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不知道柯列卡为什么被人称为“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在巴洛达邦创办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教师们起的类似家庭成员的名字，这样就给他的学院营造了一种家庭气氛。由于柯列卡先生曾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伯伯的意思），而伐德克叫做“摩摩”（舅舅的意思），哈利哈尔·夏玛则得到“安纳”（兄弟的意思）的称呼，其他人也得到类似的称呼。卡卡的朋友阿南德（史华密）、摩摩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都先后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为了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则被称为“萨希布”（也是兄弟的意思）。学院解散以后，这个家也解散了，但是大家在精神上的联系并未断绝，他们的别名也一直未改变。
卡卡萨希布继续到各个院校任职，我到圣提尼克坦时，正巧他也在那里。金达曼·萨斯特原本同他在同一学院，现在也在那里教书。他们两人共同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村民们散居在圣提尼克坦城中。他们的领导者是摩干拉尔·甘地，负责督促大家严守在凤凰村学院时的所有规矩。由于他的仁爱、博学和耐心，使他在圣提尼克坦受到人们的拥护。
那里还有安德禄和皮尔逊。孟加拉老师中和我们关系较好的有贾格兰南德巴布、尼帕尔巴布、萨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根巴布、沙罗巴布和卡立巴布。
很快我便和那儿的师生相处融洽，并开始引导他们展开对自力更生的讨论。我向老师们提出，如果他们和学生都自己做饭，而不是雇用厨师，他们就能够根据学生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来安排饮食，这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条件。有一两个老师摇头反对，大部分人是极力赞同的。也许是出于好奇，学生都非常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进行这项实验了。我想听一听诗人的意见，他说只要老师们赞成，他不会反对。他还对学生们说：“这个实验里有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以极大的热情来进行这次实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我们安排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纳根巴布和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边环境的卫生。看着他们拿起锄头去工作，我真的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每天都兴高采烈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未免是奢求。几乎天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有的人早已露出倦意，然而皮尔逊却不知疲倦，我们常看见他笑容满面地忙碌于厨房内外。他总是抢着干活，包揽洗涤较大个的餐具的任务。有一些学生为自愿洗涤餐具的学生们弹着“希达”（Sitar）[印度的一种弦乐器。
]，让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快乐地去做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一片繁忙景象。
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就会有连锁反应。凤凰村的人不单自己做饭，他们的饭菜也越来越简单，不仅省了作料，而且饭，豆汤，青菜甚至连面粉一起也放在同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也要进行类似的实验来改变孟加拉的厨房。其中一两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开始负责展开这项改革。
然而这次实验没过多久便中断了。在这所著名的学术机构里进行的这种短期的实验并没有什么坏处，老师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有益的经验。
我原本打算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日子，孰知世事难料。在那儿还不到一周，我便接到浦那发来的电报，戈克利过世了。圣提尼克坦顿时陷入悲痛之中。所有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之情。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还举行了一次特别庄严的集会来哀悼我们国家的这一无可挽回的损失。
即日，我便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甘地赶赴浦那，其他人依旧留在圣提尼克坦。安德禄把我们送到巴德湾。他问我：“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吗？如果可以，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很难说，”我答道，“至少一年之内是不可能的。戈克利曾让我游遍全印度，多听多看，在这个观察期间不要对任何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一年过去了，我也不急于对现实发表看法。因此我想大概在五年之内不会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生。”
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会取笑我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他说：“等你印度呆上一年以后，会改变看法的。”
一百二十九三等车乘客的悲哀
在巴德湾时，我们亲历了一个三等车乘客买车票有多难。“三等车票没开始卖呢，”售票员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去找站长，有位好心人告诉我站长在哪里，我便找到站长向他倾诉了我们的难处。但他做了同样的答复。我们只好继续等待。后来卖票的窗口一打开，我便冲过去买票。然而身强体壮的人都跑在前面，每个买票的人都拼命往前挤，根本不管旁边的人。所以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人了。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个麻烦。已经上了车的人和没有挤上车的人对骂起来，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互不相让。我们穿梭于各个站台上，可是到处都是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了。我去找警卫人员想办法，他却说：“如果你挤得上去，就赶紧挤上去，不然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请帮帮忙吧。”我恭恭敬敬地对他说。可是他没理我。我实在是急坏了，就叫摩干拉尔随便找了个地方挤上去，我带着妻子走上了二等车的车厢。警卫看到我们上了车，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非要我们补票。我很生气地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在三等车上找不到位子，所以才坐在这里。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给我们找到位子，我们当然乐意坐在那里。”
“别多嘴，”他说，“我没工夫给你找位子。要么补票，要么下车。”
我得尽快赶到浦那，就没有同他争论，而是补了两张票，然而我对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很气愤。
第二天早上，火车抵达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坐位。我将事实告知查票员，请他开一个证明，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就搬到三等车厢了，然而他却不肯给我开证明。我找到列车长要求得到补偿，但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按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票的，但我们可以例外对你。不过，我们不会退给你从巴德湾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
如果把我此后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全都写下来，很容易就能写一本书。但是我只能顺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车，这是毕生的遗憾。
无疑，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了三等车乘客的悲哀。可是这与乘客自己的粗鲁、肮脏、自私还有无知也是有关系的。可惜的是，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还以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是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漠不关心造成的。
火车到达卡利安时，我们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车站上的水管里找到一点水，凑合着洗了澡。我正设法找个地方让我妻子洗澡时，遇上了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他也是去浦那。他提议让我的妻子去二等车厢的浴室洗澡。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他的好意。我知道妻子没有权利去二等车厢的浴室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这种不妥的做法。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是不该这么做的。倒不是我的妻子想要去那里洗，而是因为我对妻子的偏爱胜过了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亚”的金纱后。
一百三十追求
参加完在浦那举行的葬礼后，我们自然而然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讨论印度公仆社的未来，以及我是否应当入社的问题上，对我而言，入社的确是很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时，我用不着请求入社，只要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就行了，我很喜欢这么做。现在我既然决心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事业中，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舵手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戈克利曾经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我也觉得十分安稳，可现在他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了。我想应当请求入社，这样才能告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坚决地提出了入社的请求。
当时大多数社员都在浦那，我试图说服他们，设法排除他们对我的顾虑。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们的看法明显有分歧。一部分人支持我入社，而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知道这两派人都很爱护我，但他们似乎更忠于社团的宗旨，不管怎样，他们的忠心并不亚于爱护我的心意。我们的讨论严格限于原则问题，并没有意气用事。反对派的意见是，我和他们在对重大的问题的看法上有极大的分歧。恐怕我入社以后会改变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地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我回到家后，内心颇为激动。我想，如果获得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就是对的吗？这个行动是否符合我对戈克利的忠诚呢？很明显，对于我入社的问题，社员们的意见产生了这么大的分歧，影响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所以最好还是我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这样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就不会为难了。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的行为。我瞬间作出了这个决定，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们不必继续开会，我会撤销入社的申请。反对派们非常欣赏我的决定。这样他们就不致陷入两难，而我们的友谊也更为深厚了。撤销入社的申请后，我倒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社员了。
现在经验向我证明了选择不入社是更为恰当的，而当时反对我的人也是有道理的。他们与我确实在很多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有严重分歧的。但承认这些分歧的存在并不表示我们之间要相互疏远或会发生什么矛盾。相反我们仍然情同手足，而我也经常出入于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分部。
虽然我并不是印度公仆社的正式社员，但是在精神上我是他们的社员。精神上的联系比物质上的联系更加珍贵。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像是没有了灵魂的躯壳。
一百三十一坎巴庙会
我接着旅行，下一站是去仰光看梅赫达医生，途中还短暂停留在加尔各答几天，在那儿我受到了巴布·帕本德罗纳斯·巴素先生（现已故）的无微不至的款待。孟加拉人真是热情好客的典范。那时我还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只吃水果，所以巴素先生为我提供了能在加尔各答找到的所有水果和坚果。主人家里的女士们整夜不睡为我剥果皮，还想尽办法按印度方法调制各种新鲜水果，还为我的同伴，还有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美食。这种盛情款待令我极为感动，但一想到要麻烦他们全家人来招待我们这两三个人，就非常过意不去。然而盛情难却。
我们是搭乘统舱去仰光的。在巴素先生家中受到的太完美的接待使我们非常难为情，与我们在船上遭遇的粗野的非人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统舱的乘客应得到的最起码的安适。浴室实在脏得令人无法忍受，而厕所更是污浊不堪。
我们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条件，我去找大副，但没有用。如果还能找到什么东西来填补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的话，那应该就是旅客们的坏习惯了。他们随地吐痰，吃剩的食物、烟头和槟榔叶子都随便乱丢，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闹哄哄的。他们还总是霸占地盘，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两天。
一到仰光我就给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写信，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由于这封信以及梅赫达医生的努力，虽然我们回来还是坐统舱，情况却好多了。
在仰光，我的水果餐给主人增加了负担。不过好在我和梅赫达医生太熟了，就把他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控制了一下奢侈的食谱。然而我没有限制水果的种类，所以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准。我喜欢在日落前吃晚饭，但往往要到晚上9点钟左右才能吃上饭。
那一年，也就是1915年，正是举办坎巴庙会（Kumbhafair）的年份。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才会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本来我无意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去古鲁库见一见摩哈德玛·姆希朗吉先生。印度公仆社也已派了一大批志愿者来坎巴工作，潘迪特·赫立达纳斯·昆兹鲁是队长，而德夫医生则是医官。他们请我派一批凤凰村的人来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到了这里。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参加坎巴庙会，同他们会合。
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很辛苦。有时车厢没有灯。从沙哈兰埔以后，我们就被塞进装货物或运牲口的车厢里。这种车厢没有顶，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铁板，我们快被烤熟了。即便大家都很渴，但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穆斯林教徒的水，只肯喝其他印度教徒的水。但是荒唐的是，还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生病时，如果医生给他们喝酒或牛肉茶，或者是穆斯林或基督教徒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像现在这么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