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丧失了爱的劳动？”
张伯伦先生这次来南非是为了接受一份3500万英镑的礼物，也为了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因此他对印度代表团非常冷淡。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权的。如果你们遭到的不公是确实的话，我将尽力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要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就得尽量与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于在代表团成员们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至极。但这倒让我们大家认清了现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要从头做起。于是我向同事们说明了当前的形势。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也无可厚非。他说得直截了当倒也好，这是以一种相当文雅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强权统治就是硬道理，或是武力的法则。
然而我们手中没有刀枪，我们的血肉之躯也无法承受刀砍枪刺。
张伯伦先生在这块次大陆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倘若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从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差不多是以旋风般的速度赶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忙赶往德兰士瓦。我也得赶到那里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一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如何才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便捷途径使我及时到达那里。战争已经让德兰士瓦变成一片萧条凄凉的荒野。在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衣服。尽管那里有商店，但不是空的，就是关门停业的，都有待重新进货或开张。但无疑这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商店里已经能够提供生活必需品，否则连逃难的人都不能回来。因此每个德兰士瓦人都得领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证就非常困难了。
战争期间，好多军官、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两地来到南非。如果这批人打算在南非定居，那么当地的英国行政机构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而南非的英国当局无论怎样也需要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批有经验的军人来到这里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心思很多的人，很会出主意，想出了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安置他们自己的办法。理由是，既然为黑人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那么为什么不能针对亚洲人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呢？这样，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当我到德兰士瓦时，这个针对亚洲人的新部门已经开始运作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办公范围。那些给归来的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原本可以将许可证签发给所有人，但是有了这个针对亚洲人的新部门后，没有经过新部门的允许，他们把证签发给亚洲人对吗？倘若经过这个新部门的举荐后再发许可证给人们，发证官员也可以少负责任，减轻负担。这就是当局争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但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以负责，而那些人则需要有钱可以赚。如果没有工作，这个新部门就没有设立的必要了，因而就会遭到解散。于是他们就替自己找到了这样的工作。
所以印度人要回德兰士瓦就必须向这个部门提出申请，而却要隔好多天后才能得到答复。因为当时要重返德兰士瓦的人太多，一大批中介人或掮客就应势而生，他们和官员们相互勾结，趁机对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大肆盘剥，我听说如果找不到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即使有时找到了门路，也得花上一笔钱。这样一来，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只好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局的警长，对他说：“麻烦你让我见到发证官，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的，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警长立即戴上帽子出门，替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车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我准备好行李，谢过亚历山大警长，乘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前方会有许多困难等着我。一到比勒托里亚我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时，我不记得曾有人要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在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在负责这件事，一定要提供一份代表名单。而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就听说当地的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在下一章里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但又很有趣的事了。
七十九来自亚洲的者
当地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很难想象我是怎样进入德兰士瓦的。他们盘问那些以前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也说不清楚这件事。那些官员们只好胡乱猜测，以为我大概没有拿到许可证，而是依靠那些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可以拘捕我了！
这是当时一般的做法。一战结束后，政府便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权利。南非的情况正是如此。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根据这条法律，没有凭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者，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依据该法令逮捕我的问题曾被当局讨论过，可是官员们谁都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当面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就发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进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没有善罢甘休。虽然我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有办法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印度侨团提交即将成立的代表团的成员名单。种族歧视在南非自然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遇到类似于我在印度常见到的那种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公众利益而设立的，并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官员也对人保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中受益。而来自亚洲的那些官员，却把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专横者的习惯一并搬来了。南非建立起来的是责任政府或民主政府，而随着亚洲官员进来的则是纯粹而简单的；因为亚洲各国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都是外国的政权。南非的欧洲人多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是南非的公民，并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可是现在来自亚洲的人物们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从此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之间了。
我亲自尝到了这种的滋味。开始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官员，他来自锡兰。为了表明我是“应召”去见这位官员的这种说法并非夸张，我要把事情讲清楚。实际上他并没有送任何书面命令给我。印度侨民的领导者们常常不得不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现已故）当时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位领导者。那位官员问他我是谁，到这里来的原因。
“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这里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奉命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儿的情况能懂多少？”这位者问道。
铁布赛竭力回答他：“当然有你们在这里，但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也了解我们的处境，你们毕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员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面前，我和铁布赛还有另外几个人就去见他。没有椅子给我们坐，我们全都杵在那里。
“你为什么来这里？”那位官员问我。
“应同胞们的请求而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自己无权来这儿吗？你拿到的许可证是人家错发给你的，你必须得回去。不能在这儿等候张伯伦先生，我们特别成立亚洲人事务部，就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就把我赶走了，不给我任何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留下了我的同伴，痛骂了他们一顿，劝他们打发我走。
他们愤愤不平地回来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始料未及的新局面。
八十忍受侮辱
虽然这种侮辱让我很难过，但是由于过去有过太多次类似的经历，我已习惯了。于是我决定忘却这个侮辱，尽量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我们接到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我已在杜尔班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我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成员名单中。
我的同事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他们建议干脆不要组织代表团去见张伯伦了。我把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说给他们听。“如果我们不向张伯伦先生请愿，”我说，“那么别人就会觉得我们根本没有遭遇任何苦难。无论如何，反正总得书面提出请愿的内容，而且书面材料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去念还是由别人念根本无关紧要。张伯伦先生是不会追究这件事情的。我们得忍下这口气。”
我话音未落，铁布赛便大叫道：“难道对你的侮辱不能等同于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会忘记你是我们的代表呢？”
“你说得对，”我说，“但侨团也得忍下这口气，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管怎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忍受这样的侮辱呢？对我们而言，还怕什么更坏的事发生，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呢？”铁布赛说道。
这是一个极有气魄的回答，可是对事态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呢？我已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很有限。我努力平息大家的情绪，劝他们去请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位印度律师来取代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带领大家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缺席的事。“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意见，换一个新人来讲岂不是更好一些？”戈夫莱先生说道，想极力缓和气氛。
然而事情远没有了结，侨团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反而因此增加了。我们必须从头做起。
“就是在你的建议下，侨团才出力帮助英国人打仗，现在你看落了什么下场！”有人说这样的话来讥讽我。可是这种讥讽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不后悔提出那个建议，”我说，“我始终认为我们参战是对的。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付出并不是为了要求回报，我坚信做好事的结果最后总是好的。让我们忘掉过去，好好考虑眼下的任务吧。”大家都同意了这个说法。
我接着又说道：“说实话，你们请我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但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德兰士瓦，即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是要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开展工作，我要搬到这里来工作，也不再做一年之内回印度的打算，我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对付这个新成立的亚洲人事务部，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会被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会被大肆剥削，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也好，那个官员侮辱我也好，这些侮辱同整个侨团所受的侮辱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想让我们像狗一样生活，那绝对不可能！”
于是我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侨们展开广泛的磋商，最后决定于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对于能否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不过法律协会并没有反对我的申请，法院也通过了。当时，印度人要在适中的地区找几间房子做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幸好我们和当地商人李琪先生有密切的往来，通过与他相熟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我们在城里司法行政区找到了几间合适的房子当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在这里执业了。
八十一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
在叙述为德兰士瓦的印度侨民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抵抗亚洲人事务部的行动以前，我必须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事情。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仍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则被这种为未来做些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是我去孟买开设事务所那会儿，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也在那里。他是一个样子招人喜爱、声音悦耳的人。他像我的老朋友似的和我讨论我未来的福利：“在美国，像你这样地位的人，没有不买人寿保险的。难道你不替自己的未来买一份保障吗？生命无常，美国人把买保险当做一种宗教义务来履行。我可以建议你也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此前，我对自己在南非或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都是冷淡相待的，因为我觉得买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以及对神灵缺乏信仰。然而当时我却被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话诱惑住了，随着他意气风发地发表着见解，我眼前同时展开了我的妻儿的一幅画面。“你这个人啊，差不多把妻子所有的首饰都卖光了。”我暗自对自己说，“万一你哪天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儿的担子便会落在你那可怜的哥哥的肩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你忍心再让他增加负担吗？”出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了自己买了10000卢比的人寿保险。
然而当我到了南非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后，我的想法也变了。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并且是为神效劳的。我不知道要在南非住多久，恐怕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决定把妻儿接过来同我一起生活，我会赚钱养活他们。这个打算使我感到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也为自己中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而羞愧。我暗想，倘若真的有那一天，哥哥一直是身代父职，他不会把照顾我留下的孤儿寡母当做包袱的。况且我又有什么理由假设自己会比别人先死呢？归根结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哥哥，而是万能的神。我买了人寿保险，就是在剥夺妻儿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呢？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贫苦人家，他们又能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呢？
这个思想反复在我心中起落，但我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记得在南非时我至少交过一次保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