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说“国学”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8年末被推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张岱年全集》。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作，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称为国文，汉语称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支那之称，起于印度。支那一词的本义如何，其说不一。有人说是赞美之词，有人认为是贬义词。第二次大战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词，改称为中国，这是一项进步。中国学术称中华国学，是十分恰当的。
西方人研究汉学，有些是把汉学当做骨董来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样。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周秦以来绵延不绝，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但是爱国志士仍在努力直追。时至今日，固然经济还很落后，而在原子技术上已与先进国家接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在更新、再生的过程中。
如果中国赶上西方之后，是否会出现传统的断裂呢？我认
为那也不可能。当然，时代不同了，一定要创建新传统。但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在否定旧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所继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古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近几年来，“反传统”成为国内的时髦口号。然而鼓吹反传统的论者对于传统并无真正的研究，同时反传统者也正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一些反传统者强调“自我”与个人的主体性，有些人鼓吹金钱至上。实际上，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为我”、“贵己”的思想，而追求财利的风气更是由来已久。西晋时代鲁褒著《钱神论》，表明拜金主义久已流行了，并不是什么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旧创新）确实是今天的重要任务。秦汉以来，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维持了二千多年，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学术陷于偏枯，文化发展缓慢。15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了，其原因即在于明清时代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对于专制主义的遗风陋俗，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但是，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反专制的进步思想，固然没有达到西方16世纪、17世纪启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历史的价值，这就应该大力发扬了。
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这些学术中，医学（包括法医学）、兵学（兵法）都有突出的贡献，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两个原则还值得注意：一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古代思想家有许多深邃
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隽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难以通晓其中义蕴的。例如《周易大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张载所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些深湛观点，必须与西方辩证法学说对照才显出其晶莹的光辉。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春秋时晏子论和同之辨，强调“君所谓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能发人深省。古代的谬论很多，应加纠正；对于古人的一些确有所见的睿智，还应虚心思考，深切体会。
古代历史中，有些事实有明确记载，有些事实无明确记载。两汉至明清时代，信古成为风气，对于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凭主观想象加以推演。20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认为是神话，于是中国历史被大大缩短了。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历史不是被缩短了，而是大大拉长了。这就证明，轻易否定古代传统也是不足取的。有些历史事件，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不妨存疑，不宜轻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的时代，3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讨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真理的勉力永无止，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1989年3月20日
（张岱年著《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