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夏云就推门进来。她以为政委要听取支前宣传的事呢，一进门，就汇报开了。她说：“政委，地方上对支前这个工作是非常支持的，他们普遍开展了‘以实际行动支前，支援解放军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的学习活动。在提高对支前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拥军热潮。全市组织了各界人士代表团，冒雨到前线慰问，发动干群写慰问信等。全市先后向我们部队送锦旗33面，劳军袋(内装牙刷、肥皂等日用品和水果、香烟等食品)12480袋，写慰问信734封。-------。”她像打机关枪一样，把情况一股劲儿的讲了一通。刘政委在一旁乐得哈哈大笑。
“我选对人了。”刘政委笑着说。
“您说什么呢，”夏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说道。
“我准备调你去宣传科，当副科长。”政委可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真的？这次我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呀，”夏云的手在衣角上来回地搓着。
“夏云同志，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这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吗？现在要落实在行动上哟。”刘政委又开始幽默地“将军”了。
“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夏云愉快地说。
天下着大雨，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每走一步就非常困难，汉江平原上的泥土，是黄涟涟的，粘脚的很，可战士们的行军，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劲头。夏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二、三人一个组，分散在道路的拐弯处，山坡处，用各种形式给战士们鼓劲。你听，她们的快板是这样的唱道：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
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同胞两万万！------”
战士们路过她们的身边，立即被她们的情绪所感染，身上来了劲，脚步迈得更快了。战士们高喊：“再唱一个！来一个妹娃要过河呀！”附和声立刻响成一片。
马光推着车过来了，他推的独轮车上，放着一大堆枪支。他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让别人替他。一个营长这样地做表率，难怪他带的部队嗷嗷叫。
一个投诚过来的战士服气地说道：“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长官这样的带头，士兵一定会拼命的。”
部队越过了枣阳，跨过了随州，进入了安陆、孝感、黄陂，很快抵进了武汉市郊。马上就要到达武汉这个华中重镇了。
部队奉命在竹叶山附近休整待命。等待南工团长江分团三大队的同志们的到来，一起奔赴前线。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特别指出：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请示。12月9日，中央从整体部署，拟定了《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电复第四野战军，并致电有关野战军和华北、东北局。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向南挺进，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分别任总团正、副秘书长。下设三个分团，由从军政单位抽调的高级干部担任领导。
晚上十点多钟，南工团长江分团三大队的同志们赶到了驻地。他们一共有一百多人，是刚刚从地方上招来的知识分子、大学学生和有志青年，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他们的任务是随军行动。夏云被师里派去做好接洽工作，12旅现在已改编为135师了，形势发展很快，部队也扩大了。好在师里领导没有大的变化，都熟悉她。知道她有点文化，容易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接洽工作非她莫属了。
三大队的队长姓于，典型的老知识分子。你别说，人家的资历是很老的。刚刚成立南工团时，他就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夏云一见到他，觉得他很健谈。提出开一个小型报告会，把他知道的南工团的情况，向全体团员们做个传达，以鼓舞团员们，特别是刚刚入伍的团员们。他立刻就答应了。
报告会就在驻地的一个破旧的会堂里举行。于队长首先介绍了南工团成立的前后经过，他着重就中央首长们对南工团的关怀和期望做了详细地介绍。
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刚从河北平山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路经北平回东北去，临时被请来给南工团团员作报告。温文尔雅的张闻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他站在团员围成的大圆圈内，老友相叙似地娓娓而谈，谈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怎样走群众路线。
作为来自旧中国的大学生们，当时对解放军的一切还比较陌生，刚参加革命队伍，也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在思想作风上表现较多的还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的是书本知识，轻视实际工作，很少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张闻天那平易近人的形象、通俗的语言，深深感染着团员们。他以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切身体会，亲切地同团员们谈怎样深入实际和到群众中去，拜群众为师，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4月，陶铸给团员们作《中共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接近全面胜利的原因》的报告，在听陶铸作报告时，团员们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思想、学习、生活非常了解、关心和爱护。团员们心里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陶铸总是了如指掌。作报告，陶铸总是针对团员们认识上的主要“疙瘩”作深入浅出的、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答，使人心悦诚服。常常是台上讲完一个问题，台下立即引起一阵发自内心的欢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陶铸同志还讲了一个插曲故事。他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人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粱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里甘当普通战士。这究竟为什么？我真想不通。’
5月16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向一、三分团的全体团员作《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及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这样作开场白：“不用自我介绍，大家可能都认识我是周恩来。”一时间，台下气氛活跃起来。
于队长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央的高级首长。解放前，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听说过周副主席的许多故事和传说，能同我们见面都感到无比高兴和激动。由于那天台上的麦克风总是嗡嗡作响，台下听不清楚。周副主席索性不用扩音器，走到台前来讲，整个会场真是静极了，连个咳嗽声都没有。”
周恩来不带讲稿，侃侃而谈，历时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报告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阵容的崛起，详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和南下任务之后，又对团员们的思想给以认真的引导。他说：“你们当中有人认为南下犹如旅行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能把革命看得那样轻松，还有很多困难会出现在你们面前。还要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有足够的估计，如果思想准备不足，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惊慌失措，甚至丧失信心。”“你们要准备跌跤子、犯错误，也要准备受委屈。”“要准备最困难的情况，争取最好的收获。”他语重心长，感人心肺。
谈到国内形势时，一位警卫人员给周恩来递上一份电报。周恩来便立即向与会的团员宣读了电报，说：“就在我开始讲话时，武汉已宣告解放。”这一喜讯激起了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像某些人传说的那样，会以长江为界，打出一个'南北朝'来。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鼓励南工团员们要坚决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干革命，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朱德是在北京大学红楼前的民主广场，给他们作《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报告。他身着一套绿色旧军装，讲话时脱去外衣，露出白衬衣。报告一开头，朱德就很风趣地自报家门：“我是朱德。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购买'**'的两颗头，我就是'**'中的那个'朱'.”朱德讲：“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离京南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这座文化古城对知识分子来说有着特殊的凝聚力。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宁愿在这里穷困潦倒，不肯出走他乡。而今天大家却自愿离开这座古城南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壮举。”他接着讲：“历史上只有曹操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实际不过80万，说百万是吹牛。今天我们也讲百万雄师下江南，这是实实在在的100万。大家就是100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过江时大家要当心，如掉下去一个就不够了，后人也会批评我们吹牛。”全场顿时一片欢笑。
“今天大家参加革命很好，再晚一点就赶不上解放战争了。现在正是时候，部队和广大农村需要你们，特别是新解放区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坚决南下，愉快地走上岗位。”报告快结束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在革命**到来之际，如果你们现在不参加革命，几十年之后，你们的儿子、孙子问起你们来——爷爷、奶奶，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大革命中，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到那时，你们怎样回答呢？可不要做愧对子孙的事啊！”
董必武作报告的那一天，天气很热。报告一开头，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大家：“你们看看我像不像摇羽毛扇的那个诸葛亮？”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李立三给团员们作报告是在北京天坛寺。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左倾路线，我就是当年推行'左'倾路线的那个李立三！”话音刚落，大家善意地哄笑起来。待笑声平静之后，李立三接着说：“今天我为什么重提那个‘左'倾路线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吸取‘左'倾路线错误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不犯路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