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教徒大学奠基仪式时，哈定基勋爵举行了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参加了，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邀请我参加，所以我也去了。
令我感到难过的是，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像女人那样，穿着丝绸长裤和长上衣，戴珠宝项链，戴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穗子，腰带上还挂着金柄的宝剑。
这种打扮不是象征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代表他们的奴隶地位的标志。原以为佩戴这些委靡不振的首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后来才听说在这种场合里佩戴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应尽的义务。我也听说有一些人非常反感佩戴珠宝，只有在朝觐这样的场合才戴。
不知道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是否准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也佩戴珠宝，身上戴着只有女人们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难堪的。
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人们承担的罪恶与荒谬是多么的沉重啊！
七十一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与戈克利住在一起的第一天，我便感到完全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弟弟，尽量多地了解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幸而我的需求并不多，而且我也有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惯，并不需要别人的照料。他对我独立自主的习惯、讲求个人卫生的习惯、坚忍不拔的个性以及规律的生活起居怀有深刻的印象，时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是毫无保留的。所有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都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是皮·西·罗伊医生（现在是爵士）。实际上他就住在隔壁，是常客。
戈克利是这样向我介绍罗伊医生的：“这位就是罗伊教授，月薪800卢比，但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来今天的罗伊医生和当年有什么差别，他的衣着差不多还是像从前一样简朴，当然有一点不同，现在他穿的是土布，而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戈克利和罗伊医生的谈话永远让我有听不够的感觉，他们所谈的全都关乎公共利益，或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事。有时他们也怀着痛惜之情批评一些从事公众工作的人。原本我认为有些人是坚定不屈的战士，现在倒觉得他们微不足道了。
观察戈克利工作实在像受教育一样令人感到愉悦。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全部的私人关系和友谊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而且绝无半点不真实或不诚恳的地方。印度的贫困和所受到的屈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引起他对别的事情的兴趣，但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我所追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才会考虑别的事情。如今光是这个工作已足够我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我随时能感受到他对兰纳德的尊敬，他常引用兰纳德的话，在每一件事情上，兰纳德都是最后的权威。兰纳德逝世周年纪念日（或是诞辰，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恰和戈克利一起住，照例是他举行的。当时除了我以外，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也来参加了。他在会上讲话，深情地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顺便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三人作了比较。他称赞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还举例说明了曼德立克是如何热心地为当事人服务的，说他有一次误了火车，竟包了一趟专列，就是为了及时赶到法庭上替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更了不起，他是一个全能型的天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虽说他是法官，却毫无畏惧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会，而且大家对他的贤明是那样深信不疑，凡是他的决定，大家会毫无疑问地遵从。戈克利在讲起这位先辈的高尚心灵和完美品质时，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当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看不出这辆马车的必要性，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不能坐电车吗？难道坐电车有损你身为领导者的尊严吗？”他听了我的话后有点儿难过：“怎么连你也不了解我！我不是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的享受上面。我也很羡慕你能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去，可很抱歉我不能那么做。如果你也成为像我这样的公众人物后，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非常困难的。大家没有理由怀疑一个领导者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个人的舒适。我也喜欢你简单的生活习惯，我也尽可能去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避免某些花销的。”
他这样的回答令人满意，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另外的一个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也不出去散步，”我说，“你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为了公众工作就挤不出时间来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哪有时间出去散步呢？”他答道。我非常尊敬戈克利，从不敢和他顶嘴。虽然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但是我却不吭声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相信，不论一个人有多少工作，每天总得找点时间锻炼身体，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我个人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损耗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反而能增强工作能力。
七十二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住在戈克利家里那段时间，我常常外出。
我曾经对在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过，回到印度以后要拜访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以前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极为钦佩。他积极参与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与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将自己孤立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外的情况是极为不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任何疑惑。我告诉戈克利说我很想见到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令你感到满意。我和他很熟，如果你很想见他，当然可以。”我和班拿济约了个时间，他马上答应了。去看他时，他夫人正卧病在床，性命垂危。他的住处很简陋。在国民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装，很高兴这一回发现他穿的是孟加拉“拖蒂”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穿着，虽然当时我自己穿的却是一件波希上衣和裤子。我从容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下来就带着罪恶的说法吗？”
“是的，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对这一点没有解脱之道，但是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人为自己的罪孽所付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教导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把自己交给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关于虔诚之道的内容，和他辩驳后也没有任何结果。我感谢他的好意，虽然他的说法没有让我满意，但这次见面对我是有所裨益的。
这段日子里，我常穿梭在加尔各答街头，去很多地方都是靠步行。我拜会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希望他们支持我在南非的工作。此外，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跟我提过迦里神庙，特别是再加上我在不少书中读到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故事以后，更急着去看个究竟。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米特法官的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我就在拜访他的那天顺便去了一趟神庙。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神庙屠祭迦里神。成群的乞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行乞，还有一些化缘的僧侣掺杂其间。即便在当时，我也是坚决反对向那些身体强壮的乞丐施舍的。他们一拥而上跟着我，其中坐在走廊上的一个人挡住我，和我搭讪：“去哪儿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请我及我的同伴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照做了。
我问他：“你认为这样杀牲献祭就是宗教吗？”
“谁会认为杀害动物是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员人们去反对呢？”
“那可不关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拜神。”
“可是你们不能另找一个地方拜神吗？”
“对我们而言，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人们就像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向前走。至于去哪儿，这不关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继续和他纠缠在这个话题上，而是起身走向了神庙。我们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景象。我实在受不了那里，感到既恶心又难受，真的永难忘怀那种情景。
那天晚上我应邀参加了孟加拉朋友的餐会，我和一个朋友谈起了这种残忍的拜神形式，而他却说：“羊在那里倒是根本不会有感觉，嘈杂声和擂鼓声会使一切痛苦的感情僵化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告诉他，如果羊也会讲话，它们肯定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这种残忍的风俗必须被制止。我想起佛陀救生的故事，可惜我却无能为力。
时至今日，我依旧持着与昔日相同的见解。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程度并不亚于一条人命。我不愿意为了人自身得益而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人类不可以残暴地对待它。但是那些没有资格去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带给它们什么保护。在将这些羔羊从这种不洁的牺牲中拯救出来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我清洁与牺牲。今天我甚至认为自己应当为实现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向上苍祈祷，希望怀着大慈大悲的伟人（不论男女）降生于这世上，将我们从深重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把那些无辜的生物拯救出来，净化这个神庙。孟加拉以它全部的知识、智慧、牺牲精神和崇高感情怎么能够容忍这种屠杀发生呢？
七十三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大肆杀生的献祭方式增强了我要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心愿。我曾经读过也听说过关于梵教团[孟加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因戴文德罗纳斯在1886年担任团长，其影响随之扩大。戴文德罗纳斯和克沙夫二人为梵教团开设了一个神学院，用以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印度教。
]的许多情况。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略有耳闻。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有他发言的集会。还饶有兴趣地读了他写的克沙夫·昌德罗·沈的传记，从中了解到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不同。我还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也曾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探望了玛哈希·戴文特罗纳斯·泰戈尔，但是由于当时禁止他会客，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不过，我们都受邀参加了在他家中举行的梵教团庆祝会，亲耳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此后，我成了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
见识了梵教团后，若不去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算完美。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赶往贝禄·玛斯，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步行。我很喜爱玛斯这个环境清幽的地方，这里适于隐居。但到了那儿却听说史华密那时住在加尔各答的家里，正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我顿时非常失望怅然。
后来我打听到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去乔林居大厦看她。她家里装饰得富丽堂皇，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的交谈也不投机。我把这些情况说给戈克利听，他说我和她那么轻浮的一个人谈不到一起是不足为奇的。
此后，我又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中见过她一次。我进去时，恰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谈话，于是我便为她们两人充当翻译。尽管我跟她没有任何一致的观点，却不能不重视和佩服她对印度教的厚爱。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她写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