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够协助禁欲的外来力量，绝食和选择食物、节食同样重要。人的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只有我们从四面八方将其团团包围并压制，才能够把它控制住。我们都清楚当人食不果腹时，情感这东西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完全不怀疑绝食对于“禁欲”极有帮助。对某些人而言绝食倒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以为单靠绝食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他们不吃东西，满脑子想的却全都是美食，总想着绝食结束以后的食谱。这一类绝食既无益于控制食欲，也无助于节制。只有在坚强的心灵和饥饿的共同起作用时，即当人的心灵对拒绝的事物同样漠然置之时，绝食才是有用的。一切来自于心灵。所以绝食的作用有限，绝食者仍然可能是的奴隶。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绝食的话，通常很难消失，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绝食更是必不可少。有很多有志于“禁欲”的人都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他们跟不禁欲的人一样，没有摒除一些情感和，因此他们的努力就如同在盛夏里求寒冬那样不可能实现。禁欲者和非禁欲者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表面上看起来两者很相近，但其实是有着明确的区别的，虽说他们都以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看到了上帝的光辉，而后者却只看到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聆听，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听到了天上赞歌，而后者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寂静的夜晚里，他们都难以入睡，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专心向神灵祷告，而后者却在庸俗的欢乐中虚度光阴。他们都信仰着神灵，但不同之处在于，有人精心地修护寺庙，而有人却只自顾自地生活。所以这两类人就像分立的两根柱子，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拉越大。
“禁欲”指的就是从思想上、言论上和行为中控制自己的。日复一日地，我逐渐地认识到了在上述各种中自我控制的必要性。放弃“禁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坚持的可能性同样也是无限的。“禁欲”是无法通过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而言，“禁欲”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誓奉行“禁欲”的人应时常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应不断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缠绵不断的，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完全受意志的控制，“禁欲”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自觉的想法是内心深处的反映，所以克制思想就意味着节制心灵，而这可能比追风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人们内心住着神灵，实现自我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人们在困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面对着最崇高的目标，所以需要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它，这不足为奇。
直到我回到印度后才意识到单纯靠人力是无法达到“禁欲”的目的的。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摒除一切，甚至还以这种信念**，觉得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在这一章就不谈我的自我斗争的过程了。同时我想阐明一事：凡想通过奉行“禁欲”进而认识神灵的人，都无须失望，只要他们对于神灵的信仰不逊于对自己付出努力的信心就好。
“色与味如影随形，色味绝则得道矣。”[《薄伽梵歌》第2章59节。
]因此，神灵的名义及其恩惠便是立志于禁欲的人的力量源泉，回到印度后，我才认识到这个真理。
六十三简朴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尽管曾经精心装饰过自己的房子，但我并不留恋它。过简单生活后不久，我就开始削减费用了。要付给洗衣匠的账单很费钱，而且他又一向不遵守时间，虽然我有两三打衬衫和领子，但还是不够用，领子每天都要换，而衬衫如果不能每天换一次，至少隔天也得换一次，我觉得没有必要支付双倍的开销。于是便买了一台洗衣机用以省下这笔开支。我专门买了一本关于洗衣服的书，研究了其中的方法并教给我妻子，显然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是由于工作新奇，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亲手洗第一条领子的情形真是令人难忘。当时我撒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总是不够热，又怕烫坏领子，所以不敢使劲熨。结果领子虽然熨得很平，但是表面沾了好多浆粉。我戴着这个领子去法院还招来了同事们的嘲笑，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
“嗯，”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洗自己的领子，浆得不好。不过也没给我带来麻烦啊，还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笑料。”
“可这里并不缺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
“太贵了，”我说，“洗一条领子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还离不开洗衣匠。我宁愿自己动手。”
但是我没法说服我的朋友们欣赏自力更生的妙处。不久后，我洗衣服的技术越来越好，差不多成了浆洗专家了，水平绝不逊于洗衣店。领子平整光亮的程度也不比别人的差。
戈克利到南非时带来了一条头巾，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给他的礼物。他非常珍爱这个纪念品，精心保存，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它。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可是他的头巾皱巴巴的，需要熨平才能戴出去。不过当时送到洗衣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帮他熨。
“我信得过你当律师的才能，但是我不信你也能做洗衣匠，”戈克利说，“万一要是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头巾对我有多重要吗？”
于是他心情愉快地对我讲述了有关这件礼物的故事。我坚持要给他熨，还保证不会出问题，他同意了，我熨好了那条头巾，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即使别人都不赏识我的手艺，我也无所谓。
当我不再依赖洗衣匠时，我又自力更生地舍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去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理发。理发的本事我也要学会。在比勒托里亚时，有一次我去一家英国理发馆里理发，被理发师很轻蔑地拒绝了。我当然很伤心，立即买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理发。总算额前的头发理得还算有型，但脑后的却理糟了。法院的朋友们看见后简直笑疯了。
“甘地，你的头发怎么啦？被老鼠啃过吗？”
“没有，白人理发师不屑于碰我的头发。”我说，“所以我宁愿自己动手剪，不管剪得多么糟。”
对我的这个回答，朋友们一点都不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肯给我理发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他为黑人理发，就会随时失掉顾客。在国内，我们也不允许我们的理发师为“不可接触者”理发。而我在南非经常遭遇这种歧视。我认为这是一种报应，于是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生活的热情后来发展成一种极端的形式，我将在后面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其实这个种子早就种下了，只要浇水，自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而后来我确实做了浇水的工作。
六十四波耳战争
我必须把1897—1899年间许多其他经历从略，直接叙述波耳战争。
在开始宣战时，我本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但当时我认为自己无权依据个人的信念来行事。我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这个问题在我内心引起的激烈斗争，这里无须赘述。凡是对此好奇的人，请翻一翻那本书。别的不说，正是出于对英国的忠心，这时我站到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认为如果我要求享有一位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有责任在这个时候保卫英国。当时我认为印度只有通过英帝国才能获得解放。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召集到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了诸多周折才使他们变作一个救护队。
通常英国人都认为印度人胆小，不敢冒险，除了当下的私利以外看不到更长远的利益。因此有很多英国朋友不赞同我的计划。但布斯医生却全力支持我。他亲自教我们如何来进行救护队的工作。我们拿到了可以从事医务工作的资格证书。劳顿先生和艾斯坎比先生（现已故）也都热情地支持此计划，最后我们申请去前线工作，政府对我们的申请表示感谢，但是却回复说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面对这样的婉拒，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我经布斯医生介绍，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的救护队里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赞赏我的建议，并答应帮助我们获得许可去服役。而当时的时机也对我们很有利。波耳人的表现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果断、勇敢；我们的队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我们有一千一百多人，四十人左右为队长；全体人员中近三百名左右是自由印度人，剩下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生也加入了我们。救护队表现得非常好。尽管我们的工作是在火线以外进行，同时还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保护，但在战事紧急时我们也会被派到火线内去开展工作。
我们自己并没有要求这种保护，是当局不愿意让我们处在炮火射程之内。斯比昂·柯柏败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布勒将军给我们致信，信中说虽然我们没有义务去冒险，但倘若我们愿意去战地救护伤兵的话，政府将感激不尽。我们当然毫不迟疑地去做了，因此在斯比昂·柯柏时，我们一直在火线之内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日用担架抬着伤兵行军20—25英里。还有幸救护过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工作六个周后便宣布解散了。自英军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受挫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用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部署，决定放慢发兵的速度，等待英国和印度援军。
当时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印度人的名誉也因此提高。报纸上充满了赞美我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还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很感激地提到了救护队的工作，而救护队的队长们也都荣获了荣誉勋章。
这一时期，印度侨团组织也更为完善了。我与印度契约工人也有了更密切的来往。印侨们已有了更高的觉醒意识，他们认识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祖国的儿女，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此时所有人都相信印度人可以摆脱种种不公了。当时白人的态度似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我们和白人的关系非常和谐，接触到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对我们非常友好，也很感激我们去战场上为他们服务。我忍不住要记述一段美好的回忆，它彰显了人性在经受考验时独具的美。有一次，我们前往齐弗里兵营，罗伯茨勋爵的儿子——罗伯茨中尉在那里受了重伤急需救护。幸运的是我们的救护队把他从战地上救了下来。我们行军那一天天气酷热，所有人都渴得厉害，刚好遇到路上有一条小溪，可谁先去喝呢？我们觉得还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可是士兵们不愿意抢先，执意要我们先去，于是这种温馨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子。
六十五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