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和同事们都暂时不用照顾病人，但还是有许多由黑死病引起的问题需要处理。
前文中已经提到市政部门对于这个区域的疏忽。他们对于白人居民的健康倒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他们不惜花费大把的金钱，此时为阻止黑死病的扩散，更是花钱如流水。虽然我曾责备过市政部门置印度人于不顾的滔天罪恶，却不仍忍不住赞扬其对白人居民的无微不至的照应，他们竭尽所能地帮助白人。如果我不与他们合作，市政部门的工作会更为困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力来让事情变得更糟。
然而麻烦都避免了。市政部门对印度人的表现是满意的，将来的防疫工作也就变得简单多了。我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动员印度人帮助市政部门，这是一份困难的工作，不过我记得当时没有人反对我的提议。
印度人居住的区域有专人严密把守，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自由进出的通行证。我们要让整个地区的人都转移到离约翰内斯堡约13英里的平原地区搭帐篷住三个周，然后放火烧毁这个区域所有的房屋。带粮食和其他日用物品到帐篷里自然要花一些时间，这期间需要派人把守这里。
人们都非常惊慌，但看到我经常出现在那儿让他们感到安慰。有很多穷人常把省下的一点点节余都埋在地下，现在得把它们挖出来了。他们没听说过银行，不知道可以把钱存到银行。于是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了：钱像水一样涌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里，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付出劳动去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跟一家银行的经理关系很好，我的存款里存在他那儿，我跟他说我想把印度人的钱都存到他的银行。但银行当然没法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铜币和银币，还有部分银行职员拒绝接收来自疫区的这笔钱。不过这位好心的经理想尽办法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协商后决定先彻底给所有的钱消毒，然后再存入银行。我记得那一次差不多存到银行6万多镑。我劝那些有钱的人把钱存成定期，他们都听从了我的建议。结果，他们有些人后来也习惯于把钱存到银行里了。
一列专车把这里的印度居民运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拉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部门用公共开支来供给物资。这个由帐篷搭成的城市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兵营。对于这种安排，不习惯兵营生活的人自然是感到非常不安和震惊，还好他们并未觉得特别不方便。我每天都骑自行车过去看他们。他们住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疾苦，开始快乐地生活了。每次我去看他们，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露天生活三个周很显著地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我记得居民离开的第二天，市政部门就放火烧掉了那个区域。他们从未打算过留下那里的什么，大火把一切烧得一干二净。就在此时，市政厅以同样的理由烧光了商场里所有的木材，损失了大约10000英镑。之所以断然采取这个步骤，据说是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的缘故。
市政部门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进一步蔓延，从而城市居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九十五一本书的魔力
黑死病提高了我在穷苦的印度人们中的声望，也增加了我的业务以及我的使命感。随着与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日益密切，也大大地增强了我道义上的责任感。
我曾在素食馆里认识了韦斯特先生，现在又在那里结识了波拉克先生。一天晚上，坐在离我不远处的桌子上一位青年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是很想认识我。我邀请他坐下来说说话。
“我是《评论家》的副编辑。”他说，“我读到您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瘟疫爆发的那封信，便很想结识您。很高兴我真的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被波拉克先生的诚恳打动了。初次见面的那晚，我们就彼此了解对方了。我们对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的看法似乎都很相近。他热爱简朴的生活，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实践。因此他在生活上的改变不但是迅速的，而且还很激烈。
花在《印度舆论》上的费用日益增多，韦斯特先生的报告令人震惊。他写道：“我没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像你预想中那样的利润，但它甚至还会亏损。账目非常混乱，有大宗到期未付的欠款需要追回来，但是没有人能理出一个头绪出来，这需要大量的整理工作。不过你也不必为此惊慌。我会尽力把这些事情办得妥妥帖帖。有没有利润都没关系，反正我要留下来。”
其实当韦斯特先生发觉做这份工作无利可图时，本来可以一走了之，我也不会怪他，可是他没有。其实他有理由指责我，因为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向他许诺，说这个事业有利可图。但他始终没有抱怨过。不过我能察觉到，因为这件事韦斯特先生便我把我当做一个容易被人骗的人。我只简单地估计了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未加以仔细检查，便跟韦斯特先生说是可以赚到钱的。
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没有十足把握绝不可妄下断言。尤其一位信奉真理的人更需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检验的事情就是对真理的损害。我必须要很痛苦地承认，虽然我明白这一点，却没有完全克服自己容易轻信人的习惯，部分原因是我渴望尽可能地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做不了那么多。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野心常会引起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以为然。
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信，我就去了纳塔耳。我和波拉克先生关系非常好，他去车站为我送行，送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解闷，还说相信我一定喜欢看。这就是鲁斯金的《给最后的一个》。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就爱不释手了，它完全把我吸引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需要二十四小时。火车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决心按照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人生。
我是第一次读鲁斯金的书。上学时，除了教科书，我从未读过其他课外读物，投身社会以后，用于读书的时间又很少。因此我不敢说自己懂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自己并未失去什么。相反，正因为读的书很少，我倒可以彻底消化读过的书。真正让我的生活立刻发生深刻变化的，就是这本《给最后的一个》，后来我将其译为古遮拉特文版本，名为《人人幸福》。
我相信，我从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找到了自己内心一直怀有的某些信念，这就是它能够吸引我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的原因。诗人就是能够把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的人。诗人并不能感染所有的人，因为每个人的造化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最后的一个》的要义有：
1．个人的善意包含在众人的善意之中。
2．当律师与当理发师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有依靠工作谋生的权利。
3．劳动的一生，像农民和手工艺人的一生，都是有价值的一生。
上述的第一点我是知道的。关于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可是我从未想到第三点。《给最后的一个》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我的思想，其实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应包含在第一点里。我准备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九十六凤凰村
我与韦斯特先生也是无话不谈，我跟他说了《给最后的一个》一书对我的启发，还提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运作，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领取同样的工资，利用业余时间为这本杂志工作。韦斯特先生同意了我的这个提议，于是我们决定不论人种、肤色和国籍，每人每月的工资一律为3英镑。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印刷厂里的十几个工人是否都愿意搬往偏僻的农场去生活，是否都只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凡是不愿意这样生活的，都可以照旧拿现在的工资，直到他们愿意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员为止。我同工人们谈了这项计划。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空中楼阁，他说这只会毁了他全力以赴的事业，工人们也不会同意的，而《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也只有关门大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名做恰干拉尔·甘地。我告诉韦斯特先生这个计划时，也和他一起商量过。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自小就决心跟着我做事，完全地信任我，所以未经过讨论他便赞成我的计划，从此一直跟我共事。机械工人戈文达·史华密也赞同这个做法。其他的人都不同意这个计划，但都说无论印刷厂搬去哪儿，他们都会跟去。
只用了两天的工夫，我便与同事们把事情安排好了。我立刻登广告去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着火车站的一块土地。很快就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我和韦斯特先生去看了，一周内便买下了这片达20英亩的土地。那里有一小股泉水，还有几棵橘子树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80英亩的土地，长满了更多的果树，还有一所荒废的农舍。我们也把那片土地买下来了，总共花了1000英镑。
罗斯敦济先生自始至终都非常支持我的事业，他很喜欢这个计划，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大仓库的旧波形铁片以及其他建筑材料，于是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之中。有几个从波耳战争起就同我一起工作的印度木匠和泥瓦匠，帮我盖好了印刷厂。不到一个月房子就建成了，75英尺长，50英尺宽。韦斯特先生和木匠和泥水匠们一起工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住在那里。当时那个地方荒无人烟，密密的杂草里面隐伏着无数蛇虫。起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大概在一周之内我们便把大部分东西用牛车运到了凤凰村。这地方距离杜尔班有14英里，距离火车站有2.5英里。
搭建新厂房的时候，只有一期《印度舆论》不得不由外面的水银印刷厂承印。
现在我竭力动员那些和我一道从印度来这里碰运气而且正从事着各种各样生意的亲戚和朋友都到凤凰村来。他们原本是想来南非赚大钱的，所以很难说服他们，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同意了。这些人中我只提一下摩干拉尔·甘地。其他人都回去做生意了，只有摩干拉尔·甘地永远放弃了生意，同我共事。凭借卓越才干、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他在和我一同投入道德实验的那批同事当中名列前茅。若论他那无师自通的手艺，更是独一无二。
就这样，凤凰村在1904年建成了，不管前景如何，《印度舆论》始终排除万难照常出版。
然而在这种改变一开始时，遇到的新挫折、进行的新变革、引起的新的希望和失望，真是一言难尽，需要另辟一章来叙述。
九十七第一夜
在凤凰村印发首期《印度舆论》可真不容易。若我没有做好两手准备，这一期可能会延期出版，甚至无法出版。我不大愿意使用发动机来推动那台印刷机。我以为用人力印刷才可以保持这里的气氛，但村子里的农活也需要人手。所以用人力印刷这个想法非常不现实，我们还是配备了一部用油的发动机。还好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议，万一那部发动机不好用，要做好其他准备，于是他便预备了一个手动的轮子，报纸的尺寸也裁小了，以便必要时靠一台踏板机也可以印刷出来。
刚开始时，我们要熬到三更半夜才能出版一期。每个人都得动手折纸。我们的工作常在10点到午夜的时候结束，不过第一夜是令人难忘的，都已经排好版了，可发动机纹丝不动。我们从杜尔班专门请来了一位工程师来帮我们安装机器。他和韦斯特先生想尽了办法，可机器就是不动，大家都焦急万分。后来韦斯特垂头丧气地跟我说：“机器坏了，恐怕杂志不能按时出版了。”他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我安慰道：“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办法。哭泣也没有用。让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那个手动的轮子试过了吗？”
“现在去哪里找人呢？”他答道，“人手不够。四个人才摇得动那轮子，还要一组一组地轮班干，可大家都累坏了。”
当时房子还没盖完，还有木匠在这边。他们都躺在地板上睡觉。我指着他们说：“我们不能请这些木匠来帮忙吗？我们可能得干上一个通宵了，应该试试这个办法。”
“我不敢叫醒木匠们，可我们的人确实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来办。”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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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熬过这一关。”韦斯特答道。
我叫醒了木匠们，请他们帮个忙。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我们不能帮你的忙，那我们能干什么呢？你们休息吧，对我们而言这份工作很轻松。”当然我们自己的人也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