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彦冲重回汉部之后不久便全面掌控了汉部，调整了汉部内部的利害关系，这其中有升有降，有保留，有变易。
在欧阳适离开之前，津门召开了一次汉部元部常务民代表的临时会议，在会议上折彦冲嘉奖了韩昉、种去病等人，又向元部民代表说明自己脱困的经过。代表们听说这次大将军之所以能够成功脱困，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萧铁奴对于当初的行为十分后悔，因此改变主意，下令种去病全力救出大将军以图赎罪——这种变化让代表们对如何评判萧铁奴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无论在哪个时代，背叛都是很难让人原谅的，对背叛者如果不加以惩戒，很容易引发后来者的效尤。可是萧铁奴救出折彦冲对汉部来说也是莫大的功劳——如果折彦冲无法脱困，或者脱困的时间再晚个一年半载，那汉部就要面临分崩离析的大危机，甚至整个华夏文明都要因此遭受莫大的困厄。
会议上种去病代萧铁奴上了一份谢罪表，希望能重回汉部，戴罪立功。以张玄素、陈正汇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和以石康、徐文为代表的部分武人都很反感萧铁奴的这种反复无常，认为不应该轻易饶恕他的这种行为。欧阳适却早看出萧铁奴的背叛内里另有春秋，他心中暗暗冷笑，口中则表示希望大家能给萧铁奴一个机会。
最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折彦冲，因为他既是汉部元首，又是萧铁奴背叛事件的直接“受害人”，正是最有资格来评判这件事情的人。
折彦冲环顾全场，缓缓道：“萧将军的背叛，让我很难受。当我还在金人软禁中时我便常常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对不住兄弟、对不住部下的地方，以至于他会如此待我。”
欧阳适听了心中冷笑不已，众代表却都唏嘘起来，张玄素忙道：“此是萧某人胡闹，大将军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
折彦冲道：“无论如何，萧将军与我有结义之情，他既还有顾念我这个大哥的意思，那我便不愿就此失去一个兄弟。我愿意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我的私念。”他顿了顿，又道：“如今金人猖獗异常，铁奴的游骑在阴山南北活动，正好与我们东西呼应，以牵金人之势。当初管仲射齐桓一箭，齐桓不以为仇，反以为相，所为者国事也。今日为国家计，亦当给他一个机会。若是将铁奴回汉部的路堵死，那便是将他往金人的阵营里推。一旦铁奴归金，则是金人得一大将，而我汉部增一强敌，此事岂不可怕！所以我想请诸位给他一个机会——这是出于国事上的考虑。”
此言一出，众代表无不赞叹折彦冲宽厚仁慈，器量非常，陈正汇心、张玄素等有学问的人心中却想：“管仲射齐桓时是各自为主，和萧铁奴的背叛岂可同日而语？”不过折彦冲既然已经开口，他们便不好反对。而且折彦冲说的也不错，若是堵死了萧铁奴归汉部的道路，那便是损汉益金之举，想到要与萧铁奴为敌，就连石康、徐文等人都大感棘手！因此在一轮讨论过后，大多数人便同意萧铁奴回归汉部，但表示对他的行止要严密监督，以防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理想派人物坚决抵制，认为重纳萧铁奴虽然有助于当前局势，却有妨于千秋万世的大义，对汉部的未来会埋下不可估量的隐忧。不过如此坚持的人数量实在太少，因此左右不了整个会议的决定。
让萧铁奴重回汉部的决定虽然有些让人生疑的地方，但最后大家一起装装糊涂也就过去了，反正汉部现在正走上坡路，答应让萧铁奴回来短期内又不会损失什么，便都勉勉强强默认了这个事实。
讨论完萧铁奴的事情以后又讨论了一些汉部权力、职位的变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动就是陈显进入中枢成为杨应麒的副手，兼领塘沽守臣。陈显进入中枢对他个人来说是升官涨权，而对汉部来说则是中央加强了对塘沽的控制，可以说这是一次双向的、互惠的、默契的政治交易。
会议又决定让塘沽政学中的优秀学生进入管宁学舍进修，第一期分政、律两班，分别由杨应麒和狄喻进行短期培训。同时，原本镇守塘沽的欧阳适则正式领命南下。
这个会议在过程上是热烈自由的，在结果上是皆大欢喜的。杨应麒在整个会议上的表现十分低调，几乎没怎么说话，但他却是这次权力变更最大的受益者。
不久塘沽政学的优秀种子渡海到津门分别向杨应麒、狄喻行师生礼，那次短期培训也没浪费杨应麒多少时间，不过在短短几日的接触中学生们却无不为杨应麒的博学宏识所折服，哪怕这些人里有不少年纪其实比杨应麒还大，却也都心甘情愿地执弟子之礼。先贤不是说了吗？“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杨应麒显然是汉部最有学问的达者和最有权力的学者，能拜在他的门下，除了得到一个老师之外更是得到了一座大靠山，真是夫复何求啊！
于是杨应麒在折彦冲的支持下进一步统合了汉部各方面的力量，“折杨结合”、“折杨一体”这个中央集权模式的威力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汉部内部的问题处理妥当以后，和新加入势力——中原抗金势力的整合便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时汉部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河东、河北、山东、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在数年的抗金活动中，中原的士绅集团已经分为保宋、立新两派，保宋派大多已经南渡归宋，而立新派则有意于尚未诞生的新政权。
杨应麒地位的提高让中原士子们看到了汉部文治大兴的希望，而陈正汇、陈显、王师中三人则代表三种不同的显达之路，大部分有旧宋功名的士人都能从这三个人身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也有从管宁学舍、蓬莱学舍、塘沽政学、上党律学等学舍出身的希望。
文人地位提高的同时，抗金武将也为汉部盛极一时的武功所鼓舞。自靖康乱世以来华夏世界第一次出现像折彦冲这样气吞胡汉的领袖人物，汉部在道义上占据着为民请命的制高点，在组织上又给各种不同出身的势力留下了可以接受的位置。尤其是各地义军和民兵的领袖，他们在南宋政权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初宗泽守汴虽然用他们为兵为将，但这些义军自己都清楚，宗泽的行为在赵构君臣那里只是一种可以勉强容忍的权宜之计，即便他们再怎么卖命，在大宋政权底下也得戴着“来归盗贼”的帽子为大宋的士人和正规军队看不起。但是汉部即将召开的“华夏扩大会议”上，却给各地义军首领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席位，这些席位不仅是地位上的象征，更是利益上的保证。
至于商人，那就更不用说了。汉部和大金、大宋相比有着更为彻底的私有财产保护观念，有着一部日益成熟的商法，有着影响越来越大的商会组织和民间仲裁体系，他们甚至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贡献进入汉部的决策系统——元部民会议，与那些不可一世的士人、将军们平起平坐。杨应麒为了争取到摇摆于宋汉之间的文人武将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对于商人阶层则基本是听其自然，但即便如此，商人们拥护汉部的热情却犹在那些扭扭捏捏的文人之上！他们热爱着汉部——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道义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在汉部政权能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并加以保护。
虽然，在群体性激情昂扬的背后，也有着若干被人忽略了的失意者，比如欧阳适。但是在这个大家都忙着分猪肉的季节，少数人的失意并不足以影响汉部整体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