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往事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就是在这样高的工作强度下，中共中央在这里完成了三大战役的指挥工作，埋葬了“蒋家王朝”，描绘出新中国的蓝图。
曾忆战马倥偬时，常忆当年西柏坡。
西柏坡，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入驻，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党中央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春天的盛会，革命精英齐聚于此，制定了革命胜利后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
“九月会议”
1948年9月，西柏坡的大地还残留一丝暑气。可再热的天，再难熬的环境，也阻挡不了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奔赴到这里的热情。他们的内心是激动的、急迫的，因为西柏坡在召唤，因为西柏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召开。
作为参会人员之一的邓小平，他当时的心情也是急切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描写道：
父亲于7月下旬动身，从河南宝丰县的驻地出发，去参加西柏坡会议。
父亲告别刘伯承，乘上一辆从敌军手中缴获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向洛阳方向驶去。
过临汝，父亲没有停车吃早饭。
过龙门石窟，他没有去观赏那举世闻名的古代艺术。
过伊水，他站在那缓缓流淌的河水边，一直看着大卡车把他乘坐的小吉普车拉过河去。
过汉光武帝刘秀的埋葬地，他更没有去凭吊的意思。
一路上，几天的时间，每到一地，他总是找当地的人谈工作。到了作战区，白天有敌机不能走就改成晚上走。大路被破坏了，他也绝不绕路，硬是颠簸着从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直线而去。几天之中，他一直未敢稍事停留。
由此及彼，我们可以想到其他前来参加会议的人的心情。
除东北外，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等陆续赶到西柏坡。
当时，西柏坡的条件差是有目共睹的。大会就在机关小食堂里举行，各解放区的首长聚集在这个小房间里开会，一开就是六天。这六天，首长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开会在一起。虽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可每个人的心里是高兴的。
这场为期六天的会议，史称“九月会议”。革命的精英齐聚西柏坡，共商国家大事，共同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前途。
大会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主题报告，主要围绕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财政统一以及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等八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讲解。毛泽东指出，全军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转向正规战争，并将在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各位首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自身的工作职责进行了发言。周恩来提出，为保证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首先要将战争继续引向国统区，把战争的重担加在敌人身上；其次，还要准备若干次决战性的大会战。刘少奇特别针对即将到来的大会战的困难做了进一步分析，同时还着重谈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任弼时就“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观点，分析了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朱德就技术装备和后勤保障问题发了言。
其他与会人员纷纷发言，热烈讨论。
整个会议是团结的，胜利的，不仅总结了抗战胜利后我党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还讨论了当前面临的困难，更是确定了未来军事行动的目标。整个大会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思想、意志和纪律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九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笑呵呵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每年见一次，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希望我们明年再见的时候，形势会比预期的要好。”
“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决定。回去后，我一定和刘伯承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欣喜地望着毛泽东说道。
这时，周恩来也来到邓小平身旁，适时说道：“你们中原局的位置至关重要，敌人的主力部队就靠你们来‘消耗’啦！”
“那是，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陈毅诚恳地答道。
朱德走过来拍拍陈毅的肩膀，笑着说：“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个胖子的屁股！
在场的人都爽朗地笑了。
“我一定不会让朱老总打我的屁股的。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能吃到朱老总老家的腊肉。”陈毅对朱德说。
“好的，没有问题，我一定备好四川腊肉等着你来！”朱德爽快地答应了。
几位首长在愉快的氛围中告别，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公家的孩子”
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紧挨着机要处的几处平房，是中央机关小学的旧址。当时，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是一群“公家的孩子”。这群孩子是在1948年春天跟随中央机关来西柏坡的。
这些孩子有的是机关首长的孩子，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他们大多出生在烽火连天的战场后方，或者敌人阴暗的监牢里。许多孩子都没有跟在父母身边，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公家的孩子”。
来到西柏坡后，环境相对安稳下来，“公家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这群孩子大多数的年龄到了七八岁、十来岁左右，正是读书的好年纪。之前，没有稳定的环境给孩子们办一个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各自学一些东西。现在，党中央开始考虑为孩子们开办一个学校，集中生活，统一管理，统一学习。
由于党中央的首长一直忙于前线战事和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根本腾不出手来处理这件事。这个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刘火的身上。刘火带领行政科的几名工作人员，在机要处的西边紧挨着围墙处盖了几间平房，这首先解决了孩子们的教室问题。有了教室，现在只缺老师了。刘火发动中央机关几名有文化的阿姨来学校担任老师，蒋英、韩桂馨就是其中的两位。
当时，西柏坡的条件虽然比以前相对好点，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孩子们的教室问题解决了，但课桌和椅子却没法置办。学校的老师用砖块垒砌成一个个小墩，再架上一块长木板当作“椅子”。然后，老师们又发给每个孩子一块打磨得相当光滑的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当“课桌”。
中央机关小学开学后，中央大院里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聚在教室里学习。一开始，大家吵吵闹闹，不听老师的教导。这样的情况着实让蒋英和韩桂馨费了一番苦心。她们为孩子们讲故事，慢慢地让他们安静下来，这时才能开始正常的教学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孩子们逐渐听老师的话了，老师们也渐渐摸准了每个孩子的性格脾气和知识程度。教学活动顺利地开展起来。
当时中央大院是供给制，生活比较艰苦。为了照顾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专门为学校分配了食用大米和白面，蔬菜主要是土豆、南瓜和萝卜。课余时间，老师们还教会孩子们自己织袜子，用马兰草加布条打草鞋，培养孩子们艰苦奋斗的好学风。
除了蒋英和韩桂馨是学校的“专职老师”外，几位中央首长也常常来学校当“客座教授”。他们教育孩子勤奋读书，艰苦奋斗，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增强锻炼。一时间，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背诵出首长伯伯教诲的话语。
1949年春天，中央机关小学随党中央迁往北平，随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1971年，学校增加中学部，更名为“育英学校”。
建起沕沕水发电站
说起革命圣地西柏坡，人人敬仰，这块土地处处会唤起我们红色的记忆。深山沟“沕沕水发电厂”旧址承载着红色的故事，被当地人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
沕沕水发电厂，是在朱德总司令的亲切关怀指挥下，建设的我党我军第一座水力发电厂。这座水电厂的建成，解决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的生活、办公用电，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4月16日，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机关离开山西临县三交镇，来到西柏坡，指导晋察冀的革命工作。当时，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战争处在战略转移的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兵工厂从张家口以分散的形式迁往平山北冶、南冶、唐家会、罗汉坪等村庄。那时兵器生产全靠人工操作，效率低下，难以满足战争前线的需要，急需电力能源，提高生产能力。同时，党中央即将迁往西柏坡，作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也需要解决工作照明、发报的电力。为此，决定利用沕沕水高落差的瀑布建造水力发电厂，并成立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发电工程处。
那么，发电厂何以建在了沕沕水？传说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47年3月，朱德总司令把建厂选址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工业交通学院的领导黎亮和张子林同志，他们带领十几名技术人员先后考察了滹沱河及其支流卸甲河、冶河，而这几条河流不是流量小，就是落差不足。在他们为选址犯愁的一天夜里，张子林做了一个美梦：在地处偏僻的深山密林中看到泉水奔腾，急湍飞泻，高兴地大喊起来，惊醒了同炕就寝的战友们，他一边津津有味地讲述梦境，一边无意地翻阅枕边一本破损不全的《平山县志》，发现“沕水瀑布从天降”的记载。大家兴奋地跳了起来，连夜奔向沕沕水，进行了三天的考察，目睹飞流直下的百丈瀑布，湍流不息的甘洌泉水，林木繁茂的高山深谷，并且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五龙凿山开泉、水母降福人间、圣水防灾灭病、菩萨保佑平安、年年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等民间传说。他们情不自禁地称赞这里是天赐的绝好厂址。
朱总司令听了选址情况和意见的汇报后，幽默地说：“五龙圣母也是我们的保护神，发电厂就建在这块风水宝地上。”
当时发电厂的设备十分简陋，而且这些设备都是在千难万险中得到的。当时输电用的电线，必须到石家庄购买，由于石家庄被国民党军队盘踞，控制十分严密，很难带出成捆成盘的电线。于是负责解决电线的五名同志，化装成收破烂的到石家庄收购旧电线。旧电线不但粗细不一，材质不同，而且数量不够，很难接到西柏坡。为此，他们夜间潜入石家庄近郊封锁沟，剪断国民党军队布控的铁丝网运回工地。这样，旧电线细股并粗股，粗股拆细股，解决了通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46公里的输电线路。
发电机是德国西门子制造的，这似乎难以理解，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为什么还买进口的呢？其实，这台设备不是买来的，而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为寻找发电机，十多位同志跑遍河北、山西，结果不是机件残缺不全，就是功能不合适，后来得知：刚刚解放的井陉煤矿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台发电机，还正是电厂所需要的。从井陉矿区到沕沕水30多公里，运输任务相当艰难，上有敌机，下有深谷，多是羊肠山路。为避开敌机的骚扰轰炸，他们白天修路搭桥，夜间秘密行进，整整用了七个昼夜，途中还牺牲了三名同志。眼看只有几里路就到沕沕水了，汽车却抛了锚。附近村民得知后，纷纷牵出自家的牛和驴，通过畜拉人推，终于到达沕沕水。
有了发电机，还需水轮机，但水轮机啥样子？什么结构？谁都没有见过，又无处购买。老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旧书摊上无意间发现一本有关水电的日文版书籍。略懂些日语的技术员龚蕴章连懵带猜的将有关水轮机的内容边翻译，边同大家研究，弄清原理，心里有了谱，先用木棍摆出模型，然后比猫画虎，设计图纸。紧接着，制作成品的难题又摆到他们面前。当时整个平山县没有一家机械厂，只得到刚刚解放的井陉矿区寻找加工制作厂家。他们带上图纸，化整为零，由正太机器厂等三家企业加工零部件，无能力制作的部件到石家庄购买，就这样完成了这台水轮机的制造任务！
来之不易的沕沕水发电站终于建成了，朱总司令专程参加竣工典礼，剪彩、讲话，亲手启动水轮机发电，电力源源不断送往西柏坡和周围兵工厂。从而，沕沕水发电厂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及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如果说党中央在西柏坡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那么，沕沕水就是为新中国黎明点亮灯火的电力之源。这红色水电的灯光永远闪耀历史的光辉。
通宵办公的五大书记
济南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大决战的帷幕。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大决战的首战定在东北。辽沈战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央五大书记常常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封封电报从西柏坡传到前线，一封封电报又从前线传回西柏坡中央驻地。
通宵办公是毛泽东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来到西柏坡后，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为保证能衔接落实工作的每个环节，也为了配合毛泽东的习惯，其他四位书记也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尽量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所以，重大会议常常在夜里举行，清晨再把会上决定的战略部署发到前线。
周恩来和任弼时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时候，就已经习惯在夜里办公。现在，最困难的两个人要数朱德和刘少奇了。他们从延安撤离后不久就到了西柏坡开展工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朱德总司令是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多年来，朱德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作息十分规律。每天晚上十点睡觉，清晨起来散步打拳，再接着工作。可现在，前方战况紧急，朱德只好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以便和大家一起通宵开会。
有时候，毛泽东看着朱德憔悴的脸色，担忧地说：“总司令啊，你年纪大了，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唉，这么紧迫的时刻，让我回去睡也睡不着啊！”朱德说完，接着又参与到讨论中去。
有时候，会议开到一半，朱德就困得睡着了。毕竟，连续通宵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我看，还是叫醒朱老总吧！”有人小声建议道。
“罢了，罢了，让总司令睡会儿吧。连日来，他够累的。一会儿到重大决定时再叫醒他也不迟。”毛泽东阻止道，招呼大家继续讨论。
过了一会，朱德自己醒过来，突然一拍脑门，说：“哎呀，糟糕，我睡着了！”
“没关系，休息会儿更有精神头。正好我们谈到重要决定了，你也来想想。”周恩来带着倦意的笑容说着。
“总司令啊，莫着急，休息一会儿再开会不是什么坏事。近来一段时间，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连轴转，身体确实有些吃不消啊！大家再坚持坚持！”毛泽东宽慰道。
任弼时的情况也十分特殊。他一直患有高血压，稍微紧张点便会头晕，需要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有时候，在会议期间，任弼时会觉得天旋地转，脸色跟着苍白起来。大家见了，连忙劝他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可他总是拒绝：“我还年轻，身体扛得住，实在不行，我就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体力还算充沛。两人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严谨而高效。
战况最紧张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8点，各位书记准时来到毛泽东的房里，进行一系列战况的讨论和战情的分析。屋里的灯亮一夜，五大书记也工作一宿。清晨，一封封电报从中央驻地传到前线。这样的情况，一直从辽沈战役到淮海战役，并持续到平津战役。五大书记靠着惊人的毅力，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成功指挥了三大决战性战役，摧毁了蒋家王朝。
打谷场上的舞会
西柏坡的工作是繁忙的，可大家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举办舞会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延安时期，就有定时开舞会的惯例。撤离延安后，党中央在陕北转战一年多。现在，大伙儿都在西柏坡安顿下来，一些业余生活也逐渐恢复起来。
毛泽东入住西柏坡不久，有人就提出办一场舞会。大家都想借此机会，和首长们聚一聚。因为大多数人从撤离延安后，已有一年多未见到毛泽东及其他首长了。
经过办公处同意后，大家便开始张罗了。先是确定舞会的时间，接下来选举办舞会的场所。经过对比几处场地，最终将地点定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房屋前面的打谷场上。这个地方还算开阔，只是地面有些不平，但这影响不了大家对舞会的兴趣。
到了舞会举办的这一天早上，毛泽东的警卫员阎长林向毛泽东报告了舞会的事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西柏坡会合已经有段日子了。为了表示对首长们的欢迎，今天晚上在前面的打谷场举办一场舞会。大家希望主席能参加。”
毛泽东正埋头看文件，说：“也好，我也想和机关的同志们聚聚。”
吃过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布置会场了。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摆放桌椅，有的布置电灯。负责伴奏的几个小青年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乐器拨弄起来。看得出来，大家对晚上的舞会都特别期待。
夜幕开始降临，打谷场上的灯亮了起来。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舞会地点。大家有说有笑，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轻松活跃。不一会儿，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任弼时和陈琮英先后来到舞会上。大家一见他们，便立刻拥了过去，抢着和首长们握手问好。只是大家还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影，心里开始焦急起来。
叶子龙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派出几个“小兵”打头阵，去请毛泽东来。几个“小兵”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叶子龙的孩子燕燕和二娃。叶子龙吩咐孩子们，说：“你们去请毛主席来参加舞会，就说外面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就差他一个人了。他要是不出来呢，你们就拽他出来。去吧！”几个孩子领命后，蹦蹦跳跳地跑向毛泽东的房间。
叶子龙担心几个小孩的说服力不够强。孩子们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跟了上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孩子们拉着毛泽东的手出来了。他赶紧迎了上去说：“主席，休息休息吧，好多同志都想见你。”
“那好吧，今天就听你们的。走吧！”说完，毛泽东就领着几个孩子走进了舞会场地。
正在跳舞的人们看见毛泽东走过来，纷纷停下脚步，热烈地鼓起掌来。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来了。舞会的气氛更加热闹了！
大家三三两两地走进舞池，伴随着音乐，欢快地跳起舞来。虽然地面坑坑洼洼，可大家都跳得很带劲。许多人一边跳一边笑，心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舞会持续到很晚，大家似乎还意犹未尽。从此以后，每个周六的晚上，西柏坡中央驻地都会举行一场舞会。
每次举行舞会时，年轻人都非常积极，人们在打谷场四周的槐树上挂上几盏灯，树下放着几个长条凳。乐队是机关爱好音乐的人员组织起来的，只有胡琴、笛子、手风琴和锣鼓几件简单的乐器。尽管奏出的音乐不那么动听迷人，但是，只要锣鼓敲打起来，随着伴奏的音乐，舞场就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喜气洋洋。特别是每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时，气氛更加热烈，非常吸引人。
几位领袖的舞姿各有特色，毛泽东跳的是苏联式，迈步很大，且灵活舒展，给人一种意气风发的感受。在跳舞时，他总要问舞伴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做什么工作。有时一场舞跳完后，还会同舞伴坐到长条凳上谈天。毛泽东很慈祥，平易近人，很多女同志，特别是新到机关的同志，都把能同主席跳一次舞当作莫大的荣幸。周恩来的舞跳很标准，潇洒敏捷，姿势优美。他在舞场常很活跃，喜欢和熟悉的舞伴开玩笑，往往引起朗朗笑声。刘少奇跳得轻快，花样多，轻捷洒脱，技术娴熟。他还喜欢一边跳舞一边交谈，利用这个机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朱老总有事也来跳舞，他在舞场上也总是保持着军人姿态，雄武有力，昂首挺胸，步伐稳重，迈着大步推行，不论二步舞、三步舞还是四步舞，都是一个节奏、一个姿势。人们开玩笑说：“朱老总跳舞像推磨一样。”
时间长了，西柏坡的老百姓也觉得舞会挺有意思，来捧场看热闹的也就多了。毛泽东让群众也来参加娱乐活动，他了解到当地老百姓喜欢扭秧歌，有时在舞会开始跳一阵交谊舞，当看的群众多了，他就亲自招呼一些老乡进场来，男女老少都行。组织准备好后，乐队重打锣鼓另开戏，大家排着队，转着圈，踩着“锵锵嘁锵嘁”的鼓点跳起了秧歌舞。毛泽东、周恩来等也融进了这秧歌的队伍中。一时间，打谷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毛岸英的婚事风波
毛泽东曾问警卫员李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李银桥如实地回答：“主席和我们接触的多，感情也深些。”毛泽东想了想，说：“我家里的这点事你们比较清楚。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他在革命事业上的成就无人能及，可在处理家庭方面的事物时，却如一个普通的父亲和丈夫一样，常常表现出家长的威严和喜怒哀乐。
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后不久，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他俩是在乡下做土改工作时认识的，并在逐步接触中慢慢对彼此产生了好感。不过，他俩的恋爱关系还是需要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
一天，毛岸英从乡下返回西柏坡，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爸爸，我和思齐的事，康妈妈和邓妈妈给您说过了吗？”毛岸英毕恭毕敬地问道。
当时，毛泽东正伏案批阅文件，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字，“嗯！”
“爸，我和思齐想尽快办婚礼。”得到父亲的首肯，毛岸英表现得很兴奋。
“思齐多大了？”
“18岁了。”
“虚岁还是周岁啊？”
“虚岁，不过就差几个月了。”
“差一天也不行。思齐不满18岁，你们不能结婚。我现在挺忙，你先回吧！”毛泽东还是没有抬头。
顿时，毛岸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悻悻地走了。
这
件事让康克清知道了。她向来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劝毛泽东多关心关心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毛泽东这才下定决心，找毛岸英和刘思齐谈谈话。
1948年仲夏的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思齐，你现在还在学校读书，这么早结婚不怕影响学业？”
思齐诚恳地回答，说：“只要两方面协调好，不会影响的。”
“岸英比你大9岁，你知道吧？”
“嗯，知道。”
“你现在还不满18周岁，不要着急结婚。我同意你们结婚，但要等到你满了18周岁再结，怎么样？”
“嗯，好。”刘思齐乖巧地点了点头。
毛岸英刚想说话，看见刘思齐递过来的眼色，只好勉强地说：“好，我们听爸爸的安排。”
之后，两人便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可是，没过一会儿，毛岸英又回到了父亲的房间。
“还有什么事啊？”毛泽东发问。
“爸爸，我都27岁了，我想快点结婚，然后专心学习和工作。我向来都听爸爸的，婚姻大事我想自己做主。”
“那我刚才跟你们的一番谈话，白费了是吧？你怎么还想现在结婚啊？”毛泽东有些不悦，眉头皱了起来。
“我们本来都准备好了，这两天就结……”没等毛岸英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严厉地说道：“我说过的话为什么不听？”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毛岸英也不服软。
“年龄不到不能结婚，你不晓得吗？”
“可是好多人年龄不到就结婚了……”
毛泽东再一次打断儿子的话，说：“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再重申一遍，思齐不到18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
毛岸英这回无话可说了，不过也气得够呛。他委屈地跑回自己的屋子，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懊恼，索性躺在床上哭了起来。大家都来劝他，可谁也劝不住。最后，警卫员只好将毛岸英的行为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听，气得扔下笔就奔向了毛岸英的房间。大家都怕毛泽东发火打儿子，小心翼翼地在旁边劝阻。可毛泽东没进儿子的房间，只在门口大喊一声：“毛岸英，你想干什么？”正在哭闹的毛岸英听到父亲的声音，立刻安静了。
过了一会，屋里没动静了，毛泽东便转身走了。
一段时间过去了，毛岸英一直在乡下忙土改的工作，结婚的事暂时也搁下了。一天，毛岸英下乡回来，刚好在村口碰见了正在散步的毛泽东。他本想偷偷地溜过去，没想到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岸英，你躲我干什么？”
“没有。”
“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这件事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了年再结婚。”
“嗯，这才像我的儿子嘛！你去吧！”毛泽东满意地向儿子摆了摆手。
一年后，毛岸英和刘思齐随毛泽东来到北平。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为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几篇雄文吓退敌兵
1948年秋，辽沈战役正打得白热化的时候，蒋介石离开沈阳，偷偷地抵达北平。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不顾正在激战的将士，只身匆忙赶到北平呢？
原来，自从锦州被解放军占领后，蒋介石就没有睡过安稳觉。为了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蒋介石飞到北平，秘密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会面。他们商定派骑兵进犯石家庄，突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蒋介石和傅作义自认为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北平的地下党员早已将他们的密谋打听得一清二楚，早早地将情报送到了西柏坡。
得到这一情报后，西柏坡的气氛骤然变得凝重起来。五大书记听完汇报后，纷纷担忧起来，他们眉头紧锁，着急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当时，驻守西柏坡的兵力只有一个团，大概也就一千人。华北主力远在张家口，一时间也无法赶来救援。而北平距离石家庄不过300公里，国民党的骑兵队最快两三天就能杀到。
这该如何是好呢？
经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党中央最终达成一致决定，从军事上阻击敌人的突袭，从思想上揭露敌人的阴谋。
负责军事行动的周恩来，立即派中央警卫团干部带领部队赶往行唐一带，进行警戒任务，随时掩护党中央及中央机关转移。毛泽东仍旧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淡定，完全没有被傅作义的突袭打乱阵脚。他气定若闲地拿起笔，随即写下一篇题为“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的广播稿，要求新华社全篇广播。
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广播稿呢？原文如下：
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就是这样一篇广播稿，揭露了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阴谋，还详细地披露了他们的作战路线等信息。这让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煞费心机密谋的事情居然顷刻间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
下一步该怎么办？蒋介石一筹莫展。最终，他还是决定孤注一掷。大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不想成为大家眼中的笑柄吧！于是传令下去，仍按照原计划执行。
前方发来的急电再次让西柏坡的空气凝重起来。
敌人并没有因为这一篇广播稿就自乱阵脚，而是加速向石家庄进犯，骑兵营快速向西柏坡袭来。此时，毛泽东正和几大书记一块商量对策。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决定再次为新华社写第二篇广播稿，并在广播稿中明确警告蒋介石和傅作义：如果你们来了，也许就没有机会走了。
敌人仍旧不管不顾地向石家庄进犯。看来，蒋介石和傅作义打算就此一搏了。
西柏坡的情形极度紧张，转移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可毛泽东依然沉着镇定，他决定为新华社写第三篇广播稿。内容如下：
蒋介石最近时期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再组一支轻骑兵去偷袭济南，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一篇广播直击蒋介石军事部署的要害部位，点明敌人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
听到这篇广播稿，蒋介石和傅作义顿时愣住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军队的情况早被人摸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内心恐慌了，放弃了偷袭计划，急忙撤兵返回北平。两天后，蒋介石才得知，西柏坡驻地根本就没有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驻守。这时，他才觉得为时已晚，后悔莫及。
毛泽东在西柏坡导演的这一幕有声有色、气势磅礴的“空城计”，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了军事与政治结合，枪杆子与笔杆子并用而取得重大胜利的先河。在世界新闻史上，它又是巧妙地运用新闻手段，迷惑、打击敌人，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
以少打多的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的序幕又徐徐拉开了。
敌人投入战争的兵力足足有80万，而解放军只有60万。60万对80万，明眼人一看便知双方力量悬殊。那这场仗该怎么打才有胜算呢？
历来主张在战场上以优势兵力集中对敌的毛泽东，面对敌我双方的悬殊力量对比时，也深深地陷入到沉思当中。此刻，他觉得屋里格外地憋闷，便走出屋子，在屋外来回踱步，快速地思考着对策。
“这是一锅夹生饭，不好吃哦！”他一边散步，一边自言自语。当然，毛泽东不是生搬硬套军事作战原则的人，更不是仓促决定打无准备仗的人。他考虑到，虽然目前敌我双方力量有不小的差距，可解放军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他们一定能够扭转乾坤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决定，“要敢于吃夹生饭”。没过多久，一封电报从西柏坡直接发到中原地区。在电报中，毛泽东认可了粟裕提出的第一方案，即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攻占淮阴、淮安等地以及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两淮作战结束后，立即进入第二阶段，快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战斗进入实质阶段后，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黄伯韬部队。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华东野战军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部队。同时，中原野战军在宿县钳制着国民党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并切断津浦路，对敌人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虽然，敌人的实力强大，可解放军拿下敌人的决心是敌人无法估量的。最终，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相互配合下，黄伯韬军团被全部歼灭。
黄伯韬军团被歼灭后，黄维顶替了他的前线指挥的位子。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全军装备美式武器，各级军官是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他们来势汹汹，却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
面对敌人这支精锐部队的来袭，毛泽东电示前线，“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陈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最终，不可一世的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歼灭在双堆集地区。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二阶段的胜利。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首当其冲的便是杜聿明军团了。当时，杜聿明已经看出国民党军队的败局，他明知事态不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可以说，他当时是怀着一种上刑场的心情奔赴战场的。就在他得知黄维兵团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他乘飞机逃回了南京，试图劝服蒋介石放弃徐州向南撤退。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下达立即追击的命令。最终，解放军在陈官庄一带将杜聿明部包围。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歼灭杜聿明军团，早日结束淮海战役。可就在这时，粟裕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文：围攻杜聿明集团的部队，就地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毛泽东着眼的是“全国一盘棋”。此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他要让蒋介石在华北阵地上彻底失败。随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天天在阵地上广播，以动摇杜聿明的军心。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攻势”。
这封充满人情味的劝降书，充分考虑了杜聿明当前的处境，为他及部下指明了一条生路。不久，杜聿明部下的很多官兵自愿逃到解放军的部队，心甘情愿地成了俘虏。杜聿明拒绝投降，可最终还是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至此，淮海战役宣告结束。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道：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一个师，孙良诚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正规军二十四个军六十一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五十三万余人。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亦大部入我掌握。你们在淮海战役中获得如此伟大的胜利，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役中的伟大胜利一样，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已经无比地强大，因此我军能在一个战役中同时包围敌人的几个兵团，连续消灭敌人六十一个整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参加此次伟大战役的一切指挥员、战斗员、前后方服务的工作人员、游击部队、民兵等全体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毛泽东接见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一见面，毛泽东就紧握两人的手，激动地说：“辛苦两位同志了！这场仗打得好啊！”
“都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刘、邓两人谦虚地回答道。
“不不，真正的指挥者还是身在第一线的前委啊！粟裕同志可是功不可没！”毛泽东笑眯眯地说道，接着又说，“淮海战役，就像一锅夹生饭，硬生生让你们一点一点吞下去了。”
“也像一个铁核桃含在嘴里，咬也咬不碎，咽也咽不下。”刘伯承说道。
“可到底是让你们给咬碎了，还咽了下去。”说完，毛泽东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在座的人跟着笑了起来。
淮海战役的胜利可谓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歼敌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进行的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两战均歼德军50万人）。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在笔记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天津方式”与“北平方式”
淮海战役还未完全结束，张家口战役已经打响，平津战役的大幕徐徐拉开。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紧凑而有章法，实在是让人觉得妙不可言。
就在不久前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制定了五年内完全消灭国民党的方针，可现在用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北方的敌人就基本上肃清了。看来，这个五年计划要提前完成了。
在张家口战役中，毛泽东为防止傅作义部从海上逃跑，为华北野战军制定了“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不久，提前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1948年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一举攻下新安，24日又顺利攻占石家庄。至此，傅作义西逃之路被完全切断。随后，东北野战军南下，于1949年1月14日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并顺利拿下天津卫，截断了傅作义南逃的路线。这时，傅作义部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攻占天津时，毛泽东本来考虑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可是，守卫天津的敌人只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并没有表现出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事的意愿。东北野战军这才采用军事攻击，解放了天津。天津之战的胜利，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斗争方式，即“天津方式”。后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现在“两头”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中间”的问题便成了最后一个步骤。这个“中间”问题，便是如何和平解放北平。
成了“瓮中之鳖”的傅作义，面对大批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情况，主动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他派出两名代表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接洽谈判。这两个人分别是彭泽湘、符定一。从这两个人的身份可以看出，傅作义选派人选时煞费了一番心思。彭泽湘曾是中共党员，后来脱党，但与中国共产党有渊源；同时，他是湖南人，与毛泽东算是同乡。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傅作义知道，毛泽东最注重尊师重道。也许，这两人能为他争取到些“便宜”。
中共中央很清楚傅作义的“小算盘”，也明白他的做法多少有些虚情假意。不过，毛泽东还是决定与傅作义派来的代表和谈，稳住傅作义。
本着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原则，中共中央制定了两条路线：其一，尽最大可能把傅作义争取过来，毕竟他曾经是爱国抗日将领；其二，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谈，随时准备两军兵戎相见。立足于打，在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
为了尽快将傅作义争取过来，中共从军事和心理上对他进行施压。军事上，大军兵临城下，战斗随时可能打响。心理上，北平地下工作者主动出击，为威慑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做了大量工作。据聂荣臻回忆：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联系，获得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做到了一清二楚。
在这批地下工作者中，有一名特殊的地下党员。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任何动态，包括傅作义的情绪变化、生活细节甚至小到焦虑时会把火柴棍儿放在嘴里咬等情况都一一向党组织及时汇报。经过傅冬菊的反复劝说，傅作义的心理防线慢慢松懈，最终决定谋和。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北平城，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入驻北平城。至此，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这标志着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全境成功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受战火之灾。这就是“北平方式”。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战役结束了。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一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这是一场大规模、大区域、作战方式多样化、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巨大的战役。这样的大决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观。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人民解放军战争在全国取得大胜利的基础。蒋家王朝开始走向灭亡的道路。
傅作义的新生
就在傅作义答应北平和平解放时，他提出了要去西柏坡拜见毛泽东的要求。他的这一要求，经过前委指挥部传达到西柏坡。在征得了党中央的同意后，前委指挥部及时通知了傅作义。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从北平飞到石家庄。随后，傅作义一行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
此时的西柏坡，虽然仍寒气逼人，可毕竟春天快到了。
傅作义一行人首先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傅作义说：“傅将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相关事宜，避免了一场血腥战争，实在是让人敬佩啊！”
听了周恩来的话，傅作义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些。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况且，我们的合作由来已久。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共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那时候，我们合作的不是很好嘛！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我们可以继续搞国共合作，让全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可蒋介石偏偏打破了这一美好局面，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死和利益，妄图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可他领导国民党这么多年，连党内都没有团结起来，又如何能打倒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呢？如果，他当初一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办事，今天就不是这种境况了。现如今，我们准备在解放区内召开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你是党派人士，又是有功之人，可以来参加这次会议啊！”
周恩来的一番话，让傅作义既感慨又愧疚。他望着周恩来真诚的眼睛，鼓起勇气说：“我戎马半生，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罪恶累累。今后，我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戴罪立功，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
“嗯，傅将军有这种认识，我们表示欢迎。”周恩来和颜悦色地回答道。
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了床。周恩来把上午接见傅作义的相关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得知傅作义的情绪和态度还算稳定，毛泽东立即决定前往傅作义的住处探望一下。
傅作义一见毛泽东来了，赶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满脸愧疚地说：“我有罪！”这是傅作义第一次见毛泽东，内心既兴奋又紧张，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他不苟言笑的样子，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你能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功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俘虏你的部下，你可以接见他们。之后，我们要将他们送到绥远去。”
“绥远？为什么呀？”傅作义不解地问道。
“他们去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有助于帮助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我相信，这些人以后会大有用处的。”毛泽东解释道。
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傅作义顿时被无比宽仁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感动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扬的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那样，而是一个时刻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光明正大的党派。此时的傅作义心服口服。
最后，毛泽东问傅作义：“傅将军，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愿意做什么工作呢？”
傅作义坦诚地回答：“我不打算留在军队了，想回河套一带做水利方面的工作。”
“哦？傅将军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但是河套方面的工作比较少，你又很
有才干。我看，以后当个水利部部长都不成问题。至于军队的事情，你也可以接着管，这方面你还是挺有经验的。”
听了毛泽东的话，傅作义感激万分，连连表示：“我个人愿意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后来，傅作义还真当上了水利部部长，此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在西柏坡待了两天后，傅作义一行离开西柏坡。这趟西柏坡之行，令傅作义永生难忘。回到北平后，傅作义精神振奋，心情愉悦，用李克农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一席谈，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洋客人秘密造访西柏坡
1951年的一天，米高扬再次见到师哲。他满脸敬佩地对师哲说：“至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报道过我去西柏坡的事情。这足以说明，你们的群众相信你们，紧密地团结在你们周围。如果，这种事情放在我们的村镇，可能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了。”
米高扬说的是1949年1月31日他秘密到访西柏坡一事。
米高扬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是斯大林派到中国了解情况的代表。至于米高扬为什么来西柏坡，要源于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计划。
早在转战陕北直至停留城南庄期间，毛泽东一直心存访问苏联的打算。但是，由于种种事宜没有处理好，以及后来发生的城南庄遇袭事件，访问苏联的事情暂时被搁置了。直到三大战役结束后，建国的各项事宜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再次萌发了访问苏联的念头。毕竟，苏联是“老大哥”，有许多建国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是，斯大林拒绝了毛泽东访问的请求。
斯大林在电文中称：
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这个特殊时候，你离开指挥岗位，恐怕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你的意见，如何？
接到这一电报后，毛泽东尊重斯大林的决定和建议，于是取消苏联之行，同意苏联代表米高扬来西柏坡。
高鼻子、蓝眼睛的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村后，将小山村的宁静打破了。人们纷纷议论，这个“洋客人”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之前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呢？
事实上，米高扬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接飞抵石家庄，接着在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陪同下，秘密前往西柏坡的。在途中，米高扬坐在吉普车上，被坑坑洼洼的道路颠簸得不行。他问师哲：“这里的道路怎么这么不平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住在这里么，怎么不修一修呢？”师哲回答道：“目前，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运用到了战场上，一些暂时不是战争所需要的道路，只能等到全国统一后再修了。”
期间，米高扬不顾师哲和汪东兴的劝告，多次下车来到群众家中，与他们交谈。他既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又不加掩饰地想暴露自己。米高扬的这一心理状态着实让师哲不解。
师哲问米高扬：“既然你这么怕暴露自己，可为何又不听劝告，到处‘乱跑’呢？”
米高扬回答说：“你们这里能保密吗？我看，等不到明天，国外的一些媒体就会报道我访问中国的消息。或许他们还会说，俄国人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呢！既然这样，我干嘛还要遮遮掩掩？”
师哲听了之后，心里极不舒服。他对米高扬说：“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猜想而已。究竟有没有这回事，你自己判断即可。”
两年后，当师哲和米高扬再次相见时，才有了此文一开始的插曲。由此可见，当时西柏坡的保密工作做得是相当周到细致的。
下午，米高扬一行达到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情接待。
毛泽东上前一步，握住米高扬的手，满含笑意地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握住毛泽东的手，转达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中共领导人的问候。接着，他又向毛泽东献上了见面礼——一块毛料。
双方落座后，米高扬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所以派我来听取你们的意见。等我回国后再向斯大林汇报情况。不过，我事先声明，我这次来只带了两只耳朵，不参与你们的讨论或者做结论性的评论，希望大家能谅解。”
接着，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的现状，讨论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并交换了看法，但始终没有涉及相关的决议。
晚饭的时间到了。
为了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中共中央摆上了西柏坡最好最丰盛的晚宴。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可都是西柏坡当地最肥美的食物。餐桌上，既有照顾客人口味的西餐，比如猪排、牛排、沙拉等食物；又有西柏坡的特色中餐，比如滹沱河的鲤鱼、河北烧鸡块等。
米高扬在西柏坡住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中央机关的食堂用这些土特产变着花样地为米高扬一行人烹制美食，顿顿不重样。这些美食让米高扬等人赞不绝口，他说：“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这次我是大开眼界、大饱口福啊！等将来你们的革命胜利了，我要派人来专门学习中国菜，以此来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与米高扬举行了亲切的会谈，内容涉及面很广泛。期间，其他中央领导也参与了会谈，并做了适时的补充发言。
米高扬与师哲说：“你们的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高远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个了不起的领袖。”同时称赞周恩来说：“将来，你们组建新的政府，一点也不用为人才发愁。我看，周恩来就是很好的总理人选嘛！”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晚上，发了一封电报给斯大林。在电报中，米高扬这样说道：“与我交谈的政治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这一点，我不得不如实指出。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国情并结合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道路。”
2月7日，米高扬告别西柏坡，按原路返回莫斯科。
热闹的小村落
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仅仅五华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李家庄的小村落，它是平山县岗南镇一个普通的村庄，村里不过几十户人家。随着一批批民主人士到来，这个小村子变得热闹起来。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来到李家庄，负责人是罗迈（李维汉）和高文华。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的工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民主人士非常重视，经常在西柏坡和李家庄与他们恳谈。毛泽东经常坐汽车进村来，在村南一棵槐树下坐着看书，等待一批又一批从外地来的客人。
1948年12月25日，民主人士在李家庄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有胡愈之、沈兹九、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严信民、楚图南等，会议由胡愈之主持。李维汉、章汉夫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6天后的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文章有力地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1月4日，毛泽东特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重要评论，戳穿了蒋介石想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14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痛切地再批驳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并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设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声明》一发表，立即成为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各地的民主人士一致驳斥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险恶阴谋，同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
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19名民主人士，早在1月7日就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等人，提出将革命贯彻到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于人民阵线内部。1月16日，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互相致电联络后，决定起草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态度。
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在严寒的冬季，小小的李家庄却显得热闹非凡。村民听到汽车进庄的声音，都拥到路边张望。统战部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也纷纷走出门来欢迎，周恩来身穿一套灰棉布军衣，头戴大耳朵军帽。一进庄就下车向群众招手，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齐燕铭秘书长招呼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进入一间墙泥未干的会议室就座。大家有的坐，有的站，一下子就挤满了一屋子。
李维汉当即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后说，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战争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蒋介石，但是现在切不可手软。他接着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11条作了详尽的阐述，又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鲁迅先生说得好，要痛打落水狗，对落下水的狗还要痛打。天津已于昨天解放，正在争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些，政协筹备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大家再次鼓掌，脸上都洋溢着欣喜和幸福的神情。
会后，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会餐。桌上盘、碗并不多，而且都是家常菜，最重要的一道大菜是长征老战士、老伙夫班长胡金山做的红烧肉，为此，总务科长乔风咏亲自动手宰了自己饲养的一头猪，加上大家自己动手种的大白菜，还有饺子、大米饭和白干酒。大家有说有笑地互相敬酒，没有酒杯，就用粗瓷大碗代替，频频举碗同祝解放战争的胜利。席间，民主人士中的符定一先生年龄最大，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而且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大家都向他敬酒，祝他健康长寿。
晚上，在会议室举行了跳舞晚会。当时，统战部的机要科是由中央机要处拨过来的。他们在延安时既是中央机关舞会上的乐队，又能歌善舞，因此，他们就成了这次舞会上的主力。晚会的条件十分简陋，三把胡琴和一支笛子就组成了一个乐队，室内没有电灯，就用几盏马灯挂在屋墙四角。乐队奏起来，晚会开始了。大家正跳得高兴时，朱德和周恩来也来了，舞会一下子达到了**。最后，大家欢乐地扭起大秧歌。锣鼓一响，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秧歌来。民主人士没有扭过秧歌，在热烈的气氛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学着扭起来。
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乘几辆吉普车来到李家庄，群众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使民主人士深深感到了解放区的温暖，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因为胜利形势发展飞快，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李家庄的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1949年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明了与中共团结一致、真诚合作的决心。
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共的妥善安排下陆续来到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统战部和众民主人士离开李家庄已半个多世纪，但是李家庄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了当年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那段光荣岁月的见证。
“两个务必”的诞生
1949年的春天，西柏坡再次迎来了一场盛会。中共党内的革命精英齐聚西柏坡，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性胜利之际，共商决策大计。也许很多人还对不久前召开的“九月会议”记忆犹新，可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仍让人无法抑制澎湃的心情。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19人。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傅钟、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共12人。共计65人。全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城市工作会议”、“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
早在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正式下达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上说：“二中全会定于三月一日召开，会期五到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不过，正式开会时，地点还是选在了西柏坡。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阎长林回忆，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首长，都陆续赶到西柏坡。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有的是乘火车到了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再到西柏坡的；有的直接乘汽车到的西柏坡。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
来到西柏坡，首长们个个兴高采烈，眉开眼笑，为互相见面而高兴，也为战争的胜利而高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打了三个大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部队150万人，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有的首长第一次到西柏坡，对党中央五位书记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赞不绝口。因为西柏坡的条件的确比较差，住房尤其紧张，尽管有关部门做了准备，还是难以解决，只好在一个房间里摆几张床，住得很挤。工作人员向首长们解释，首长们就说：“毛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从东北赶来的王稼祥夫妇被安排在朱德、康克清夫妇的石头窑洞里。这个窑洞距离毛泽东的窑洞仅有几步路。安顿好后，王稼祥夫妇迫不及待地去见毛泽东。他们已有四年未见面了，一相见，竟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默默地、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
过了半晌，毛泽东开口说道：“稼祥同志啊，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谢谢主席关心，我的身体已无大碍，不会轻易垮下来的。”王稼祥感激地望着毛泽东回答道。
“嗯，你在东北局的工作很出色，值得表扬啊！”毛泽东吸了口烟，继续说道，“我们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定都的事情迫在眉睫。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选择西安、南京、北京作为都城，你看我们定在哪里合适呢？”
王稼祥想了想，说：“我看，北京比较合适。”
“说说看。”
“我个人认为，北京离苏联和内蒙古共和国近一些，可以多向他们取经，而且没有边界骚扰的困扰。南京太靠南，西安又太偏西。”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笑，点头说道：“嗯，还比较有道理。”
为了保证各位首长的安全，由周恩来亲自抓保卫安全工作。他带领人在西柏坡和东柏坡专门安排了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防空高射炮。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说：“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
大会正式在3月5日开幕，会场就设在西柏坡机关食堂的南半截。整个会场布置得简洁、朴素而庄严。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上面摆放着几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条桌。不过，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让人撤了自己和朱德的画像，改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国际伟人的头像。
下午3点，毛泽东穿着新棉服，面带笑容，从容走上主席台。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随即在主席台就座。会上，毛泽东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为城市，分析了当前国内的经济状况，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全军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又从农村转向城市。
“进京赶考”
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不久，西柏坡的各个机关就开始为进京的事情做准备了。
一天，毛泽东和警卫员李银桥闲聊：“银桥啊，我们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报告主席，东西都收拾好了，可随时出发！”李银桥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那这里呢？”毛泽东用手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
望着李银桥一脸茫然的表情，毛泽东吸了口烟，解释道：“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可不能当李自成哩！”
随后，毛泽东把中央直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的所有干部都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进京了，可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京那样腐化了。我们进北平城不是去享受的，而是要继续革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3月22日，是党中央进京的前一天。傍晚，天空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晚上漆黑一片，雨不停地往下落。西柏坡的老人们都说：“这是老天爷在伤心落泪，他也不愿意毛主席离开呢！”虽然，这场春雨对接下来的春耕很有帮助，可乡亲们却开始担心明天会不会影响党中央的行程。整个晚上，西柏坡的乡亲们都没睡，有的在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依依惜别，有的站在山坡向中央大院张望，有的一家子围坐在炕上等待天明去送行。
毛泽东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凌晨3点才熄灭。临睡前，他提醒警卫员9点的时候叫醒他。可是，当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多睡了一个钟头。
“不是让你9点叫醒我的吗？”
“周副主席说，进京路上比较辛苦，让您多睡会儿。”
毛泽东虽然只睡了几个钟头，但心情非常愉悦，精神头也足。
这时，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经过一夜春雨的滋润，整个西柏坡的空气显得更加干净透彻。乡亲们欢欣鼓舞，高兴地说：“毛主席进京是大事，连老天爷都给了个好天气！”
毛泽东带头往外搬东西，路上遇到周恩来。两人有说有笑，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是好事，进京路途遥远，虽然坐车，也会很累人的。”
“够喽，够喽！今天是进京的大日子，哪怕是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怎么能不好呢？”毛泽东笑着说。
“那我们最起码得考及格，不能被人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一定考个好成绩！”
上午11点，毛泽东带领着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次行军，一共有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这样的行军装备已远远不同于当年从陕北移驻到西柏坡的状况。那时，还主要靠两条腿行军，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车队驶出西柏坡后，一路向东到达郭苏镇，然后向北行进，穿过灵寿、行唐、曲阳等地进入大平原。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涨，时不时地和随行人员聊天，说笑。
毛泽东突然问道：“你们说，咱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是什么呀？”
“当然是靠主席您英明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警卫员兴奋地答道。
“对喽，主要还是靠的民心！之前打仗靠民心，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争取民心啊！”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又是三月份，为什么我们老是在三月份有所行动呢？看来，我们跟‘三’这个数字还蛮有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几次行动的时间？”
“我记得，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一个警卫员答道。
“还有呢？”毛泽东问道。
“去年的3月22日，我们离开陕北，向华北挺进。”
“对，今年又到了三月份，我们进入北平城。照这样下去，明年三月份，我们应该能够解放全国了！等到全国解放，我们再也不搬家了！”说完，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车子一路颠簸着向北平开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