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政治家商鞅以其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时机把握，为秦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并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道出了辅佐君主定鼎帝王之业的追求，且提出相对的法令规范，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开塞耕战理论将战争的目的与生产的目的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战争必须为民众造福，使国家实力得到确实提升，为国家政治服务，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得到实惠的战争就是浪战，是无谓地虚耗国力。对于战争而言，应讲求“胜敌一阵拓土一分”，地广则更有利于农耕，发展农业经济；而对于农耕而言，应讲求奖励耕作，发展农业，农强则仓储充盈，更有利于持久的兼并战争，正所谓“胜敌而益强”。
齐国在桂陵、马陵两破魏军，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可谓是先秦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将孙子的指挥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威震海内，其指挥者孙膑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军事指挥家，兵家势宗的代表人物。然而，孙膑虽有两胜魏国之名，齐国并无胜魏之实；商鞅虽以劫盟之计诡胜，却为秦国确定王者之基。老子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而，笔者认为商鞅对于所在国家的影响显得更为巨大而深远。“战”与“耕”就如同一部双引擎的永动机，给予秦国不竭的力量。在齐人还在力图恢复桓公故业的时候，秦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才使得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中，愈战愈勇，愈胜愈强，最终横扫六合，开创伟业。
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因商鞅变法中得罪贵族太深，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其逃亡至边关，欲逃往魏国，魏人也因其曾背信攻破魏帅，不愿收留。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仍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灭族，但秦国却延用其法而变得富强。时至后世，儒家思想占据社会主流，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受到压制，甚至连司马迁也对认为商鞅进行了并不完全客观的评价。然而，在始皇帝统一六国之时，独留卫国不绝于祀，不知是出于对卫君忠诚的怜悯，还是出于对商君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表彰，而对于其母国的法外开恩，以告先贤之亡灵。每每想到此处，清末林则徐先生的那句话总是回响在笔者的耳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