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东西问》超越「异邦的想像」看「世界之中国」（杨慧林）

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人类2050：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报告，首次在论坛上提出「全面发展目标2050(CDGs 2050)」等原创概念。（中新网）

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受邀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19日在主题为「多元文明历程与全球文明发展」的分论坛上与多位外籍学者论道。

「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杨慧林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应该是超越「异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和前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到武夷论坛再到此次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您常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话，探讨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之间为何能实现互鉴？

杨慧林：我们倡导文明互鉴，首先应该思考什么是「互鉴」。互鉴，现在一般英译为mutual　learning，即相互学习。但实际上中文「鉴」字与英文reflection(有反映、反思、表达、沉思、回忆等多重含义)之间有着更有意思的关联，所谓「互鉴」正是一种相互之间的reflection。在英文中，mutual reflection具有多重涵义(polysemy)及模糊空间(ambiguity)，恰与中文「鉴」字的一字多义相似，因而二者亦可互释。从「互鉴」一词的中英文互释即可看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基础性的共通之处。

实现互鉴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较。中文语境下，《说文解字》言，「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汉书》载，「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广韵》则解释「较」为：「与校通，比较也。一人独校曰校，二人对校曰雠。」这就是汉语本身的内在结构，包含着「相与」而「共在」，而不是「由己」而「求同」的逻辑。这种「对言结构」可见于整个中国传统。

「相反以见相成」的内容在中国文化典籍中非常多，其思想原型可从《周易》说起，例如《易传·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也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在《庄子·秋水》便是「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经过详尽的考察后仍相信，「阴阳消长和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从现代话语方式来看，中国人在讲「同」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在讲「共」。中国人既可以说和而不同，又可以讲天下大同；既支持各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命运与共、美美与共，也是因「相与」而「共在」，并非由「一己」而「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同」并非与「和而不同」相对立，由「共」释「同」恰恰是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这就能理解，我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用「shared　future」(侧重表「共」意)而非「common destiny」(侧重表「同」意)。

中新社记者：您精研比较文学、哲学数十载，从语言文学和哲学思想层面上看，中西方怎样才能更好地发现并理解对方？

杨慧林：中国和西方之间能够「发现彼此」，其基本关联应是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互释」，既是相互阐释，也是相互发现。

例如，法国著名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写的东西可谓「非常中国」，被誉为「法国的中国诗人」。他有一本著作《画&异域情调论》，其中的论题包括「夏朝的危岌」「商朝的败亡」「周朝的羞耻」「秦朝的皇陵」「西汉的禅让」「东汉的狂奔」等，简直完全是「中国化」。谢阁兰另外有《异域情调论：一种「多异」的美学》。他把「多异」看成是所有异域的、异常的、意外的、惊异的、神秘的、超人的乃至神圣的，都用「divers」来表达。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体现出「他性」，也就是欧陆哲学的「otherness」或「alterity」。有趣的是，中国文化经常被法国人看成是「多样性」的坐标，中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往往互为「异邦的想像」。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都有所不同，其背后则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国与西方交往过程中，我们常说有「三大支柱」——经贸、政治、文化，实际上以法国为例，中法之间最开始并不是商贸往来，而是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沟通乃至欣赏，这种真正深层次的沟通非常重要。

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之间都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文化活动为推手，以学术交流为依托，以「东西互鉴」「达己达人」为进路，也取得了重要成效。当前背景下，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从而才能为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升级转型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当今世界的紧张关系和利益格局输入必要的平衡机制，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奠定持久的长效基础。

2024年10月9日，中法数字海洋文化月系列活动之浪漫星球-「海洋-科技」在地研究与艺术共创项目成果展开幕式在福建长乐数字教育小镇101艺术潮玩中心举行。（中新网）

中新社记者：在「世界之中国」的今天，我们应如何超越「异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杨慧林：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梁启超则在《中国史叙论》中将黄帝至秦代的「上世」称为「中国之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中世」为「亚洲之中国」，「与西人交涉竞争」的「近世」则是「世界之中国」。

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应该是超越「异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和前提。正如著名西方宗教研究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在其名作《宗教学导论》中所言，「所有的高深知识都是通过比较获得的，并且是以比较为基础。」文明互鉴也需要在对话和比较的方法下进行。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米歇尔·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教授和我有过多次对话。他曾公开表示，「当今世界越是充满冲突和误解，就越是需要学术层面的对话，只有『对话式』的学术研究才能帮助人类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非常赞赏他的看法。

我们主张的「文化自信」，也必然取道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文明对话，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对话，不仅是我们不了解别人，可能对自己也不够了解。对话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在比较中自我辨识；不仅是让他人理解我们，也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话式的研究既是在比较中重述中华文明的独特肌理，也是针对西方话语的叙述模式；既启发了重访自身传统的机缘，也为「进入」西方知识系统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中国现代学术本身就是中西对话的产物。例如吕思勉认为，世界上并无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但是「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所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钱穆也表示，「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

冯友兰更在其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以西释中」，不仅从孟德斯鸠式的「地理环境」说明「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内」，以释「中国文明、特别是中国哲学何以为然」，还将儒家「内圣外王」(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比之于柏拉图的「哲学之王」(philosopher-king)，将「反者道之动」(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Tao)比之于黑格尔「一切都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他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包含着「恒久的」(permanent)的观念，也包含着「可变的」(changeable)和「共同的」(in common)因素；因此不仅差异之间可以比较，而且可以「用彼方的概念(in terms of the other)予以翻译」。

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有一首诗《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徐志摩、田汉等人曾多次将其译成中文，措辞却基本一样：「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一相似的翻译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理解结构之中，因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式的表达在《梵网经》《法华经》等佛教典籍中随处可见。这也许是「异邦的想像」，但最后达成了多样性的互释。

受访者简介：

杨慧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神学诠释学》(2018增订版)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

（本文来源：中新社「东西问」专栏，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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