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邂逅古蜀文明
铜神兽 竖披发青铜立人像 铜人面具 铜鸟 铜爬龙柱形器 戴金面罩青铜人像
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准备好来一场和博物馆的古今约会了吗？北京及周边有众多大展等着您的到来，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凰故国——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故宫博物院的“千秋佳人：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展赏”、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河北博物院的“故宫·茶世界：紫禁清韵——茶文化精品文物展”……本版选取众多精品展览中的两个，为您解读看展览前需要了解的那些“干货”知识。
虽然已近尾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人气丝毫不减。这次展览的265件（套）文物来自12家博物馆和文博机构，集中为公众展示了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宏大图景中的重要一部分。
探秘古蜀文明的布展分为三个部分：“发现三星堆”“了解三星堆”“定位三星堆”，一步步带领观众走近神秘缄默的古蜀国文明。
众多“眼形器”或表明存在
关于眼睛的文化崇拜
发现古蜀文明的故事要从1929年一位广汉农民燕道诚讲起，他在挖开自家水塘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玉器。不久，在这条消息的影响下，当时华西协和大学的博物馆馆长、美国汉学家葛维汉组织了对于三星堆文化的首次考古试掘，出土的玉器、陶器证明当地存在着一个超出人们想象、独立发展的古国。但是这次发掘时间并不长，地点局限于马牧河以北，出土的文物与1986年祭祀坑的发现相比，影响力并不大。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并非偶然，然而全面科学的发掘工作又要等到上世纪80年代。与三星堆命运相似的，还有安阳殷墟、敦煌石窟等一大批文化遗产。直到1986年，随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发现，三星堆文化真正轰动了世人。
进入展厅，我们首先会看到1929年燕家大院发现的石壁与1934年美国学者葛维汉试掘的玉器、陶器。接下来则是1986年出土的青铜人像与一组青铜眼形器。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三星堆文化有着各式各样的眼睛。如果参观者有心留意不同器物上神兽、神鸟、神像或者人像的眼睛，自有一番独到的收获。“眼形器”的这只大眼睛，考古学家一般认为就是人的眼睛，当时先民存在着一种关于眼睛的文化崇拜，但更多的文化内涵还有待研究。面对数量众多（二号坑共出土71件）、规制巨大（长度多超过半米）、造型如此奇特的眼形青铜器，难怪有人会将其与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联系在一起。在2020年至2022年，新发现的祭祀坑中眼形器再次出土，使我们掌握了该类型器物的更多信息。
伟大的发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展览集中呈现了近百年考古工作曲折进展，背后的用意不止于让大家看宝，而是要将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地公之于众。20世纪早期的珍贵发现，可以与上世纪80年代祭祀坑的精品文物以及2022年后最新发掘的重要成果荟萃一堂。这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艰苦付出，见证着文物保护技术与理念的进步，构成了一幅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历史景象。
酶联免疫技术显示
这些青铜器曾被丝绸包裹
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不断拓展。在发掘祭祀坑之后，在三星堆文化覆盖的12平方公里土地上，考古队陆续发掘了古城东面、西面、南面城墙，以及仓包包玉石器坑、仁胜村墓地、月亮湾城墙遗址、青关山建筑遗址，对三星堆文化总体面貌，如遗址范围和分布、分期年代与文化序列、聚落布局与功能等基本情况有了初步判断。
甚至就连对“三星堆”这个神秘的名字本身，今天的我们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个清代嘉庆年间的地方志中已有记载的古地名。原本马牧河北边有一片台地，形似弯月，故得名“月亮湾”。而马牧河南岸的三个土丘，取名“三星堆”。过去人们所谓的“三星伴月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景观。经过考古学的工作，我们今天才能确定马牧河北面的月亮湾与南边的三星堆都是过去的城墙遗迹。尤其是南城墙部分坍塌之后出现了两个豁口，成为人们眼中的“三星在天”。可惜的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砖厂取土，如今的三星堆只剩下了半堆。考古工作的展开并不会完全“祛魅”，今天仍然会有人相信当地的水文地理与天上的星空存在着联系，将马牧河比附天上的银河，认为三星堆对应了参宿，月亮湾对应着井宿。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集中展示了三星堆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2019年底，在一号坑与二号坑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了六个祭祀坑。这片区域原本被旅游栈道所遮盖，时隔30年后才被发现。随后，六个祭祀坑的考古几乎同步开始。六个祭祀坑的规模朝向、埋藏方式、器物种类与原有一号坑、二号坑相近，表明这些祭祀坑之间产生的时间相近，并有着共同的文化属性。
2021年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被放在了展厅最中间的位置。这是目前发现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面具，策展人有意识地要观众们绕到大面具的后面，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古蜀先民的青铜制作工艺。大面具是由多个部分，两眼、两耳、左右脸颊分铸而成。尤其是两耳，须在脸颊上预留孔洞，再向泥范中铸入铜汁。每一只耳朵是分两次铸造，由前耳与后耳拼接在一起。其他对于垫片的使用，铸接的痕迹，鼻子内部遗留的范土，面具铸好后的人为切孔……太多细节等待人们去现场发现。不同于翻阅图册照片，在现场亲眼看到文物，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物的大小规制，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技术细节。就在这件青铜大面具背后，还有另一件著名的“戴冠纵目青铜面具”同样不容错过。两侧平直展开的大耳朵，眼球极为夸张突出，“千里眼、顺风耳”是其主要特征。而额头70厘米的装饰物形似卷云夔龙，让人们联想到传说中的蜀王蚕丛或烛龙。
展览的第二部分，展示了“了解三星堆”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三星堆祭祀坑的古物大多经历过焚烧，原本过去直接抛掉的灰烬，如今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显微观察、高光谱、纳米CT等技术发掘更多的信息。肉眼不可见的丝绸痕迹，可以通过酶联免疫技术捕捉到，今天的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青铜器曾经被丝绸包裹。通过各种射线光谱分析，我们对于青铜器和金器的成分，哪怕是灰烬中曾经有哪些包含物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由于上世纪80年代受限于技术条件，出土的大量象牙没有办法妥善保存，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先要使用保鲜膜、绷带、石膏等工具成功提取象牙，再依靠先进的恒温恒湿除菌设备进行保存。
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
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
三星堆文化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这是各种猜想、传闻最热衷的话题。为了回答种种疑问，我们需要将视线跳出遗址本身，把三星堆放在整个中国甚至东亚范围内加以考察。展览的第三部分“定位三星堆”，就是用“地层学”与“类型学”这两大考古学科的法宝，研究在华夏文明起源的版图中，三星堆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金杖也是本次展览陈列的重要文物，金杖全长142厘米，为金条捶打后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只剩金皮。金皮上有着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图案，需要在现场仔细端详。图案的内涵丰富，一端为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戴五齿高冠，两耳垂三角形耳坠。接下来是一支羽箭穿过一只鸟的颈部和一条鱼的头部（共有前后两组）。此类图案的寓意，有人认为代表了古蜀先王“鱼凫”，有人认为反映了鱼部落与鸟部落的关系，有人认为这是对祖先或自然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市郊时代更晚的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一件黄金冠带，冠带上的纹样同样有一鱼、一鸟、一人、一箭，与三星堆出土的图案元素基本相同。
除了共同的纹饰元素，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作为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还有着诸多地层与器型的证据。展厅中，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枚小铜立人像，基本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同。相似的城市布局、风格一致的黄金面具，以及大量的玉器、陶器全都证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紧密的传承关系，因此展览以“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为名，这都在告诉我们三星堆文化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随后过渡到了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也为我们展示了古蜀文明新的阶段特征。
时间上更早的宝墩文化，说明三星堆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星堆文化确实出现了技术革新。冶金技术的突破与祭祀玉器的使用，表明在古蜀大地之上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部族内部出现了贫富差异和权力结构。青铜器与金器在古代本就统称为“金”，加上玉器的广泛使用，可以说是一段古蜀先民的“金玉良缘”。这份“良缘”从何而来？证据指向了与三星堆文化几乎同时的商朝中原文明。
通过陶盉、玉璋、有领玉璧、青铜铃、青铜尊罍等不同器物所反映出的区域互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的文化纽带。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崛起，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交流受限于地理环境，可能并非是直接的。文化的传播方向本就多元，其中中原文化向南进入长江流域，再向西传播的路径是值得关注的一环。目前的考古工作，我们找不出确切的证据，证明三星堆文化受到了埃及、西亚或者印度洋文明的直接影响。三星堆文化在冶金技术上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更不会是外星人的手笔。
古蜀文明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难点。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墓葬群，仍然没有找到。在金沙祭祀遗址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个世俗权力的中心？古蜀国的神秘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早已化为灰烬的丝绸之上，是否记录着古蜀先民辉煌的文明？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了解”和“定位”还远远不够。
文并供图/宋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