「仅限于主教任命...不会涉及台湾议题」。

2017年12月底，高龄88岁的中国广东省汕头教区庄建坚主教，终于「解脱」，离开他自2006年受教廷秘密祝圣后，即被软禁至今的村子。在政府官员的「护送」之下，他来到北京，与教廷大众传播委员会（Pontifical Council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s）主席切利大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Maria Celli）率领的特使团见面。

切利大主教首先为他祈祷，随即表示，教廷已与北京当局达成共识：北京同意承认他为教区「荣誉主教」，但他必须将教区领导权交与全国人大指派、已遭教廷绝罚的黄炳章主教。为坚守教廷立场而被软禁十余年的庄主教当场泪流满面，表示他将会遵守天主旨意，顺服教宗命令。但返家后，庄主教间接对外表示：他宁可「背上不服圣命的十字架」，也绝不接受。

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福建省闽东教区郭希锦主教，他被迫「降格」为辅理主教，屈居官派主教詹思禄之下。与汕头教区一样，闽东教区也是地下教会势力较强的教区，这里多数教友原来只服膺教廷秘密祝圣的主教，不愿听命于官方指派的「爱国教会」主教。然而这一次，教廷不仅劝退2位合法主教，还决定追认7名由中国官方任命、早已被逐出教会的非法主教，并赦免他们的罪衍。

随后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Asia News）也正式报导此消息。教廷的重大举措，显示中国教会分裂的局势，正因中梵关系改善而迅速改变。

教廷的重大举措，显示中国教会分裂的局势，正因中梵关系改善而迅速改变。 图／路透社

▌中梵关系的转折

自十年前开始，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就已积极改善中梵关系。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发表《致中国教会信函》，表示希望与中国政府共同解决中国教会分裂的问题。现任教宗方济各延续这个路线，他于2013年上任后不久，即公开说过「中国在我的心坎上」，并表示乐意随时访问中国；2016年，首度有媒体透露中梵双方正在进行重要会谈；2017年，双方关系急速升温，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导，教廷官员表示教宗「爱中国」，并肯定中梵关系良好。

2018年初，媒体披露：就争议已久的主教任命问题，教廷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初步共识，且于近期内可能签署协议。这是双方自2014年以来十多次会谈之后的结果，也是教廷自1951年与中国断绝往来以后，近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外交突破。据传，协议内容将采取2010年「越南模式」：由北京选出各教区主教，再提交教宗任命。倘若属实，这项协议将使分裂已久的中国教会在形式上合一。

据传，协议内容将采取2010年「越南模式」：由北京选出各教区主教，再提交教宗任命。图为中国官派的爱国会主教李山。 图／美联社

▌「敏真谛事件」重演？

此消息一出，许多神职人员及教徒一片哗然。反对者认为教廷此举虽有利于拓展中梵关系，却形同向中共政权屈服，背弃正在受苦难的地下教会。其中，对于中共政权一向不假辞色的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则公开批判，教廷此举犹如「出卖亲人」，将地下教会的教友「逼入鸟笼」。陈枢机甚至质疑，教宗本人对于此事并不知情，并怀疑教宗可能被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蒙蔽。他透露，教宗不久前私下接见他时才说过，教会千万不可重演「敏真谛」事件。

1973年，时任布达佩斯教区主教的若瑟．敏真谛枢机（Cardinal József Mindszenty），因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支持宗教自由，长年被匈牙利共产政权迫害，然而教廷却选择与匈牙利当局妥协，迫使他离开提供庇护的美国大使馆、辞去主教职务，并任命当局可以接受的人选继任主教。

对此，帕罗林枢机表示，与中国对话是为了寻求务实可行的作法，让天主教徒在中国脉络下也能活出信仰，并持续福传；改善中梵关系也并非否认中国天主教徒过去及现在承受的苦难，而是希望将人道及精神力量带入中国，这正是为了广大的中国教友的未来。若有人被要求牺牲，也是为了全体福祉。他并强调，与中国官方所进行的一切联系，都在教宗的掌握之下，教廷相关人员与教宗密切配合，不可能私自行动。

因反共而长期遭到迫害的匈牙利敏真谛枢机（右二）。图为1956年匈牙利起义中，被反抗军解救于共产党监狱的敏真谛，但起义不久后就遭苏联红军镇压，敏真谛才会逃入美国大使馆直到70年代。 图／维基共享

▌势在必行的交易

事实上，教廷如此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非没有原因。首要因素是中国天主教徒的为难处境。天主教在中国大约有100多个教区（官方划分为100个，教廷划分为114个），教徒约在1千万至1千2百万人左右；百余名主教中，7成是秉持「三自原则」、由中国官方所任命的「爱国教会」主教，3成是梵蒂冈秘密祝圣、未经官方批准的地下教会主教。教徒必须选择在政府高压箝制之下，从事宗教活动，或是冒着被取缔的风险，秘密行使宗教自由。

此外，中国于2017年通过修正「宗教事务条例」，并定于2018年2月1日实施；这次修法以加强国家安全及内部维稳为目标，特别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加强管控。因此一旦中梵友好，中国教会合一，教徒将不再被迫选择，在严法之下能够拥有较多宗教自由，而教廷也得以直接接触为数广大的羊群。

进一步以梵谛冈的立场来说，面对中国箝制天主教活动，教廷如果向中国敞开，让中国教会合一，亦不失为采取主动攻势的融合战略。事实上，在改善中梵关系上，中国的态度确实比教廷更犹疑被动。对于此议题，中方内部分裂为以外交部为首的开放派，及以统战部为首的保守派，双方论战已久。

中国教徒必须选择在政府高压箝制之下，从事宗教活动，或是冒着被取缔的风险，秘密行使宗教自由。照片中的师恩祥主教，就因不愿加入中国政府的爱国会，而遭到逮捕、秘密监禁，最后在2015年死于狱中。 图／法新社

开放派认为，改善中梵关系，有助于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及话语权。保守派则担忧，一旦正式开放教廷势力进入中国，将难以控管其影响，可能有损内部维稳。近来，开放派势力擡头，由外交部主导此议题发展，或许是此次中梵双方得以达成共识的关键。

其次，外交关系也是教廷的考量之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崛起之后，已经跃升为国际场域中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现任教宗方济各在气候变迁、核武裁减乃至移民等议题，都企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外交上若能直接与北京对话，将更有助于达成目标。不过，中梵建交的两大障碍，除了主教任命问题外，还有台湾问题。倘若教廷的最终目标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势必面临与中华民国断交。但目前看来，台湾问题还不是中梵双方此刻会谈的关注焦点，而且在中国依然箝制宗教自由的现状下，教廷还不需要为了中国而背负背叛友邦的骂名。

最后，传福音的需求或许是最迫切的考量。中共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一路将宗教打成黑五类，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对宗教采取「开放但管理」的态度，如今广大的中国人口已成为各宗教传教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教义要求教廷必须是唯一权威，天主教格外为中国所忌惮，近年在中国的传教步伐大幅落后。以同质性高的基督新教为例，如今在中国已有1亿信徒，也难怪教廷希望急起直追，开拓中国市场。

近年在中国的传教步伐大幅落后。以同质性高的基督新教为例，如今在中国已有1亿信徒，也难怪教廷希望急起直追，开拓中国市场。 图／路透社

▌「习近平的教宗」？

然而，与中国妥协，是否真能使教廷如愿以偿？恐怕还言之过早。习近平就任以来，对外不断释出善意，但对内却是严格维稳及防范境外势力渗透。中梵关系即便冰释，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也未必真能改善，或许反而因中方更加忌惮而雪上加霜。更遑论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之后，爱国教会的合法性即受教廷背书，地下教会将完全失去立场，似乎让北京更能掌控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更何况，在中梵和解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其它麻烦的问题。例如，30余名地下教会主教未来何去何从，是否也将被迫退位？近年来无故「被失踪」的地下教会主教能否获释？中国是否承认中国大陆主教团？教区划分的歧见如何解决？中梵高层互访及互设办事处事宜如何进行？这些都尚待讨论。不过往后教廷在这些议题上若再有妥协，都可能被视为软弱而斲伤威信。

回头从近代史来看，教廷与威权政体进行利益交换，有好结果的似乎并不多。1929年，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政权签署协议，承认其合法性，并答应不干预政治接受任命主教须经过国家批准，以换取义大利承认梵蒂冈的主权。1933年，教廷与纳粹德国也达成类似协议，换取教会在德国可以获得的自由与权利。二战期间，教宗庇护十二世为了维持「和平」，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始终保持沉默，甚至被称为「希特勒的教宗」。但历史证明，墨索里尼及希特勒都没有因为这些妥协而停止迫害天主教徒。与此对比，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冷战期间保持道德立场，始终拒绝与共产政权妥协，反而赢得了历史美名。

众所皆知，现任教宗方济各并非基本教义派，向来秉持务实及弹性原则处理教务，对于许多涉及敏感教义的议题，也愿意保持开放态度。然而与威权政体交易，即便背后有再深远的战略考量，以教廷的道德高度而言，仍是一步险棋。

这次，教廷破天荒地要求合法主教退休、承认非法主教的地位，也许就是为了将笼中鸟的笼子换大一点。但笼子再大仍是笼子，当笼子更大，更进一步套笼信仰之后，鸟儿是否真能破笼而出，犹在未定之天。

当笼子更大，更进一步套笼信仰之后，鸟儿是否真能破笼而出，犹在未定之天。 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