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童工到工人运动领导者
——孙津川
要杀就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我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
——孙津川
孙津川（1895～1928），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14岁起先后到南京、上海做工。1925年8月，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淞机器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配合了北伐军作战。1927年3月，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器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1927年4月底、5月初，孙津川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党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7月，孙津川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而被捕。1928年10月6日，孙津川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3岁。
革命意识的觉醒
孙津川生于1895年，父亲孙多儒，母亲孙华氏，因父亲艰辛劳作也难以养活一家人，被迫携全家逃难到南京谋生，在当年很荒凉的南宝塔根搭了简易草房住下来，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做工。
1923年，孙父因积劳成疾而早逝，上海的穷亲戚认为上海的钱好赚一点，便劝孙家搬到上海打工。于是孙津川一家来到上海，他进入大中华纱厂、兴发机器厂做工。后来因替一工伤工人打抱不平而被兴发机器厂开除。1923年春，进入英商吴淞机厂，在一号冷气间做钳工。
吴淞机厂始建于1905年，是清政府为了使正在兴建的沪宁铁路有一个装修机车车辆的工业基地而建造。工厂坐落在上海淞沪铁路北段，蕴藻浜和张华浜之间，首任厂长为英国人毛尔维。至1924年，该厂正式工人已达700多人。它是沪宁线、淞沪线和沪杭线机车车辆修配和抢险救灾的重要基地。它对两路铁路运输的正常安全运行起着重要作用。至20世纪二十年代，它成为两路的神经枢纽和上海地区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大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两路铁路工人运动一般均首先是从吴淞机厂发动和组织。吴淞机厂始终成为两路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基地。
1925年“五川”运动期间，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派彭干臣、王警东到吴淞机厂筹建铁路工会。
彭干臣和王警东一到吴淞，立即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彭干臣亲自到吴淞机厂附近工人集中住宿的农村进行宣传演说。他深刻地揭露“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反动军阀的可恶行径；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作斗争。在吴淞机厂做工的孙津川对这位安徽老乡的演讲，听得特别入耳，激动人心。演讲一结束，孙津川就立即主动找到彭干臣和王警东，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介绍工厂情况，工头的思想，本人的态度，积极要求分配工作。
吴淞机厂的厂长由英国人毛尔维担任，工人们受尽欺压，而中国工头更是采用各种方式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他们好似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工人头上。当时工人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反映出工人愤恨之心，热切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
“洋厂长专横赛皇帝，工头凶残胜霸王，两座大山压头顶，工人血汗都吸光，有朝一日风雷滚，拨开乌云见曙光。”
彭干臣、王警东与孙津川三人一起分析了吴淞地区政治环境的特点和吴淞机厂工人的情况。工人中绝大部分都不识字、不能看报、不会写信，商议决定在吴淞机厂开办一个工人义务夜校（简称工人夜校），以学文化为掩护，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团结、教育工人群众。为此，孙津川积极找房子、借桌椅，动员工人到夜校读书，做了许多工作，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革命觉悟，成为彭干臣和王警东在吴淞机厂开办工人夜校的得力助手。夜校校址开始租定在张华浜赵家宅孙津川住宅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孙津川联络的29名热心革命、积极办工会的骨干分子，作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彭干臣、王警东既是教员，又先后分别担任工人夜校的校长。
孙津川不仅本人热忱工作，而且还动员全家积极配合，给予支持。他热情邀请彭干臣以安徽同乡名义膳宿在自己家里。其母孙华氏对彭干臣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孙津川一家帮地下党油印和发放传单、开办工人夜校、送情报、做掩护。王警东则膳宿于孙家隔壁（赵家宅一号）、孙津川的同事蔡景海家里。4人经常一起研究夜校和工会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迅速打开了吴淞机厂工运局面。
1925年8月，孙津川由彭干臣、王警东介绍，经中共铁路总工会直属党支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担任吴淞机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领导破路斗争
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终于打垮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为北伐军胜利进军上海扫清了道路。这是世界上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它在中国革
命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响应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支援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10月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孙津川、蔡景海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号召工人阶级支援北伐军和打倒军阀的指示。党组织交给铁路工人的任务是：10月16日拂晓起，破坏沪宁铁路，断绝行车3天，阻止南京军阀军用列车开出，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前线的总攻击，同时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孙津川于10月14日主持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两个行动小组：一个小组赶往镇江龙潭地段破坏路轨，另一个小组破坏张华浜支线路轨，以阻止吴淞机厂36吨吊车出厂去镇江抢救。
10月21日傍晚，按支部决定，孙津川、王再生率领蔡景海等7人到达镇江龙潭地段并立即开始行动。首先切断电话、电报、电气路签，然后拆除路轨。可是，用镐撬拔道钉时，如果用力轻拔不出，而用力重，发出声响又会惊动敌人。正在十分焦急时，一位工人偶然踏上铁轨，发现用镐敲击铁轨的声响变小了。孙津川高兴地说：“有办法了！”当即安排两名工人坐在铁轨的两端，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战斗，将这段铁路两根铁轨的道钉全部拔出，并将联结铁轨的铁板卸下，抛在路边沟里，使两根铁轨浮在原处。
10月22日零时45分，从南京开出的军阀孙传芳的一列满载军火、给养的列车7节车厢在此全部出轨倒翻，车头撞入河沟，毁铁轨4节。拂晓，吴淞机厂英籍厂长毛尔维接到要他急往救援的电报，赶忙乘牵引车出发。这时，另一个小组已将张华浜支线的铁轨破坏掉。因此，当牵引车驶至张华浜支线时，也出轨倒翻。毛尔维从车厢里爬出来，气急败坏地叫嚷：“快拉救命回声，马上叫工人修单车！”但由于党支部早已部署全厂工人用怠工配合破路斗争，一直拖延到第三天下午，镇江龙潭地段的铁路才修复通车。孙津川领导全厂工人胜利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两路工人罢工
1926年冬，周恩来来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工作。他很想立即会见一个他已很熟悉的人物——铁路工人孙津川。首先向周恩来介绍孙津川的是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彭干臣。1925年10月，彭干臣离沪赴苏学习，在给周恩来的信件中，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铁路工人孙津川。周恩来到沪后，熟悉、了解孙津川情况的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佘立亚、汪寿华等又向周恩来介绍了孙津川的诸多事迹。周恩来非常重视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到沪不久，就来到吴淞机厂旁边的张华浜赵家宅二号孙津川家里，受到孙家人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特别喜欢孩子，他一来，总要抱抱孙津川五六岁的女儿毛毛，爱抚一番。
孙津川住处第一进是砖墙平房，中间是个小天井，在第二进平房边上接连着的，是一座很旧的两层小楼房。楼梯坡度很陡，孙津川引导周恩来扶着用圆木棍做的扶手登上了小楼。他们促膝长谈。孙津川汇报了吴淞机厂和两路工运的历史和现状，周恩来对铁路工运、罢工、起义准备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
当年的孙津川31岁，中等身材，有些瘦削，白皙的面皮，说话低声慢语，心平气和，对人诚挚。他刚强正直，谈话中显示出竖毅、沉着、机智的气质。周恩来当年29岁，浓眉下一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两人第一次相见、交谈，都给对方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孙津川下定决心，追随这位自己入党介绍人彭干臣的师长、上级，非常钦佩的领导人周恩来革命到底。
从此周恩来与孙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的联系。因为孙家地处沪郊，又是工人住宅区，隐蔽而安全，成为周恩来等领导人可靠的一个活动据点。
1927年2月18日，一部分北伐军进占嘉兴。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孙津川按照上级的指示，派蔡景海等步行去苏州侦察敌情，并伺机破坏铁路。后因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而停止了活动。
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十余天，孙津川根据上海特别军事委员会、上海总工会的指示，组织吴淞机厂工人于3月5日下午率先罢工。3月12日，在吴淞机厂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沪宁铁路、沪杭铁路罢工委员会，组织两路工人相继罢工，使两路运输陷于瘫痪。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3月19日成立两路罢工委员会，孙津川当选为主任委员。
第三次武装斗争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上海近郊新龙华。3月21日，中共特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根据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
中午12点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附近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马路上和广场上都成了工人和群众队伍的集合点，人们挥舞着红绿色的标语和
旗帜，革命的歌声此起彼落，口号声响 彻云霄。
铁路工人与上海80万工人一起，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周恩来和赵世炎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决定，除租界外，全上海市共划分为七个作战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敌人在闸北驻有重兵，是全市起义成败的关键地区。周恩来、赵世炎都留在闸北的总指挥部亲自指挥闸北的战斗。
当天中午，孙津川把在罢工期间组织训练的600名工人纠察队都集结在八仙桥八仙坊。这支铁路工人纠察大队，由孙津川任大队长，吴淞机厂的周长福、陆林庆、孙晴川担任中队长。这支铁路工人纠察队主力被起义指挥机关安排在有铁路北站和南站的闸北区和南市区参加起义。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发挥铁路工人的特长，以便相机行事，配合实际战况的需要，破坏和恢复铁路交通，更有力、更及时地打击敌人，夺取全局的胜利。铁路工人纠察大队按照起义指挥部的指示，分两路分别向南市和闸北进发。吴淞机厂部分留在吴淞地区的工人当天参加了吴淞地区的战斗。当时吴淞机厂工人手中只有两支枪，但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摩拳擦掌地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没有武器，到敌人那里去拿！”
孙津川亲自率领一路工人攻击南市的淞沪警察厅，迅速解除了敌人的武装，继而会同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向鲁军李宝章的“防守司全部”猛攻。
工人纠察队从吴淞炮台“请来”了二名号兵吹响了冲锋号，同时在火油桶里燃放鞭炮。敌人以为北伐军已到，吓得纷纷投降。接着，工人纠察队攻占了高昌庙兵工厂及南火车站，缴获了大量武器。经过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南市地区战斗即全部结束。孙津川又指挥大家参加闸北和吴淞地区的战斗。到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攻占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掩护同志安全转移
起义胜利后，孙津川按照上海总工会的指示，立即带领工人于1927年3月25日凌晨4时修复了沪宁铁路，保证了北伐军的军运。3月28日，两路工人代表80余人开会成立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孙津川当选为委员长。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下午，孙津川即带领工人参加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4月13日，周恩来来到孙津川家中。14日，周恩来安排了江浙一带地下斗争，孙津川负责外出联系交通线。周恩来换了一套工人服装，搀扶着孙津川的母亲，如同一家人一样地离开了吴淞，在预定地点与彭干臣、孙津川等取得了联系，转移了党的机关。不久，周恩来又由孙津川的母亲等人掩护送上轮船，安全离开了上海。
4月15日下午，蒋介石军队封闭了两路总工会，逮捕了工会委员和工作人员19人。孙津川与副委员长丁继曾立即在《申报》发表“郑重声朋”。孙津川还亲自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抗议、交涉、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但竟遭当局扣留。两路工人当即包围了铁路局局长办公室，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19名人员，但孙津川仍被扣留。吴淞机厂700余名工人遂举行罢工，要求英籍厂长毛尔维出面保释孙津川。与此同时，四千名铁路工人也签名声援。当局被迫于24日释放孙津川出狱。
第二天，孙津川偕妻子杨晨华、妹妹孙方素乘轮船去武汉。
母子“分梨”表决心
1927年11月，孙津川被党派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职工运动委员。1928年3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28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孙津川到城南叫黄泥塘的贫民区的市委职工委员姚佐唐家去开会时被捕。在瞻园路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孙津始终坚贞不屈，不管敌人如何严刑逼供，他总是坚定不移地回答：“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用重刑未能使孙津川屈服，便找来孙母企图“感化”他。孙津川见到母亲泪流不止，在敌人严刑以来从未掉泪的硬汉，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忍住泪问道：“津川，他们会让你出去吗？”“妈，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就是我死了，弟弟还在你跟前，你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母亲哽咽着，拿出孙津川爱吃的梨子，孙津川接过一只，吃了一半，递还给母亲，暗示母子从此分离，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孙母当年住武定门，不方便送牢饭，便请看守所门外大照壁后一家小面馆的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许忠林每天送两碗面给孙津川。1928年10月6日凌晨4点多，一队刽子手将孙津川等3人口塞毛巾用黄包车押向雨花台，起早生炉子的许忠林连忙跑向武定门给孙母报信。黄包车途经南城岗北山门巷口，刽子手按旧时杀人前旧俗，给他们喝断头酒。这时南宝塔根一带的许多百姓闻讯都赶来看孙津川最后一面，孙津川趁刽子手拽下他口中的毛巾，大声向群众高喊：“杀了我一个，还有十个，杀了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随后高呼：“打倒国民党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壮烈的口号。刽子手赶紧拖着孙津川等人向雨花台跑去，见跟来的群众太多，为防意外还未到雨花台刑场，就提前杀害了孙津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