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
——李启汉
（李启汉的牺牲）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中共为李启汉所作悼文
李启汉（1898～1927），湖南江华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局长。1927年4月中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到工人中间去
“于昨日下午二时借白克路207号举行成立大会，约有二百人出席。会议由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工人担任主席。”这是1920年12月20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份最新的情报材料。这也是李启汉第一次出现在帝国主义反动当局的视线中。
李启汉的身份并不显赫，初中都是靠亲戚救济才得以读完的。不过，凭借着自己的艰苦努力，李启汉不仅完成了学业，掌握了先进文化知识，还接触了先进思想，学习、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初，李启汉等共产党员开展的活动主要是面向学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党员，进一步壮大革命队伍。这些活动并未引起帝国主义当局的注意，真正让他们开始关注起李启汉的原因是发生在1920年秋天的事。
那时，李启汉为了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李启汉认为，想要调动工人的革命热情，让工人深刻了解马列主义、就要对工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其对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于是，他通过多方面努力，办起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
不过，虽然学校办起来了，报名入学的学生却没几个。李启汉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窗外是明媚的阳光，偶尔会传来孩子玩耍时的嬉笑声，一切看来是那么美好。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而已。揭开美好虚幻面纱的真相是国家羸弱，任外人欺侮，若国不自强，那么国家岌岌可危。他多么想向民众大声疾呼，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成为倾听者。李启汉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
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了。李启汉循着声音望过去，看到李中一脸笑意地向他走来。李中同李启汉一样，是响应党组织号召深入工人群众中做工作的共产党员。
李中搬来一把椅子，坐到李启汉的对面，开口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工人们都不报名入学吗？”
问题一出口，李启汉就怔住了，他一直以为工人们不入学，是因为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被封建思想束缚太久不知道抗争。但此时听李中这样问道，他觉得也许是自己想错了。
李中见李启汉一脸呆怔，知道他肯定还没有弄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叹了口气，又说道：“工人一天要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家中还要为自己家庭费心，几乎没有多少休息时间。你认为，光跟大家说学习、说自强，就有用了吗？工人和在校的学生青年可不一样，他们要兼顾的事情有很多。你要多从工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李中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李启汉的眼中又出现了希望的光芒。他激动得给了李中一个大大的拥抱，开心地说着：“太谢谢你了！李中！我终于想明白了！
这之后，李启汉为了更加深入地走到工人群众中间，开始学上海话，并通过各种方法加入了青帮，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很快，李启汉就与上海各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们都爱与他谈心。
通过与工人的深入交流，李启汉了解到，工人每天上完工都非常疲惫，有的人为了多赚些钱偶尔还要再去打一份零工，根本无法再挤出精力读书。根据这一情况，李启汉决定把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工人在放松的同时接触到先进思想与文化。
12月19日下午，工人游艺会借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上百人，除了上海各界工人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派来代表前来参加。李启汉作为大会主席，向广大工人群众解释了办学的宗旨和方针，他说：“什么金钱万难，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李启汉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只要团结到一起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他还劝导工人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虽然导致帝国主义当局对李启汉的注意，但是却对工人游艺会的宣传动员起到了很大作用。1921年春天，半日学校重新招生的时候，报名的工人明显有所增加，半日学校顺利开学。半日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课上不讲古文，不学名人著作，更不念四书五经。上课时，老师与学生围坐在一起聊社会现状，聊各自生活，老师会告诉他们该如何面对困境，学生会告诉老师工人疾苦。偶尔，他们还会在教室里听京戏。京剧“咿咿呀呀”的声音从留声机里传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
半日学校对于工人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更是心灵的港湾。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只有平等与友好。通过学习，他们掌握了一些文化基础，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斗争，才能改善生活待遇，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
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罢工运动
上海英美烟厂老厂机车间的监工是个外国人，对中国工人极为不尊重，时常克扣工人工资，打骂工人。1921年7月20日，不甘受洋监工侮辱的工人们愤然罢工，以示抗议。22日，新厂机车间工人为了支援老厂机车间的工人，也举行罢工。英美烟厂的厂主非但没有意识到错误，还将老厂机车间的工人代表关进了警察局，瞬间激起公愤，新老厂八千多名工人全部冲出机车间举行罢工。
工人们没有斗争经验，罢工没持续多久，大家就开始犹豫不决。正在这时，李启汉受党组织安排来到了他们中间。
李启汉将工人们召集到一起，劝说大家要将罢工坚持到底。有些工人担心罢工只会让自己丢了饭碗，提出异议。李启汉听了也不批评，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大家一年到头天天辛苦工作，却越活越穷，而厂主什么都不干却越过越富？”那个工人听后，摇了摇头，李启汉告诉他答案，道：“那是因为厂主这些资本家以剥削你们的血汗来获取财富！”
话音一落，人群**起来，大家都向李启汉聚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向李启汉深入询问。李启汉为大家算了一笔账，这一算，厂主果真欠下工人许多账。在李启汉的努力下，工人们的斗志又高昂起来，再次积极地投入到罢工运动当中。
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第一次罢工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李启汉的领导下，工人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团结在一起与资本家斗争，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李启汉与十几个工人代表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还租了一间房子做办事处。工人们彻底摆脱了过去那种“群龙无首”的状态，罢工运动开展得极为顺利。众人高喊“还我血汗”的口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游行。整个上海上空都回响着工人们雄壮的口号声。
罢工运动的胜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的。在罢工期间，有些工人的信念会动摇。面对这种情况，李启汉常向大家讲解“劳工神圣”的道理，鼓励大家勇敢地反抗压迫，争取自身权利。许多内心动摇的工人朋友听了李启汉的话后，都坚定了信念，决定就算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就这样，李启汉成了罢工工人最信赖的朋友，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
这日，李启汉正坐在办事处里起草宣传罢工用的文稿，一个工人代表急慌慌地跑来，告诉他厂主拒绝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听完后，李启汉停下笔，皱起眉头没有说话。那个工人代表急得满头大汗，紧张地看着李启汉，像是怕李启汉待会儿开口说“我也无能为力了”。
李启汉当然没有说丧气话，他拍拍代表的肩，安慰道：“不要着急，你去召集其他几个代表过来，我们开个会。”说完，那个代表就离开去通知其他人。李启汉踱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忙碌的上海街道，陷入久久地沉思。
没多久，十几个代表都到场了，神色都很凝重。其中一个沉不住气的，一上来就问道：“小李先生，这可怎么办啊？工厂主那里不让步、不给工资，工人们不能一直饿肚子啊。”其他代表了听了这话也都附和着说：“是啊，是啊。”
李启汉看着众人担忧的神情，开口说道：“若大家问我怎么办，那我就说——坚持下去！大家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大家请仔细算一算，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二三角钱，勒紧裤腰带，打打零工就扛过去了。但是资本家不一样，停工一天他们就要损失几万元，日子久了他们是会活不下去的。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在李启汉的号召下，工人们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与资本家抗争。
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李启汉所说，十几天过去后，资本家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工人停工，工厂的订单都没有按时完成，资本家损失了一大笔资金。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厂主终于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中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运动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新觉醒，并激励全国各地的工人与资本家抗争。在它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爆发。
战斗到最后一息
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运动胜利结束后，李启汉又先后组织过多次罢工运动。这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失败时，李启汉只会懊恼，却从不沮丧，他在懊恼中总结经验，为争取下一次胜利而努力。
1922年初，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李启汉应要求前去支援。此次罢工活动受到英国当局的多方阻挠，李启汉甚至被抓到警局，拘禁了几天。帝国主义的拘禁和威胁都组织不了李启汉带领工人斗争的脚步。3月的时候，在李启汉与香港海员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海员罢工取得胜利。
李启汉多次领导工人罢工的行为，引起了在中国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当局的愤恨。1922年6月1日，帝国主义当局控告李启汉：“于1922年4月25日煽动邮局职工罢工”、“于同年5月13、20及27日，在他所编的《劳动周刊》上，发表含有煽动性的和引起纠纷、扰乱治安的文章”，并勒令巡捕房将其逮捕，判刑3个月。刑满后，李启汉于9月被帝国主义引渡给军方监禁。直到1924年秋天，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李启汉才得以重获自由。
出狱那天，邓中夏和李立三等人前去监狱接李启汉。李启汉从监狱大门走出，缓缓向他们走来。直到李启汉到走到他们面前，邓中夏等人才敢确认面前这个人是李启汉。李启汉身形消瘦，衣衫破旧，领口**的皮肤上布满无法痊愈的伤疤，与过去那个仪表堂堂的知识青年的样子判若两人。但唯有那双眼睛，还散发着热情的光芒。
邓中夏为了庆祝李启汉出狱，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名为《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并在《中国工人》第二期发表消息，赞扬李启汉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
两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浇灭李启汉的革命斗志。经过短期修养，他又勇猛地投身到革命战斗当中。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为了给五卅惨案的元凶英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6月上旬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以实际行动声援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此次罢工运动规模之大，历史罕见，罢工开始不到15天，罢工人数猛增到25万，有十几万人浩浩荡荡离开香港来到广州。为了解决罢工工人来到广州以后住宿和吃饭问题，李启汉和李伟明多次向广州政府申请援助，最终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援助。
为适应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将罢工工人组织起来。中华总工会主持下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于7月3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设立干事局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李启汉担任干事局局长。
哪里有工人群众，哪里就有李启汉。在工人的人群中，你总能看到一个穿着一套三个口袋的蓝色工人服的身影，那就是李启汉。他总是操着有些他家乡口音的广东话，向工人们嘘寒问暖，了解情况。李启汉还考虑到许多香港来的工人在广州没有亲戚，生活无依无靠，冬天到来时，将面临受冷挨冻的境况，便筹措资金，预先为罢工工人定制了2万条棉被、15000条土布松花褥子、4万件棉衣。
1925年8月20日，一直支持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一时间，不论是国民党内部还是工人阶级内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李启汉听说后极为悲愤，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地演讲，痛斥反革命派的卑鄙行径，他对会上所有工人代表以及各界人士说道：“（我们）绝不能因此灰心，应更向前奋斗”，“帝国主义走狗和反革命派，很多潜伏在广州市，以冀破坏我们罢工团结。我们应更加团结，努力奋斗。”
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坚持罢工斗争，加强罢工队伍内部与外部的团结，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决定整顿和统一香港的工会组织，并决定由李启汉兼任即将成立的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
香港工会组织水平良莠不齐，要想实现统一，必须要对广大职工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李启汉与邓中夏二人经常游走在各工会间，向工人们讲解为何要统一公会，向他们讲述公会的基础。针对个别不了解工会的工人，他们常耐心、认真地与之谈心、沟通，提高他们对统一香港公会的认识。
1926年4月，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成立。至此，香港工会的两大组织联合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工会组织的统一阵线。同月15日，在李启汉、邓中夏等人的努力下，香港各界工会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香港总工会。至此，香港工会的统一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省港大罢工结束后，罢工委员会的一切机关仍旧运作，李启汉继续在广州主持大罢工的善后事宜。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民党右派及帝国主义走狗在广州开始制造各种报复行动。李启汉带领众人勇敢地与之抗争，坚决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整个中国瞬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其中，广州的形势更为险恶。许多同志都劝说李启汉尽快转移，暂时躲避一阵。但李启汉却坚决不离开工作岗位，仍旧为革命奔走呼告，研究部署对策，力图挽救革命危机。
4月的广东已经告别了寒冷的冬天，迎来温暖的春天。但共产党人的冬天还没有结束。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大批军警，到处搜捕、杀害中共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工会领袖和左派学生，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与省港罢工委员等机关也被敌人查封。
4月15日凌晨，街道萧索，偶有几声犬吠响起，昏暗的路灯将夜映衬得更加诡谲不安，一阵凉风吹过，仿佛可以闻到残留在空气中的血腥味道。李启汉家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李启汉谨慎地从里面走出来。他低着头，疾步走上大街。忽然，一群人从暗巷中走出，拦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个带头的，阴阳怪气地道：“李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启汉心知今天是逃不掉了，坦然地看向这群反动派特务，开口命令道：“带路。”
带头的特务被李启汉不卑不亢的态度震慑住，怔了几秒，才慌张地对手
下人说：“还不把他给我抓走！”
就这样，李启汉被国民党反动逮捕，并被秘密杀害，时年29岁。中共在悼念文中指出，李启汉等同志的英勇牺牲，“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李慰农
在青岛大罢工中牺牲的王伦，就是李慰农。他是中央派去青岛领导工人运动的，是一名党性很强的好同志。
——周恩来
李慰农（1895～1925），生于安徽省巢县，1919年秋，李慰农与蔡和森等50多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1923年，李慰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国，被分配到山东工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中共山东省委派他去青岛。他到任后，立即参加了全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整顿和发展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工人运动。7月26日，李慰农在去小鲍岛召开秘密会议时被反动军警逮捕。29日，李慰农在青岛团岛海滨的沙滩上被反动军警秘密杀害，时年30岁。
立志兴农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1895年9月23日出生于安徽巢县庙岗乡油坊郑村。油坊郑村位于浮槎山东麓，这里乡村一直贫穷落后。李慰农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望子成龙心切，省吃俭用将他送进私塾，9岁的李慰农进入塾馆读书。塾师韦恒知道他家艰苦，为他起名“尔珍”，要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接着，他又就读于地方名师李福怡、郑畅初门下。李慰农发愤苦读，表现出不平凡的才华。
李慰农高小毕业后，回乡担任小学教师。他自幼生活在贫苦农民中间，目睹农村破产和农民流离失所的惨状，立志要拯救广大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时还攻读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书籍，一门心思振兴农业，以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于是，在朴素的“农业救国”思想指导下，他鄙弃社会上歧视农民的风气，于1912年考取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立志攻读农业科学。赴校前夕，他更名“尔珍”为“慰农”，以名明志。在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他以天下为己任，刻苦攻读，学业进步很快。还曾吟诗言志，抒发“高风轻势利，大节傲王侯”的壮志情怀。现存遗诗二首：
游石乘轮出发
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
登太白楼
此地楼何造？名沉太白愁。
高风轻势力，大节傲王侯。
一醉长江水，千秋采石头。
翠罗空怅望，把酒且邀游。
1915年夏，李慰农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农场管理员。随后不久，李慰农与同乡大邱村农家姑娘邱以珍结婚。李慰农留校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普及之时，他受陈独秀《安徽俗话报》、高语罕《白话书信》等书刊影响，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前，他曾天真地设想要以农场为基地，探索改造中国农业的出路。但是，当他受到安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高语罕的启发，特别是聆听了恽代英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讲演，李慰农开始认识到：“农业救国”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慰农成为芜湖学界的领袖人物。他奔走疾呼，促进芜湖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推动了芜湖爱国运动的发展。时值江西宜丰县农民为反抗土豪劣绅，举行芳溪暴动，他闻风而动，参加了这场斗争，写下了芳溪暴动的历史资料。不久，“华法教育会”在芜湖招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24岁的李慰农报名考试，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列入了芜湖地区首批留法学生名单。
旅欧求索
1919年12月25日，李慰农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新婚的妻子，与蔡和森等50余人由上海乘船去法国，1920年2月初到达巴黎。
在法国，李慰农进了蒙达尼一家制造鞋刷子的工厂做工，因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他身在海外，联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更加坚定了献身革命、改造国家的决心。他边劳动边学习，在每天8小时紧张劳动之余，他不但努力补习法语，还自学了德语和俄语，借以方便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
在李慰农刚到巴黎时，先期留法的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即联络安徽的李慰农、杨士彬加入该会。1920年8月，该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立了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社员发展到30多人。“工学世界社”除组织社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还成立了“工学世界通讯社”，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李慰农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成为颇有理论根底和活动能力的骨干分子。
1921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又开始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3日，在巴黎西郊召开了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者有旅法、德、比等国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等18人。会议决定将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心执行委员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李慰农被指定为蒙达尼方面负责人。
192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旅欧少共”改为“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旅欧支部，选举周恩来为书记，李慰农为总支部的成员。1923年，李慰农被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国革命旅欧组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国外期间，李慰农继续研究农民问题，经常为周恩来主编的《赤光》撰稿。由于他一贯关注农民问题，经常找留法同志探讨农民问题，校同志们誉为“农民博士”。
1923年11月，李慰农和刘伯坚等10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周恩来护送到柏林，然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坐落在高尔基大街的东方共产主义运动大学，是根据列宁的建议于1921年秋开办的。在这所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学校里，专设了一个中国班，共有123名学员，分设22个学习组，建有中国学员支部。李慰农被指定为第一组组长。
李慰农在法国自修俄语，根底扎实。来到东方大学后很短时间，他就能在课堂上直接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并且能够娴熟地使用俄文做笔记。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等必修课，他都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他还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写下了一本本的学习笔记，为他日后回国领导组织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李慰农在党的培养下，在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故土上逐渐成长起来，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召唤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战斗。
搏击在工运的浪潮中
1925年1月，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他急切地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到，要求分配工作。1925年4月，李慰农奉命抵达青岛，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化名“王伦”来到四方工业区，不久，就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分别召开了四方机厂、各日本纱厂和水道局的党员、团员工人积极分子座谈会，将李慰农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听取了对目前工运工作的反映。接着便在四方机厂西公司工人宿舍建立了四方村党支部，李慰农任书记。
李慰农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很快就和他们建立密切关系。他的生活十分俭朴，甚至低于一般工友的水平。山东省委每月发给14元的生活补贴，他节省下大半照顾生活困难的工友。他一个人住在四方村荒野中的工棚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食宿和安全。因他安徽口音重，工友们不让他出去吃饭。主动将饭菜送到住处。晚上去夜校讲课时、工友们对他倍加保护。
李慰农到青岛时，正是大康等几个日商纱厂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加紧酝酿罢工之际，而且在邓恩铭同志的具体领导和四方机厂工会的带动下，各厂已先后成立了工会。4月中旬的一天，大康纱厂秘密工会的会员名册被厂警搜去交给了日本资本家。资本家据此非法逮捕了三名工会代表，拘禁在厂内肆行拷打。全厂工人闻讯后十分气愤，提前停车收工，找到日本厂主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资本家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扬言要武力镇压。
李慰农听了大康纱厂工人代表的汇报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皖系军阀郑士琦的势力正受到奉系军阀的排挤，有被赶出山东的可能，而亲日派军阀张宗昌的势力正在进入山东，一时也无力顾及罢工，因而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举行罢工。
4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首先吹响了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的号角，罢工开始后，李慰农一直置身于工人中间，密切地注视着日本资本家的动向，紧紧地掌握罢工工人的思想变化，以便采取相应伪斗争策略。罢工的当晚，他召开会此组织了厂罢工领导机构，分设了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纠察、讲演、捐款分配、军警接待等十一个小组。
罢工领导机构向厂方提出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对工人一律平等16项要求。对此，日本资本家不但拒绝而且勾结青岛反动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了大康纱厂，断绝了工人的饮食，封闭了工人宿舍，企图迫使工人屈服。虽然工人们一天只能吃到6个铜板的食品，并露宿街头，但战斗情绪异常高昂。
日本资本家转而采取收买利诱、分化瓦解的诡计，扬言：“凡在罢工期间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增加工资八成，风潮将息先上工者，永远增加工资四成”。工人们仍不为所动。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李慰农又派人去各纱厂联络，支援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经过认真的准备，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的工友，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发表了宣言：“誓为大康纱厂工人的后援！”
同盟大罢工实现了，这对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是有力的声援。为了动员社会舆论，四方机厂支部书记傅书堂拜访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请《公民报》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胡先生当即表示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赖，愿以笔为武器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展开斗争。随即在《公民报》第一版开辟《工潮专载》一栏，公开报道罢工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胡信之先生的正义行动大大鼓舞了坚持罢工斗争的工友。《公民报》也由此引起社会上广泛重视，销售量猛增。
在这期间，钟渊、富士等日本纱厂也相继举行罢工，6天之内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上万名。消息传出，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上海日本各纱厂工人发表了联合宣言，全国铁路总工会号召工人“以实力相助”。由于罢工声势迅速扩大、日本资本家再次勾结青岛反动当局企图出兵镇压，4月25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镇压罢工风潮。
在李慰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工人紧密团结，加之全市乃至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致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日本厂主迫于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伤工人”、“不殴打及辱骂工人”等九项复工条件。至此，坚持22天的大康、内外棉、隆兴等3个日本纱厂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为了进一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广大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勇气，李慰农组织3个厂的工会于5月10日下午在四方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会后又举行了游行示威，以大康、内外棉、隆兴3个纱厂工会的牌子为前导，其后是乐队和长达数里的游行队伍，此举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瞿秋白当时曾撰文《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对这次大罢工予以高度评价：“这是青岛工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5月中旬，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结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远工作，任在海岸路18号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工宿舍。李慰农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刘少奇指出：“青岛的工人阶级经受两代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生活格外苦，应该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这样才有伟大的力量。党的活动要严些，但是必须把工会抓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齐动；停，大家一齐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刘少奇还分析了目前形势的可能发展趋势，认为“这次纱厂罢工虽然取得胜利，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李慰农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对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作了认真的总结，使大家认识到，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的胜利是暂时的，日本资本家决不会甘心失败。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果然，复工后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制造种种借口向工人挑衅，并用收买拉拢等手段对付工人。对于经过大罢工斗争锻炼更加巩固的工会，日本厂主更是十分痛根。他们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用手枪打伤数名工人，勾结军阀扣押工会办事人员，开除工人代表50余人。全体工人在李慰农的领导下，团结得更紧密，工会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更加强大和巩固了。同时，李慰农也预感到，日本厂主用经济和政治两种手段都未能阻止工人的罢工斗争，下一步很可能使用武力镇压。
事态的发展不出李慰农所料，5月25日，青岛反动当局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决定先解散3个纱厂的工会，李慰农得知后，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工会文件一律收藏好，停止办公一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厂同时停车不出厂，直至牌子归还为止。
25日下午，青岛市警察厅长陈韬气势汹汹地亲率大批军警包围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各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也不断向工人开枪示威。这时，工人们忍无可忍，情绪十分激愤。3个纱厂的工人全部停车罢工，抗议日本厂主勾结警察厅镇压工人的罪行，当陈韬窜到车间向工人训话时，遭到了工人异口同声的斥责，并坚决要求归还工会牌子。陈韬在工人的严厉斥责下，直到晚上9点才不得已归还了工会牌子，悄悄溜走。
第二次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惊慌。5月2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约见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请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军队”，去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同时又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手段，实属势历当然”。5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由旅顺口派出两艘驱逐舰到达青岛，并从佐世保派出“管内”、“点呼”两艘巡洋舰及“龙田”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200人，随时准备来青镇压工运。张宗昌也给胶澳督办温树德下达了屠杀青岛工人的命如“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
5月29日拂晓，温树德调动军苔和骑兵3000多人，包围了四方3个纱厂和工人住处，封锁了交通要道，随后，强行封闭了3个纱厂的工会，勒令工人出厂。英勇顽强的工人手持铁棍，与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海军陆战队在温树德授意下，对内外棉、隆兴纱厂的工人开始了血腥屠杀。日本人也在楼上暗中向人群开枪，中弹的工人扑倒在地。在这次屠杀中，共有8人牺
牲，17人受重伤，75人被捕，3000余人被押解回原籍。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创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二九”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
这两起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李慰农及时写信向刘少奇汇报，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迅速组织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他以四方机厂工人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募捐宣传队”，在青岛、胶县、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地进行广泛的宣传，揭露惨案的真相，控诉内外反动势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些宣传活动加强了工人、学生和农民之间的团结，取得了各界群众的支援。农民纷纷挥泪捐钱捐粮；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罗荣桓等人，积极发动学生罢课，义演募捐，劝销戏票，将全部收入接济了死难工人的家属。“五卅惨案”后，青岛学生自治会派罗荣桓去上海，向各界揭露日本资本家和张宗昌屠杀工人的罪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汇来捐款2200元救济失业工人。
与此同时，李慰农还积极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和新闻界中的爱国人士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李慰农的鼓励下，胡信之先生主办的青岛《公民报》大量地报道了罢工的消息。在罢工受挫的关控时刻，《公民报》上连载《共产党宣言》和罢工消息，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鼓舞工人的斗志起了重大作用。同时，胡信之还以“社论”等形式在报上揭露资本家和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狼狈为奸的丑忍面目。
经过李慰农的周密组织，从6月初至6月底，青岛各界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活动充分反映了李慰农助组织才能。青岛惨案发生后，日商纱厂资本家反动气焰日趋嚣张，对工人的统治越来越狠毒，规定在厂内不推两人交谈，上厕所必须有人跟随，取消30分钟的吃饭时间。并且经常无故打骂、开除工人，用大量童工和从农村新招来的工人顶替原有工人等。对此，李慰农发动和领导大康纱厂工人于7月23日再次举行罢工，内外棉、隆兴等厂也于24日奋起响应，形成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三次罢工**。
为党献身照亮后世
为镇压这次罢工，张宗昌决意亲自到青岛指挥。李慰农闻讯后迅速部署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会作了应付事变的准备。7月25日，张宗昌果然来到青岛。当晚日本驻青领事、日本纱厂资本家和青岛买办资本家等花了6000元在东莱银行客厅盛宴张宗昌，并以30万元巨款作为张宗昌镇压青岛工潮的报酬。对此，胡信之立即在7月26日的青岛《公民报》上加以揭露。
由于事态紧急，7月26日晚，李慰农在小鲍岛秘密召开会议，筹划应变对策。这时傅书堂发现敌警活动异常，迅速来向 李慰农报告，劝他提防。但李慰农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嘱吨傅书堂：“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警惕起来，保卫工会！”
当天夜晚，便衣军警已将下四方村河西岸一带严密包围，挨门逐户搜索。李慰农在回家途中发现情况异常，意识到敌人是为抓他而来的，如果隐蔽起来，为时并不晚。但他想到家里的大宗机密文件，一旦落入敌手，将给党造成莫大损失。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家中，把所有文件点火烧掉。当军警破门闯入屋内时，只剩下一堆灰烬。随即，李慰农被捕了。
7月27日，张宗昌又命令他的后方司令任锡吾，率大批军队和保安队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3个纱厂，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和“青岛市总工会”，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捣毁。
7月27日深夜，敌人在泰安路军法处审讯李慰农。敌军法处长衰致和对李说：“你可知道，毁了日本人的买卖，张督办（张宗昌）是不答应的！”又问李慰农到青岛的目的是什么，李慰农斩钉截铁地回答：“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袁致和以死威胁李慰农：“看你长了几个脑袋！”他毫不示弱地回答：“脑袋，只有一颗，可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敌人又要李慰农供出在青岛的“同党”，李慰农答道：“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
敌人无奈义把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胡信之用大竹筐抬了进来，企图吓唬李慰农。李慰农走上前去，轻轻扶起胡信之的头，一边呼唤他的名字，一边用衣袖擦拭他苍白脸上的血迹。胡信之睁开眼睛，认出是李慰农，便双手紧紧抱住李慰农的胳膊，这时李慰农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斥道：“在胡信之先生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我这里捞到半点！”
敌人无计可施，又把李慰农拖到地下室，用皮鞭轮番毒打，但是这位瘦削文弱的共产党员，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没有呼喊，也没有流泪，更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敌人最终向李慰农下了毒手，他们害怕公开处决李慰农会引起新的罢工怒潮，便在1925年7月29日拂晓，将李慰农秘密押赴刑场。一路上，他高唱国际歌，。最后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年仅30岁的李慰农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李慰农是青岛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当噩耗传到上海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执委扩大会，总书记陈独秀提议暂停会议，为烈士致哀。会议还做出决定，广泛搜集李慰农烈士事迹，编成宣传材料，号召全党学习。
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的领导人罗章龙，闻讯写下悼诗：“黄海帅旗李慰农，沉雄远略兼雍容。山东革命勋名懋，不废江河一代宗。”周恩来1928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一次深情缅怀李慰农说：“在青岛大罢工中牺牲的王伦，就是李慰农。他是中央派去青岛领导工人运动的，是一名党性很强的好同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何孟雄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何孟雄《狱中题壁》
何孟雄（1898～1931），湖南省炎陵县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北方工人运动的革命领袖。1913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1919年在北大读书时，投身“五四”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13年1月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调皮”学生心怀大志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一个小乡村，他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他的父亲是一名私塾的老师，而母亲则目不识丁。父母养育了3男3女共6个孩子，而孟雄是其中最小的。八口之家，仅靠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和几亩田地来维持，生活非常贫困。
而雪上加霜的是，在何孟雄6岁和8岁那年，父母双双病逝。生活的不幸和贫苦，使何孟雄从小就养成了同情劳苦大众、厌恶土豪劣绅的思想感情，还有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生活作风和不屈不挠斗争的坚强性格。
何孟雄9岁时进入了当地的龙门学校读书，在班上，他是最努力刻苦的一个，所以每次考试成绩下来，他都是优良。虽然学习认真刻苦，但他并不是个只顾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他经常质疑老师的教学方法，甚至起来和老师作对，所以没少挨老师的板子。
尽管碰壁，他还是不改自己的性格，不向世俗低头，敢于向封建旧礼教抗衡。他的叔父思想守旧，经常批评他的思想和行为，但他毫不畏惧，与叔父背道而驰，因此，经常遭受叔父的训斥。何孟雄最终养成了不畏权威、无拘无束的性格，后来成为了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
不久，何孟雄去了长沙，在叔父担任校长的私立学校——岳云中学读书。何孟雄在此读书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时候，而长沙的新文化运动也正开展得火热，何孟雄趁机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他还曾代表岳云中学参加了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和焚烧日货的运动。
1916年冬，何孟雄进入湖南省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班学习。在本校机械厂实习期间，他开始接触工人，并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了学生国货维持会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何孟雄的三叔非常反对他进行这些爱国运动，于是，叔侄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何孟雄甚至说他是“土豪劣绅”；而他指责何孟雄“太调皮”，“将来会变成‘流氓’”。两人互不相让，怒目而视。从此，他们结下了冤仇。
被老师视为“调皮”学生，被叔父视为“调皮”孩子的何孟雄对留在长沙学习已不感兴趣，便打算去北京求学。而此时，曾在湖南高校任教的杨昌济已经转入北京大学，何孟雄曾经听过他的课，受到很大启发和熏陶，这让他更坚定了去北京求学的信心。
为革命入狱
何孟雄来到北大以后，做了一名旁听生。当时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趁着这个机会，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聆听了各个专家学者的演讲，思想境界进一步拓宽了。于是，他积极地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学校中一名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得到了他的赏识和器重。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何孟雄和同学们一起聚集到天安门，游行示威，随后冲进曹汝霖的住宅，火烧了赵家楼，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
同年底，何孟雄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这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从事改良主义实践。后来，他在李大钊的教育指导下，逐步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探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这些都为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初，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赴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员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料，这一举动被北洋政府的密探得知，并向北洋政府做了密报。当他到了满洲里以后，被奉系军阀抓获，随即押解到黑龙江的一所监狱，并进行了严刑拷打。何孟雄咬紧牙关，坚贞不屈，关于党的机密没有透露半个字。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诗《狱中题壁》：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就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关头，他还完整地保存了党的密信，并设法把自己请求营救的信函传递出监狱。这封信经过几个月的辗转，终于传到了北京。后来经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何孟雄终于从狱中被解救出来，回到了北京。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何孟雄特地起了个“江囚”的笔名，用以自嘲这一段被捕的经历。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何孟雄成为了全国最早的53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并与其中一名党员缪伯英结了婚，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妻。结婚后，他们搬到了北京景山西街的一个胡同居住，将住处充当中共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点。
领导铁路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一大”以后，北京共产党员发展到20多人。1921年，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京地委）正式成立，何孟雄成为首届地委书记。
之后，何孟雄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方面。他经常与工人们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并用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怀着极大的热忱，设身处地地为工人着想，工人们都非常爱戴他，尊敬他。后来何孟雄发动京绥铁路大罢工取得胜利，与工人们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1922年夏，受李大钊的委派，何孟雄来到京绥铁路，以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之前何孟雄仔细考察过京绥铁路，并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这次到工人中开展活动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京绥铁路工人生活一向很苦，工资微薄，而且还经常连续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再加上军阀混战，物价飞涨，工人们简直难以生活下去。更严重的是，京绥铁路新到的局长下令铁路的上层管理者每月加薪5元，而每位工人却分文不加。这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不满，在找当局交涉之后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何孟雄决定发动工人起来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铁路工人向局方提出了7条要求，限他们在24小时内答复，如不答复就立刻举行罢工。但铁路当局拒绝答复工人的要求，于是，忍无可忍的工人们举行了罢工。之后，张家口开往北京的一切列车全部停运。工人们还在各个街道进行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敢死队，手拿着棍棒在道口巡逻。
铁路当局为了阻止工人运动，就逼迫一名司机开动了列车。罢工的工人们听说后，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光着膀子卧在铁轨上，迫使已经开动的列车停了下来，他们阻止罢工行动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在何孟雄的领导下，顽强的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终于迫使铁路局方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此后，作为中共北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龙华烈士的英雄气概
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何孟雄曾三次向中共中央递交政治意见书，系统地批判“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因此，他被扣上了“调和派”的帽子。最后，何孟雄还受到了批评和不公正处分。但何孟雄从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出发，表示服从决议，保留自己的意见。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孟雄不幸被国民党逮捕。
那是1931年1月17日，按照叛徒提供的情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并且连同他的亲属也一起逮捕。
在法庭上被审判长审问时，他从容自如地回答着各种问题。由于他讲得有理有据，审判长竟然无言以对。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判何孟雄有罪，并把他押到看守所拘禁起来。
但在看守所的日子里，何孟雄并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继续思考着中国革命及其实践问题，并热烈地和一同被关押的同志讨论、研究。
残酷的监狱生活折磨着何孟雄，很快他就病倒了。大家知道他是何孟雄后，都非常敬佩，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帮助他战胜病魔。
在看守所里，何孟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他知道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身份很可能会暴露，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他早就做好了从容就义的准备。在押往看守所的囚车上，他就传话给自己的亲属说：“你们不要紧。我被解决后，请你们将两个孩子送给我的老兄抚养。”何孟雄认为，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完全是他的分内事。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1931年2月7日，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何孟雄从容就义了。他在死前还在一遍遍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1934年，同在看守所关押的革命者为了纪念何孟雄等人，写下了这样壮丽的诗篇：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