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孙承宗传》中记述了孙承宗与王在晋关于战略问题的一段辩论，内容如下：
孙承宗问：“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在晋答道：“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承宗又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在晋答道：“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接着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籓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最后，王在晋“无以难”。孙承宗“乃议守关外”。
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孙承宗认为新旧两城在八里之内，而旧城外又有城防壕沟和设施，如果重城的士卒发生溃散，那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自家的品坑**与沟壕之中，新旧两城之间，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溃卒无路可逃，如果都拥于旧城之下，那到底是开门放他进来，还是不开门听任他们在外？
王在晋告诉孙承宗，山上有三座山寨，若有逃溃可以奔向那里，而旧城也有三道关口可以进入。
孙承宗反驳，兵法乃是置之死地而生，为什么要为他们提供逃跑的便利？
于是王在晋无言以对。
可能有些人会以此为依据，认为王在晋主张筑山海重关是错误的，孙承宗反对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不过，听我往下讲，您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在比《明史》更早、更可靠的《三朝辽事录》里，也有一段孙承宗和王在晋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在这本书里，“无言以对”的不是王在晋，而是孙承宗。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在这篇奏疏中，王在晋在孙承宗的不停追问下，不得不透露出一个秘密：那些品坑**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它们能代替截杀逃兵的督战队进行弹压，实际上就是要将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王在晋知道“边兵善走”，而且实战中，兵败如山倒，杀之也不能止，而且截杀逃兵的督战队也会一同崩溃（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只有品坑**和壕沟能够起到阻止士卒逃跑的作用。
在实战中，只要不开“三道关门”，重城的士兵退守山寨也难以保命，实际上陷于死战的境地。
筑山海重关，一方面能够“以两城以固其心”关键时刻又可轻易将士卒“置之死地”，激发他们的斗志。
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让士兵们知道，否则没人愿意去守重城了。
听了王在晋的解释，孙承宗“遂无以应”。
《三朝辽事实录》和《明史》所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关键在最后部分，王在晋回答了孙承宗的问题，《明史》中没有记载。两者哪个比较可靠呢？
《三朝辽事实录》记录的是奏章，《明史》则是根据前人所言编写的。
王在晋“无以难”是别人说的，孙承宗“无以应”是自己说的。
《三朝辽事实录》编写在前，《明史》编写在后，前者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去回答后者的问题，后者倒是有可能略去前者的内容。
哪个可靠，一眼就可以看出。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明史》更真实可靠，孙承宗的论调也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兵法中确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是置之死地生不了，而是全军覆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双方军事实力以及战略战术安排，把士兵们逼得没有后路就一定能打胜仗吗？
荒唐！
现代的军事强国不仅不把士兵“置之死地”，而是千方百计为他们留生路，有些甚至在开战前要求士兵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最后关头要放下武器投降，这并没影响人心和战斗力，也影响不了战争胜负。
王在晋在山上为逃兵们设几个山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定会导致军心涣散吗？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士兵们活着回来，继续效力，远比做无谓的牺牲要好得多。
孙承宗认为王在晋设山海重关给士兵留了后路，就否定筑山海重关，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再退一万步，即使给士兵留了后路不好。
但是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或是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兴一利必生一弊，关键在于我们权衡利弊，进行取舍。
战略选择也是如此，筑山海重关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问题要比筑宁远城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