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的边界战争实现停火，首先是由于中国强大的军事打击和世界各方面政治势力对苏联压力的结果。..当然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主和派也做了极大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自身也感到战线太长，有些力不从心。现代化高强度的战争是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的。苏联远东境内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这样一定程度上，给后勤保障造成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西部也存在这个问题，远离工业制造中心，运输线太长；战争不是目的，仅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个手段，来到达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就OK啦。这次“猎熊行动”已超额的完成了任务。
中国现在一下占领了比原有国土1/3还多的这么一大片地方的确也需要好好的消化一阵子。再多了一下消化不了，反倒容易整夹生了，适得其反。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远东那地大物博，人口奇缺的地区进军千军好找，一将难求，新区最缺的是高层的管理人员，尤其是能主管全局的“封疆大吏”。再出现象新疆军区司令员龙苏进那样玩忽职守的人就很麻烦。
中国又一次以无比的自信，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决定，任命过去被称为中国人民公敌的原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72岁的蒋介石出任中国新区――贝加尔省省长。同时被任命的还有贝加尔省省长助理蒋经国。中国贝加尔省省委书记毛岸英。中国人民解放军贝加尔省军区司令员程耿，原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为贝加尔省军区副司令员。
由这批“国共双方”组成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去管理这个比TW大25倍还多的外蒙专区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北纬53度以南和贝加尔湖以西，伊尔库茨克州，图库，等地区。共计90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新增领土。
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赶路久了，脚步停下来，总要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这时感悟才油然而生。
蒋家父子在政治道路上赶路的脚步在1952年被迫的停了下来，在过去的7年时间，回首自己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路，爬过了许许多多的山，涉过许许多多的河，反省着自己。
蒋家父子就像在大树下酣然睡了一觉，长眠醒来后却发现梦中一日，人间一年。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古国，在最高首长领导下，在这段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走过了极为不寻常的经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7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伴随着中国强力的崛起，一扫百年的萎靡，风雷动，旌旗奋，震人寰。在世界上掀起一次次海啸的震荡，世界遭遇到了中国飓风的洗礼。
他们从往返在中美之间的宋美玲和那些跑到美国的孙男弟女们那里和每天的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联播中知道，世界瞩目着中国，世界要看中国的眼神行事。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他们在庐山的那个院子里，为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中国这么快能够在自己所留下的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中，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逆势发展。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巨人。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象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这一切自己能做到吗？他们始终在脑海里不断的问着自己，答案是肯定的，不能绝对做不到在这些年中，他们领略到了最高首长那哲学、管理、生涯、人生修行等方方面面的风采和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国际地位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服气了。而且是心服口服，服的彻底。
最高首长教育改造人的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他指出：犯人也是人，是人就是可以改造的。而且最高首长改造罪犯的伟大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奇迹。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社会才能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良好的社会局面。
最高首长说的很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对于在TW被俘的头号战犯蒋介石，他明确的指示，蒋介石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逼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还是让他自我反省，自己觉悟。要给他在庐山盖个院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年老有病，要给他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而且要给他一些文件看，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出去走走看看。要允许蒋经国与其同住，蒋家在海外亲属可以前来探亲，来去自由嘛。如果他改造好了，有了觉悟，还想为这个国家再做点事的话，也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
蒋介石不是大者，因为他缺乏作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蒋介石，当时中国的台湾、东北被日本占领，中国将被各地军阀分割成无数个小国家，当时在中国唯一可以控制全国各地军阀、中央军、黄埔系、准嫡系和嫡系拥有几百万军力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非蒋介石莫属，没有第二人，所以说，蒋介石的存在在促进中国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有一颗“不可动摇之国家决心。”就是在后世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理想：中国终将实现统一。这一点和中国人是一致的。
蒋介石在被俘后，把他这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曾满含着激动的泪水拉着周总理的手说：“你们人胸襟博大真是令人敬佩之极。我都看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在你们手中这么强大过。洋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老实过。你们人在润之的领导下，让中国顶天立地。你们说爱国一家人，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你们有能用的着我蒋某人的地方，只要能对国家和民族再献点余热，我蒋某人一定万死不辞。”
在1956年当他看到中国平息了西藏分子发动的叛乱的简报后，他人心大快，对自己儿子蒋经国说：“杀的好谁要是闹独立，就让谁掉脑袋。”
当他看到中国对印度发动了边界反击战，他犹如一个战场上的参谋一样，每天趴在地图上，按着战报在上面，画着一条条红线，蓝线，在上面涂抹着一面面小红旗。当他看着中国成功的解体了印度，并把山南那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他再也坐不住了。在这么一场伟大的民族振兴之中，自己绝不能再做一个旁观者了。
他拿起了毛笔，力透纸背给最高首长写了一封“求职信”。
润之惠鉴：
值此中国取得对印度作战胜利之际，我同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庆祝中华民族又一次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开疆扩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使中国成了横跨两洋的国家。
关于我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在去年5月间写的“中正自述”中已详细的做了交代。我自己认识到了，自从1927年我作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坚持的立场。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错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造成红军的大量伤亡。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西安事变后，与贵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部署和指挥中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也曾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的侵略出过微薄之力，当然也犯过一些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全面发动内战，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逃到台湾后，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又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我犯的错误和罪行很多，在“中正自述”中我已经交代并作了反省和检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我的错误和罪恶的根源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造成的。
润之，1952年2月，我已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在生命垂危之时，是你们人用最好的医生，使用最好的药，对我进行24小时特殊护理，并组织最好的心肺专家对我的病情进行会诊。而且承担了一切费用。中央又为我派来了专门的医疗小组。对我进行了全力的抢救和精心治疗。
是你，又批准我回大陆安度晚年，并拨出专款在庐山为我修建宅院。允许犬子蒋经国与我同住。在海外的亲属可以前来探亲，来去自由。
你和中国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图报之情罄竹难书。纵观古今中外象我这样经历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的。他们不是被满门抄斩，被驱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如果不是你和中国对我实施的无产阶级伟大的人道主义，我早已成了飘零在大陆之外的孤魂野鬼了，不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新公民。”
这几年来，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每天混、吃等死，让我感到有愧于这个国家，有愧于中华民族，也有愧于你和对我的挽救。我今年虽说已经69岁了，但觉得自己身体还好，我总想能有一个机会，再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有益的工作，对国家和民族献出我最后的一点余热，这是我蒋某人最大的心愿。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人民公敌，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我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以报答你和的再造之恩。
最后衷心地敬祝润之你身体健康
最高首长对人的驾驭水平已达到了最高的意境，对于蒋介石这个“老朋友”的一切尽在他的体察之中。知人方可善任几十年的较量他对蒋介石可以说了如指掌。既然蒋介石正是秉着这种民族精神再度回归，我们人又为何在拘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参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建设，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一起去奋斗，分享中国之巨变，俯察天下，掌握未来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蒋介石得知，中央政府让他出任中国新成立的――贝加尔省省长，并让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时，他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他又一次的感受到了最高首长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自信人生。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蒋介石不由的高声的唱咏着最高首长的豪放之词《沁园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