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仁／永遠要回到小的場景，那是音樂出發的地方
张培仁身高189，让身上的黑色T-Shirt变得更显眼，那是他的公司街声今年八月在圆山花博举办Park Park Carnival（下简称Park Park）的「趴T」。衣服背面设计简单粗暴，详列两天音乐演出的团名，密密麻麻，光看就觉得喧哗。「我好喜欢这件衣服。」距离活动结束已一个多礼拜，听得出部分的张培仁还浸泡在音乐现场。
Park Park想说的意思是「公园里停好车就唱」，概念直接但并不胡闹，也可以说，张培仁作为台湾传奇音乐行销人——80年代在滚石音乐从企划做到经理；90年代分别在北京和台湾成立魔岩唱片，为伍佰、杨乃文、张震岳、热狗等人打造经典唱片；2005年成立中子创新，催生掀起文青浪潮的Simple Life简单生活节——就算胡闹或许也有其原因。
行销的立足点是看得精准说得巧妙，张培仁为Park Park进一步解释：「它是Rookies Festival，不是Mature Festival。摇滚乐团都想上大舞台赚钱、演出，但不是每个人都足够成熟做好这件事，你可能还不够自信控制现场，还不足够让观众觉得你应该要高高在上。」于是Park Park邀请新锐表演者到公园人群里，「它创造出来的场景就会很不一样。」张培仁说，「让音乐人找到粉丝，让听众可以在这里寻宝，就是街声和Park Park的核心使命。」
张培仁，跟他身上的黑色「趴T」。 图／胡士恩摄影
2024 Park Park Carnival现场。 图／街声StreetVoice提供
谈谈你最喜欢Park Park Carnival的地方？
我们有八个舞台，除了主舞台是主办方策展，其他都是征选。我觉得免费有它的美，每个音乐活动都有目标设定，Park Park是免费的，需要我们去募集赞助，但我们让相对没有那么有知名度的人，也可以参与。不管你是谁，舞台前面都有很多人在看，大家来挖宝，那个感觉很强烈；也有经过挫折、暂停一阵的乐团，带着再试试看的想法来演出，现场大爆满。各种场景会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带给音乐人、乐迷的养分和兴奋是足够多的。
Simple Life即将迎来20年，它沟通的讯息会有不同吗？
期待是来来去去的。当时提出「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因为大家没有发现自己可以做喜欢的事；现在每个人都在做喜欢的事，可是到底能不能让它有价值，这是另外一件事。第一届、2006年的Simple Life是网路盛行后的产物，web世代的需求形成市场，后来到2014、15年是iPhone智慧型手机普及后的时代，像草东没有派对、血肉果汁机等，到了Park Park已经来到资讯过量、资源过少的时代。
这是人类文明没有发生过的事。大家都拥有资讯可是没有资源，加上疫情和短影音的出现，资讯跟画面就显得杂乱，这是这时代会有一阵子混乱的原因。但它是不是end of the world？我觉得definitely not。它还会再变，社会的心理需求也还会再变，有些东西的本质，比如音乐，是不变的。
你人生第一个自己创造的音乐场景？
我成长于戒严时期，没有摇滚乐可以公开谈论的时代。那时和平东路有一个地方叫常新乐器行，是当年的老摇滚乐团Rock City Band的团长崔可铨老师开的，喜欢摇滚乐的人都会到那聚会。我就是在那个乐器行，看到新闻说约翰蓝侬被刺杀了，第二天我们一群人聚在那里，想为摇滚乐做点事。第二天早上，我跟朋友在附近国画店买了宣纸，上面写「悼」，下面写「Do you still get “imagine" up there, John Lennon？」，然后放一张专辑的封面，师大路的老外全部过来跟我们一起插香拜拜，一鞠躬、二鞠躬。那时我才十八岁。
长大过程中，台北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音乐场景？
我当兵出来后，台北有个餐厅叫做「香颂屋」，在安和路巷子里，很少摇滚乐青年会去，可是你会在那看到罗大佑或彭国华，我们也就喜欢在那边混，感觉好像自己参与了什么东西。「麦田书店」是詹宏志、陈雨航、罗大佑、李寿全等人一起开的，一开始卖唱片，我在那买了一张Pink Floyd的专题《Final Cut》，柜台里面卖专辑给我的店员就是罗大佑。「长春藤法式餐厅」在丽水街，到现在还在，它的法式西餐很好吃，当时的地下室是我们一群人混的地方，台北那时有文化氛围和美感的地方不多，你会看到侯孝贤在上面写剧本，长春藤就在我家、我开的唱片行附近，那里是真正的摇滚乐据点，我们在地下室绢印T恤，舒国治会去，金士杰会去，张大春到现在还会去，聚集边缘青年跟有资历的文青，是很有意义的地方。
做音乐、做场景、做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事？
2000初离开滚石唱片，我的论述和思路，综合过去的养分和经验，慢慢倾向出一个方向，我常常讲，文化创意产业是三件事：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会有它的审美和价值观，进而刺激创作者产生作品，它会反射或是去批判这个审美和价值观，最后才会进入产业的流程。所以如果你希望创作变得更好，或者产业变得更好，要做的事情是先去做生活方式，而不是去做结果。
张培仁，80年代在滚石音乐从企划做到经理；90年代分别在北京和台湾成立魔岩唱片，为伍佰、杨乃文、张震岳、热狗等人打造经典唱片；2005年成立中子创新，催生掀起文青浪潮的Simple Life简单生活节。 图／陈立凯摄影
2024 Park Park Carnival现场。 图／街声StreetVoice提供
我心里想，如果音乐产业未来还有机会往前走，在旧的收益模式断绝、新的模式未知的时候，不如先去做生活方式吧，让「场景」出来。而要做的时候，我们又不希望走得太前沿，我们要跟大众更接近，进步一公分，而不是一公尺，所以Simple Life一开始做的是很单纯、天真的审美。
现在很多乐团因为活动多了，政府补助多了，商业演出多了，大家每天命跑去赚生活费，可是最终，音乐还是需要某个路线跟高度，它才能活得久、影响的更大。我相信生命会自寻出路，走到极端就会回到另一个起点，它是来回变动的，有很多人拼命演出赚钱，也还是有很多人安静地把音乐做得很厉害，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样，所以处境也不同就是了。但大多数音乐人都会在乎，有没有办法把好的东西变成流行、让更多人喜欢，说起来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一路在做的都是这个事情，而不是等音乐人自己红了，然后再去经纪他、透过他赚钱就好了，当然对很多经营者来说也不是不行，那是Fast Way，可是针对更新的音乐人，you have to do something。所以中子和街声等于是一个创作者的生态系，让音乐人可以从这里成长，加速，放大，直到有变现能力。这是辛苦的事，可是，这事情好歹得有人做吧。
2024 Park Park Carnival现场。 图／街声StreetVoice提供
现在讲到台湾音乐场景，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的是消失的地下社会、小河岸留言，想到女巫店、海边的卡夫卡、操场、revolver。当年地下社会没了，对整个音乐产业是非常大的的损失。每个城市都要有容许颓废的地方存在，人与人碰撞在一起，放纵做各种实验性的东西，才会前卫才会进步，才会撞出愤怒或火花。
每一代的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场景，Live House是养成音乐创作的场景。每天持续发生的东西才是场景，每年一次的音乐节，它当然会聚众会热闹，可是留下来的东西不一定像再小的地方那么深刻。美国摇滚歌手、蓝领摇滚教父Bruce Springsteen，他在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小剧场、持续出「one-man show」；有一次我去日本发现摇滚乐团Arctic Monkeys，他们当周末在日本武道馆的万人演唱会已经sold out，却选择在周五晚上跑去涉谷800人的小场地演出，他们的manager解释：唱大场子是release energy，而唱小场子是gathering energy。我觉得这是音乐人该做的事，如果他依然在乎自己能不能跟当代的观众对话，永远要回到小的场景，因为那是他出发的地方。
2024 Park Park Carnival现场。 图／街声StreetVoice提供
《500辑》Issue115「小的创作场景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