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面对来势汹汹的“黄巾之乱”，东汉中央政权下放军政权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黄巾军的势力无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王朝的覆亡，但是却留下了“地方轻视中央、扩张割据势力”的隐患。“十常侍之乱”与“董卓之乱”使得皇权沦丧、威信尽失，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属独断专权，肆意废立，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在地方，伴随着君权的衰弱，各地方势力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并不断做大，出现了众多的外镇势力，直接威胁东汉的中央政权。除了我们先前提到的袁绍、曹操和公孙瓒三大诸侯以外，在中国的南方还有一路人马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袁术集团。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即袁术的曾祖父袁安官拜司徒，袁安的二儿子袁敞官拜司空，袁安的大儿子袁京只做到蜀郡太守，而袁京的儿子，也就是袁安的孙子袁汤却官至太尉，并且袁汤的三子袁逢、四子袁隗也都位至三公。古往今来，像袁氏这样的名门望族简直是凤毛麟角。袁术与袁绍虽同属袁氏后裔，但袁术是正宗，而袁绍则是庶出，因此，二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袁术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仗着家族“四世三公”的声望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袁术年轻时便举孝廉为郎，史书上说他“历职内外”，在很多职位上都有所历练，随后又担任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重要职务。董卓专权时期，为了拉拢袁术，还特意任命他为后将军。此时，袁术的头脑倒是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便和兄弟袁绍一样，借机逃出洛阳，并迅速组织各大割据势力联合*董卓。事实证明，袁术还是很具有号召力的，迅速形成了自己的队伍，包括人称“江东猛虎”的长沙太守孙坚也被其招致麾下。
孙坚英勇善战，其军事才能在讨董联盟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连董卓也要惧其三分。孙坚自长沙起兵北上，未曾与董卓交战，就先后斩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不但帮助袁术稳稳当当地占据了荆州最靠北的南阳郡，而且几乎将身后整个荆州都划入其势力范围。根据《后汉书》记载，南阳有三十七城，五十万户，总计超过二百四十万的人口，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十分发达，堪称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旁边的汝南也有三十七城，拥有四十万户，二百一十万人口，是当时规模仅次于南阳的第二大郡。袁术自己占据着南阳，而汝南恰恰又是袁氏一族的乡里所在，毫无疑义地成为袁术强有力的后盾支撑。
就在袁术以孙坚为前部北上后不久，新任荆州刺史刘表上表天子，让袁术名正言顺地以后将军的身份领南阳太守，而袁术也趁机上表，让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其他诸侯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逼走董卓，一路杀进洛阳。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袁术与袁绍一对同门兄弟就展开了较量。原因在于：袁绍对董卓恨之入骨，故不准备承认由董卓册立的汉献帝，准备另外拥立一位皇帝（幽州牧刘虞）；而袁术随着自己地盘的扩大，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出来，开始做起了皇帝梦，由此拒绝了与袁绍合作。“各怀鬼胎、利益各异”使得原本就关系一般的两兄弟渐渐势如水火了。
袁术坚持让孙坚做了豫州刺史，但袁绍对这个任命却不承认，而且还另外任命了一个叫周喁的人来做豫州刺史。一山不容二虎，冲突是避免不了的，论打仗，周喁当然不是孙坚的对手，屡战屡败，最后只得逃跑。同时，袁术又趁机把自身势力范围扩充到了扬州一带，并先后占领了扬州、豫州、司隶和荆州一部，俨然成为南方的霸主。袁氏兄弟间的这一番较量，袁术算是大获全胜。
毕竟袁绍手下高手云集，在他们的建议下，袁绍展开了一系列针对袁术的外交行动，包括与曹操结盟、拉拢刘表等手段，牵制对手，孤立袁术。此时，袁术自身的种种缺陷以及一些潜在的危机开始逐渐显现。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袁术摆出了一副群雄领袖的架势，到处制造各种事端，四处树敌，不但和兖州的曹操集团公然对抗，而且同近邻的荆州刘表集团翻了脸。“树敌过多过快”是袁术生平的一大败笔。
时有民谣云“代汉者当涂高”，袁术认为当涂者，公路也。从孙坚之子孙策手里得到玉玺后，袁术的野心膨胀到了顶点，故于建安二年（197年）于寿春称天子，名号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此后，袁术奢侈荒淫，横征暴敛，致使江淮地区残破不堪，民多饥死，部众离心，接连为吕布、曹操所破，只得逃往汝南，苟延残喘。后来，迫于外界的声讨，袁术在汝南郡也无法立足，只得北上投奔庶兄袁绍，不想在半路途中又被向曹操借兵的刘备击溃。逃至寿春后，袁术找人要蜂蜜，却又找不到，袁术大叫道：“袁术至于如此吗？”，遂于建安四年（199年）呕血而死，真是“又是可笑、又是可悲”呀！
或许也正是因为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袁术才会暗生不臣之心。后汉群雄割据，袁氏二兄弟一南一北，成为各路诸侯之中实力最强者，若二人联手，凭借手中的实力与家族的名望，莫说是复兴汉室，就算是另起炉灶、统一华夏，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不得不让人深思。
男人总归是有野心的，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在那个“汉室凌迟、群雄并起”的时代，作为一方枭雄，梦想自己“统一中华、君临天下”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袁绍、曹操、刘备乃至孙权都曾想过，但迫于汉室在百姓中的威望，谁也不愿意首先触动这个大忌，成为天下的公敌。袁术的悲剧，根本原因在于其个人的两大人格缺陷——贪婪与好大喜功。袁术的“贪婪”造成了其在与诸侯们的交往中“唯利是图、缺乏信用”，到处树敌、丧失盟友，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中“横征暴敛、鱼肉生灵”，最终导致民怨鼎沸，无法立足。“好大喜功”的本性致使其在获得传国玉玺后，在缺乏实力基础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称帝，犯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各路诸侯的公敌，也为各路诸侯提供了征伐自己、兼并自己地盘的最佳借口。
在政治这种多元博弈中，首先占居高点的人往往并不一定能笑到最后，相反落马率极高，究其原因就在于你的对手不仅仅集中在明处，也不只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将高位者击倒，自己取而代之。袁术就是没有看清楚“枪打出头鸟”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公然称帝，给那些早就有心废汉自立的人充当了马前卒，自己却跌得粉身碎骨，着实的可悲。《道德经》不但是道家哲学观点的集成，而且也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真实写照。其中“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政治斗争中，要善于摧折自身的锋芒之形而使之平和，消解自身盛壮之势而使之柔弱，柔和自身的光芒而使之不炫耀，卑下自身的地位而使之协同万民之愿。这一“和光同尘”的道家理论，本来是用来描摹大道的无所特显，无所特贱，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后逐渐被引入政治学范畴，被古今政治家所看重，并奉之为珪臬。诚然，在对手明确的战场上，先发制人绝对是指挥家的首选，然而对于“剩者为王”的权利竞争，作为优秀的政治家断不可过早地暴露自身的实力与志向，特别是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更应善于隐蔽自己，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方可在日后的激烈斗争中，集中力量，后发制人，取得成功。袁术的冲动和野心最终害了自己，而与其相对的枭雄刘备则深明此道，投东奔西，一忍再忍，最终凭借着自身过人的忍耐力赢得了发展的机遇，三分天下，成为一代雄主。
笔至此处，飞刀又想起了《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一节中曹操的那句话：“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英雄固然要有很高的才能和魄力，同时也需要等待时机，这就需要去忍耐。忍得住，时机一到，乘势而起，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就是英雄；忍不住，一步走差，就可能身败名裂，身死人手而为后世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