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贡献巨大，却被印度教徒视为“不可接触者”阶级。他们都被赶到遥远的城镇或村庄去住，这种地方在古遮拉特文中被称为“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的意思。在盛行基督教的欧洲地区，犹太人也曾一度被视为“不可接触者”，而专门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有一个讨厌的名字，叫“隔度”（Ghettoes）。今天我们在南非也同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以后就会见分晓。
古代的犹太人自认为只有本民族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一切民族都不是，结果他们的后代被视为奇异的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同样，印度教徒也把自己视为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同胞视为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现在身处同一个国家，都被视为有色人种。
读者们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标题的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叫做“苦力”。“苦力”在印度语中是指搬运工或女佣，但在南非它有侮蔑的色彩，在我们看来，其所指的就是“不可接触者”的意思，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区域便叫做“苦力集中地”。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区域，但是与印度人在别的地方拥有的租赁权的情况不同，在这里，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为期限租借的，尽管人口众多拥挤不堪，可是此区域的面积并未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偶尔派人来打扫厕所以外，市政部门没有为本区做其他卫生工作，更不要说修筑道路和供应照明设备了。既然市政部门对于这个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怀着这样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也很难指望他们关心本区的公共卫生。而在没有市政部门的监督的情况下，人们就更加无视市政卫生的条例了。倘若住在这儿的人全都有鲁宾逊的精神，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这里的印度人并不知道世上有过鲁宾逊那样的移民。通常人们移民国外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到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数是无知的、贫苦的乞丐和农民，需要有人给予他们关怀和保护。而跟随他们而来的商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部门对犯罪的漠视再加上印度移民的无知，使得这个区域变得极不卫生。市政部门不但不去改善这种状况，反而还要因为不卫生而取消这个地区，可不卫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才造成的。他们的目的是从立法部门那里获得驱逐移民的许可。这便是我当时在约翰内斯堡的生存环境。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区域享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补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负责处理有关地产问题的案件。如果租用人不愿意接受市政部门给予的补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申请裁决，如果法庭裁决的款额高于市政部门提出的数额，市政部门就得承担法庭裁决的赔款。
大部分居民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些官司里赚钱，因此我对他们说，只要胜诉，无论打官司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也无论结果怎样，每个案子我只收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拿出所得的钱的一半来为穷人们设立一所医院或是类似的机构。他们自然都高兴。
大约70个案子中只败诉了1例。所以我得到一笔相当丰厚的酬金。不过《印度舆论》需要一大笔钱，我记得它用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拼命地工作。当事人都很佩服我，他们大多数人原本是从比哈尔或邻近地区还有南印度来的契约工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来解决自己的疾苦，区别于那些自由的印度商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胸怀广阔的，信仰自由主义的，而且品格高尚。领导者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像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都过世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巴德立先生与我往来密切，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其他一些朋友，我与来自南印度或北印度的无数侨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我是他们的兄弟，而不仅是他们的法律顾问，和他们共同承担着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困苦和忧伤。
这些印度人给了我一个有趣的称呼。阿布杜拉赛不愿直接叫我甘地。幸而谁也没有叫我“萨希布”（Saheb）[乌尔都语，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的意思。
]。阿布杜拉赛叫我“兄弟”。别人也跟着他一起都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印度侨民们称为“兄弟”，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九十二黑死病（上）
市政部门虽然收回了这个区域的土地所有权，却没有马上让印度人从“苦力集中地”搬出去。他们搬走之前，先得给他们找到合适的新住处，但是市政部门一时办不到，因此印度人只好继续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住下去，他们的现状比以前更糟。既然失掉了所有权，他们就变成了市政部门的房客，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更不卫生了。当他们还有所有权时，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之心，他们多少还能维持起码的清洁。但现在市政部门撒手不管了，随着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肮脏和混乱的局面。
当印度人正为此事发愁时，忽然爆发了黑死病，也叫肺炎瘟疫，比其他类型的鼠疫更可怕更致命。
幸而爆发这种传染病的不是在印度人居住的区域，而是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一个金矿开采矿井，这个矿井的工人多数是黑人，他们的白人雇主要对卫生负完全的责任。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矿井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感染了，有天晚上，他们被秘密送回到这个区域内他们的住所，而且病得很严重。马丹吉特先生那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阅的客户，碰巧在这个区域。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看到这些害病的人后，心里非常难过，就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我：“黑死病突然爆发，必须尽早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快点来吧。”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撞开一间空房的门，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那里面。我骑自行车赶到那里，写了一张便条给城里的书记官，告诉他我们占用这间房子的原因。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工作的威廉·戈夫莱医生，一听到消息便即刻赶来救援，既当医生又兼任护士。可是我们三个人实在应付不了二十三个病人。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怀着一种信念：只要我们心地纯洁，灾难到来时，自然会有办法来对抗病魔。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名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还有一位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的父亲托我照应他，我在南非很少碰见像他那样乐于助人而又绝对听话的人。幸而当时他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便毫不犹豫地把很冒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的，我记得他也未婚。我决定牺牲这四人——叫他们职员也行、同事也行、或者是我的儿子也行。这件事用不着征求卡利安达斯的意见，而问了问其他三人，他们都答应。
“你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这就是他们简短可爱的回答。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加入我们，但是被我阻止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冒险。所以他只在危险区外工作。
真是可怕的一夜——既要守夜还要看护他们。以前我也曾护理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未看护过黑死病人。戈夫莱医生的勇气感染着我们，需要做的事并不多：喂他们吃药，侍候他们，把他们和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抚慰他们的心。
这几个年轻人不倦的工作热情和大无畏的精神令我分外高兴。我们很容易理解戈夫莱医生的勇敢行为和马丹吉特先生的丰富经验。而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精神确实难以理解！他们的精神真得很可贵！
那一晚我们把所有病人都安置在一起了。
然而这场瘟疫带来的除苦难之外的宗教价值，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我至少要用两章的内容来记述它。
九十三黑死病（下）
市政书记官向我们致谢，因为我们及时把病人集中在空房里，并对他们加以照料。他坦承市政委员会暂时还想不出办法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但他承诺会尽力帮助我们。市政部门既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便毫不迟疑地果断采取措施。
在我的要求下，第二天他们安排了一座空仓库供我们使用，还建议我们把病人转移到那里，市政部门不愿承担清扫房子的责任。那里既脏又乱，我们自己把它打扫干净，在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助下，我们添置了几张床和其他必需品，一个临时医院搭出来了。市政部门调派了一个女护士，带来了白兰地和一些其他设备，戈夫莱医生仍然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她很愿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极少让她靠近病人，免得她被传染。
我们接到指示，要常给病人喝一点儿白兰地。这位护士甚至要我们像她那样，也喝一点儿，以防被传染，可是我们都没喝。我很怀疑这对病人究竟有没有好处。得到戈夫莱医生的同意后，我对三个不用白兰地治疗的病人进行土疗法，把湿土敷在他们的头部和胸口上，他们中有两个人活下来了。其余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此时市政部门正忙着采取别的措施。他们在离约翰内斯堡7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传染病医院。那两个活下来的病人被转移到这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其他新发现的病人也都被送到那里。于是我们从这份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后，我们听说那位善良的护士也被传染了，而且很快就死了。说不清那两个病人究竟是如何被救活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被传染，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白兰地药物功能的怀疑。我知道无论是信心还是怀疑都没有可靠的根据，但是我至今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这次瘟疫爆发时，我给报社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指责市政部门收回印侨居住的区域后又不对清洁卫生工作负责的罪过，他们对这次瘟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封信促成了我结识亨利·波拉克先生和约瑟夫·杜克神甫。
在前面我已提到自己常常去一家素食馆吃饭。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经常在这家饭馆吃晚餐，饭后还一起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家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读到我写的那封关于瘟疫的信，多次在饭馆里都找不到我，因而他感到很不安。
瘟疫爆发以后，我和同事们都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为自己定下规矩，瘟疫流行期间，我就要吃得清淡。所以那段时间我根本就不吃晚餐。午餐也是在其他客人来之前就吃完了。我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告诉他我正忙着看护黑死病的病人，要竭力避免与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连续一两天没有在饭馆里找到我，有天清晨我正想出门散步时，他却来敲门找我了。我一开门，便听到他说：“我在饭馆总也找不到你，真担心你出事，所以我决定一早就来看你，确定你是否在家。我现在放心了，你尽管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看护病人。你知道我没有结婚，无牵无挂的。”
我向他致谢，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不打算让你去看护病人。如果没有新病人进来，一两天内我们就自由了。不过却有另一件事需要你做。”
“嗯，什么事？”
“你能否去杜尔班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出版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要留在这儿，所以杜尔班需要有人负责，如果你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自己也有一所印刷厂。我可以去，但到晚上再给你最终答复行吗？我们晚上散步时，可以好好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过之后，他答应去杜尔班。薪金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金钱不是他行动的动力。但我们还是决定给他月薪10英镑，如果效益好，还会给他分红。第二天晚上，韦斯特先生就搭乘邮车去杜尔班了，他的债务由我代收。从那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他一直是与我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生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只接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学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心灵纯洁、冷静、敬畏神灵、仁爱的英国人。
在以后的几章中，我们还将读到更多关于他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九十四火烧印度居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