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的主力部队有宣大山西兵三万人和关辽兵四万人。
从表面上看，总兵力不少，但实际作战能力很薄弱。
受控于祖大寿家族的关宁军缺乏斗志，明军中盛传“辽兵通敌”，而指挥关宁军的总监高起潜也力主议和，因此关宁军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卢象升实际能控制的只有宣大山西的兵力。
高起潜和卢象升在战略战术上也有分歧，无法协同作战。
清军逼近通州，卢象升打算月夜偷袭。高起潜认为在皎洁的月光下容易被敌人察觉，达不到偷袭的效果。他讥笑道：“只听说过有雪夜下蔡州的典故，没听说过月夜奔袭的事情。”
由于高起潜不配合，卢象升的偷袭失败了，两人矛盾更加尖锐。
崇祯皇帝要求两人兵驻一处，形成合力，与敌决战，但是卢象升却以担心受到牵制为由拒绝与高起潜合兵。
兵部尚书杨嗣昌出城到卢象升营中进行沟通，被卢象升痛骂一顿。
卢象升先是以春秋大义讥讽杨嗣昌的议和行为可耻，然后又用袁崇焕意欲缔结城下之盟的前车之鉴进行警告。
他指责杨嗣昌议和误国是不忠，夺情复出是不孝，并骂道：“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人，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将忠孝两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
杨嗣昌气得浑身发抖，说道：“你把我说得那么坏，干脆用你的尚方剑把我杀了得了。”
两人不欢而散。
卢象升认为战争是杨嗣昌议和惹起的，又不让他回家丁忧，这等于把他往火坑里推，因此十分忿恨。
不仅是卢象升恨杨嗣昌，群臣早己把他啄得体无完肤。
他之前的议和活动泄露出去，许多朝臣认为清军入寇与此有关，并把他与当年的袁崇焕相提并论，不少人上疏弹劾他，有些人甚至要求处死他。
杨嗣昌就像是**时期的走资派一样，臭不可闻。
事实上，清军并没有围攻北京城，所谓“城下之盟”纯属子虚乌有，而胁迫议和是早晚的事，杨嗣昌的初衷也不过是想争取几年和平时间，以便彻底解决内乱，他并没有什么错误。群臣不听解释，一意攻击他的原因，恐怕还与他太过受宠，惹人嫉妒有关。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卢象升督师的战绩很糟糕，清军攻破一系列州县，未遇到有效阻击，崇祯欲将卢象升革职拿问，杨嗣昌认为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请求让卢象升戴罪立功，于是崇祯给予卢象升降职处分，让他代罪立功。
卢象升受到处分以后，心灰意冷，由于条件不具备，他仍没有对清军发起有效攻击，崇祯迫切地想看到明军打击清军的场面，他对卢象升的踯蹰不前非常不满，怒斥到：“你以前主战的言论都是用来沽名钓誉，欺骗众人的吧！”
卢象升受此刺激，悲愤不己，决心以死来证明自己。
十二月十一日早晨，卢象升披麻戴孝，走出营帐，向着京城的方向行跪拜礼，然后对将士们说：“我与你们同受国恩，现在要担心死不了，不要担心活不成。”全营将士痛哭失声。
卢象升下令拔寨进兵，与清军进行战斗，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清军数万骑兵把明军包围了三重，明军奋勇杀敌，呼声震天，无奈寡不敌众，最终全军覆没。
卢象升身中三刀四箭，壮烈牺牲，总兵虎大威、杨国柱突围逃走。
卢象升死后，清兵深入河北南部，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军攻克济南，杀布政使张秉文、知府茍好善等，俘获德王朱由枢，济南城被焚毁一空，此后清军又南下攻掠，直至兖州。
第二年三月，清军见明军精锐部队齐集，担心后路被断，于是退向京东，准备撤退。
明军不敢邀击，只以驱逐为能事，眼睁睁地看着清军从青山口从容出塞，返回辽东。
这次清军入寇长达六个月之久，蹂躏京畿、河北、山东，转掠二千里，破城七十余城，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明军的懦弱表现令崇祯极其愤怒，他决心严惩相关责任人员，以杀鸡敬猴、惩前毖后。
他命令杨嗣昌负责主持查核工作，依律拟定相关人员罪状。
杨嗣昌经过一番斟酌，最终确定了五等罪状，分别是：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
经核定，相关责任人员共计三十六人，其中大员有：蓟镇总监太监邓希诏、分监孙茂林，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这三十六人在同一日被押赴刑场处死。
对于这次秋后算帐，我个人认为实在没有必要，上述人员看上去个个都是罪有应得，实际上他们都有自己的苦衷。
清军入寇，明军怯弱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个别人英勇献身就能解决的。
棍棒是最错误的教育方式。当权者应该深入研究问题本质，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应该舍本逐末，简单进行惩处与威吓。
所谓桔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责任不在于桔，而在于土壤。
土壤问题不解决，无论种什么树，都不会有好结果。机制和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杀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是进一步丧失人心罢了。
祖宽、李重镇是关宁军中的骁将，曾经在卢象升麾下镇压中原民军，立下赫赫战功。虽然他们在与清军作战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可以用来打击民军的，当权者何不扬长避短，用来对付民军？如果那样的话，明朝也许不会这么快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