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压箱底的惊喜
✎作者|段志飞
北京2月的一个工作日下午,记者和阿乙约在朝阳区的单向空间见面,久违的见面仓促但又恰如其分。
一切都可以预见,他早早捧着书窝在咖啡厅一角等候,手边的便笺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其中就有他为接下来的采访所准备的叙述。对于两个都不擅长说话的人来讲,文字算是最精准也最体面的方式。
早在20多年前,阿乙还顶着“艾国柱”的民警身份,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过着闲适的日子。
阿乙鏖战3年的长篇小说《未婚妻》应声而来。图为阿乙近照。(图/ 由被访者提供)
年轻人容易产生爱情且更为投入,人类粗暴的基因在阿乙身上也并无例外,荷尔蒙的分泌使他对同样穿着制服在行政单位工作的“欧阳春”一见钟情,于是便陷入了“文学中的伟大命题”——怎么去接近她。
然而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往无数个未来。”
据阿乙自述,按照常理或大多数时候的可能性,他现在或许还在瑞昌,和当初订婚的爱人生活,生儿育女。而这个飘荡到北京的写作者倒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一个很稀薄的梦。
如今,这个像是梦里的他,却又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去追忆那个永远消失在生活中的、身为警察的自己和未完成的婚姻,从而成了《未婚妻》的全部内容。
《未婚妻》阿乙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2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时间看起来好像完全消逝,其实不然,它正与我们自身融为一体。”他开创了小说的意识流写法。阿乙写回忆、写县城、写爱情,倒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另外,与他以往的小说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抛弃了简洁和果断,转而描述一件事从a到b中间那不胜烦琐的部分。
越是熟悉的经验越需要警惕,因为它把我们带入偏见的洞穴。在对回忆一层一层的解剖当中,阿乙尝试去抓住那些后知后觉的、还没来得及消逝的时空。
以下是《新周刊》与阿乙的对谈实录。
文学让我们重视日常中被忽视的细节
《新周刊》:你以往的写作很少描述爱情,这次新小说《未婚妻》倒像是一个压在箱底的惊喜,故事发端于年轻人的一次心动,但好像又不是在说爱情?
阿乙:爱情只是一个引子。事实的真相是,对于一个县城男青年来说,他对女性的爱更多地来源于男性的占有欲。
出于对真实状态的描述,我也就无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一个浪漫的恋爱故事。我真正要写的,是因为爱情袭来所引发的家庭波动,以及周边社会的流动变迁。
即使到了21世纪,县城里的爱情也并不只是谈情说爱,理想的爱情只占30%,表面看上去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实际上很快就能看到背后的地域性——甚至叫“中国性”。我下一本正在写的《未婚夫》也是这种方式。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新周刊》:用意识流的写作方式讲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可以说是既过了读“虚构”的瘾,也过了读“非虚构”的瘾。你在构思小说的时候,真实跟虚构的比例是如何协调的,或者说做了怎样的取舍?
阿乙:实际上都是虚构的,当然,我们所说的“虚构”,意思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我当然是在写我生活过的世界,只不过就像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一样,是被加工过的,并不是说有多少地方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假的。
小说也是,就像拿到一个房子,要对它进行重新装修。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如同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是极其乏味、无聊的。所以与其说是做取舍,倒不如说是用文学的方式,把它重构了一遍。
《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普鲁斯特说:“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文学的世界。”所以他用《追忆似水年华》重构了一次他的人生。否则到最后,他所经历的那些贵族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就都是一堆粪土。
《新周刊》:在你的小说中,那个生活在瑞昌的民警“艾国柱”,其实也是在重构你的人生?
阿乙: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小说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可能性的取舍。选择一种可能,意味着就会排除其他可能。
我最近猛然意识到,我写的小说其实都是对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也就是说对那个不是现在的“我”的描述。
我的所有小说,都在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尽量拼凑出“我”的各种可能性。
《天才捕手》剧照
《新周刊》:我们每个人一路走过来,其实都存在一种“幸存者偏差”,你对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这种想象力几乎是超越现实的。小说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阿乙: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90%的事情都像暗物质一样,随着时间混沌地往前移动,没有人会去关心。比如,有的人早上刷牙要刷200下才心安,没刷够还会补足。这种小事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去查究,但是在文学里头它就会获得重视。
这就形成了两个渠道,一个是和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生了联系,另一个是发现我们生活中那种最细微的价值,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重生。“
“飞鸟是所有瞬间的汇集”
《新周刊》:这一次的写作风格相较于之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给人的感觉更冷漠、简洁,而现在读起来就像是读《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阿乙:文学是百花园,里头什么样的品种都有,但是一直以来,风潮使文学变得更具适应性,文学能适应影视,就像京剧一样。
这种适应可以拓宽它的表现方式,是好的。但我认为,文学还要逐步地去确立,或者说建立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在前言里就提到了,简洁作为一种风气,正在给作者和读者带去一定的妨害。
小说要做的,是还原人的所有动机,他做一件事,包括了他身上的性别动机、家庭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甚至因为他的职业是民警,那他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小说作者要去反映的。
我就想尝试写“永远完成不了”的小说,写“永远在路上”的小说。用北岛的话来说,叫做“飞鸟是所有瞬间的汇集”。
《在路上》剧照
《新周刊》:你在《未婚妻》的最开头自作辩解,讲事件从a到b要更多地去进入到中间的部分,达到“飞矢不动”的相对静止的状态,这要怎么去理解呢?
阿乙:你想知道的应该是,把一件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拆开来细枝末节地加以描述,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受新闻写作的影响,写小说都跟写新闻一样,动词用得多,形容词用得少,多用对话、强调结论,等等。实际上看海明威、马尔克斯的短篇,也是这种新闻特写。
不过我后来发现,新闻恰恰不是在提供真相,而是只能提供表象真实,却无法提供本质真实,新闻实际上在简化事实,但每个人都是多面的、立体的。所以为了获得真相,“飞矢不动”的方式是值得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新周刊》:比方说对你的采访也是有备而来的,事先预设好的问题反而限制住了话题的导向。
阿乙:我也曾经做过编辑,明白你说的(意思)。
编前会里讨论最多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角度,比如说你们要采访阿乙,可能就会想到,他之前做过警察,又经常生病,然后是个写小说的。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新闻与小说的区别。
实际上,我们只能从读者的角度来建立这种方式的合法性,这倒也正常,因为刊物是给读者看的。但是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就成了“扭曲”的动机,我可能还有很多面孔,可能还有“儿子阿乙”“暗恋者阿乙”,我在我的小说里寻找他们。
年轻时的阿乙。(图/ 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那在你的小说创作当中,从读者层面是如何考虑的呢?
阿乙:其实自从我写书以来,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我的小说人物不讲符合他们身份的话。这个指责已经困扰到我,构成了对我写作的枷禁。我不认为读者的意见不合理,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拿自己的审美标准,去对作者和自己形成专制。
如果按照读者的反对,放弃写“一个卖菜的妇女出现顿悟”这样的情境,如果我每次都这样做,我最后一定会成为读者的傀儡。我觉得我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对自由和解放还保留了热爱。
他总是那只睡醒的兔子
《新周刊》:你在小说里描绘了一个县城“大舞台”,极尽书写了那里人性的丰饶,让人不得不联系上你在瑞昌的真实生活背景。“追忆过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乙:与其说是追忆,倒不如说是追赶。因为我发现自己有点像《龟兔赛跑》里的兔子,总是在醒来以后才猛地一拍大腿,反应过来自己错失了什么,于是再猛然去追。
《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所以上一个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就是在追一个事实——要在乡村社会消失之前,把乡村社会写掉。因为我出生在乡村,有乡村社会的经验,虽然乡村还在,但社会渐渐消失了。后来我从乡村去了县城,于是我又有了县城的记忆。
等我再像兔子一样醒来,人工智能ChatGPT已经在迎接我们了,它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快速进入了物理性消失的阶段,以前小说里经常反映的那种包子、油条的社会生活,也在小说里无情地消失了。
所以我要赶在这一切消失前,把21世纪初最后的人类生活、婚姻土壤和社会伦理,好好再讲一遍。
《山河故人》剧照
《新周刊》:消失是一种趋势,或者残忍地说,是一种必经之路。在你看来,抓住过去就等于抓住了未来吗?
阿乙:或许10年后,人的整个思维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就好比10年前,我根本不会想到,有人说手机会成为我们手上衍生的“器官”,但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也像个傻子一样,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滑手机屏。
我只能承认,自己已经彻底被无情地修改了。但我最近也在想,我是应该抵抗它,还是应该顺应它。
有时候顺应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是后觉者,基于一个写作者所应保持的敏感,我们能察觉到并在一切消失前去反映它,而且未来没有尽头,这种消失也没有尽头。
《新周刊》: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性的善恶美丑从古至今也没怎么变过,写20年前的县城社会,或者写20年后的智能社会,本质上应该都是一样的。真正好的小说可以穿透时代。
阿乙:《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有个海滩叫巴尔贝克,传言那里风光无限,普鲁斯特写主人公到了海边发现海滩一无是处,于是就用了意识流的写法,把一盘吃剩的鱼骨比作教堂的穹顶,把鳞片比作彩绘玻璃,甚至带我们联想到史前时代的捕鱼人。
《追忆似水年华》(2010年)
小说一下就让古代和今天的事物产生了联系,我们在小说里获得了丰富的世界。
我现在有一种野心,就是在小说里改造我们的世界,使和我同一代的人,都能在小说里通过一些共同的证物获得更多的享受。这个世界我一写出来,他们就会觉得是他们的,并且令他们忘记所处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孤独的世界。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新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小说里的世界是一个永恒的世界?
阿乙:我去过普鲁斯特的墓前,他的墓碑平躺在地上,黑色的大理石上写着“马塞尔·普鲁斯特”,还有他在世的时间。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一切不过只是一块墓碑、一些泥土和一些塑料花。
但是如果不管眼前所见,我们去看普鲁斯特留给我们的小说里的世界,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人物在永恒地走动。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死了,你在我的墓碑前找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在我的书里面,多少还是能找到一些曾经在世界上经历过的事物。
如果我们去找我们现实中曾经的爱人,你永远都会失望,但是在小说里,她永恒地存在着。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631期原标题:《阿乙:赶在一切消逝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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