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说道：“这些士族大臣们口口声声说是奸阉祸国，其实真正给大汉国带来最大灾祸的正是他们这些士族门阀，大汉朝的钱财都被他们这群硕鼠给全数纳入自己的囊中了。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大汉朝的民不聊生，祸乱四起。就拿今年的黄巾贼叛乱来说吧，他们这帮子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郑玄的语气更是气愤：“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仍然不知悔改，反倒是把这些原因推到了中官身上。的确，这里面的确有中官的原因，但是中官绝对不是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中官有多少？中官的亲友又有多少？再想想，这些门阀士族有多少？门阀士族的门生故吏又有多少？只要稍稍一想，就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因。可惜，大汉朝没有谁这样想，也没有谁敢这样想。
曾炩很是惊讶，作为这个时代的人，郑玄居然把其中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
郑玄继续说道：“至于那所谓的‘党锢之祸’，更是直接由这些门阀士族挑起的。这些门阀士族要全力打压中官，不给中官活路。人家中官也是人，你要置人家于死地，人家当然不会束手就缚。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官会留守才是奇怪了。再加上大汉天子想从这些门阀士族手中要回国家权柄，于是和中官一拍即合，共同对付他们利益的触犯者——门阀士族。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郑玄不过就是那池鱼而也。”
郑玄一针见血的指出：在这些门阀士族的眼中，根本没有把大汉朝的五千万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他们也不希望大汉天子真正的掌握国家权柄，他们的眼中，只有他们这些门阀士族的利益。他们口中的江山社稷，是他们士族门阀的江山社稷。谁要是触犯了他们士族门阀的利益，那就是江山社稷的祸害，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罪恶之源。比如像是你，你在中山国一心为了百姓，置这些门阀士族的利益于不顾，那么你就是他们口中的大汉江山社稷的祸害，他们就要整死你。这些士族门阀治国无能，嫉贤妒能倒是大能。这些社稷的硕鼠要是不除掉，大汉朝就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更没有强大的可能。
郑玄说，这些事情是他在拜马融为师之后才体会到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从马融处学成归家后一直不接受朝廷征召的真正原因。在这些门阀士族执掌大汉权柄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被这些人所容忍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既然如此，还不如不接受朝廷的征召，潜心做学问的好。
曾炩没想到这其中还有如此多的黑暗内幕，这和他之前的认识殊为不同。但是郑玄的分析是具有十足的理由的，不由得曾炩不相信。而从后世得知的零星的认识，更是让他对郑玄的见解深信不疑。
曾炩非常佩服郑玄的认识，在受到“党锢之祸”的直接影响后，他还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是不易。也难怪他会有那么高的成就，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可以说，在整个大汉朝，有如此清醒认识的，绝对是仅此一人。
曾炩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而自豪。他知道，有郑玄为他指路，他绝对能免走许多弯路。曾炩知道，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仅仅凭借他掌握的超越这个时代的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向郑玄学习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
今文学派学者的学术活动，随着儒家经学研究风气的兴盛，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成为汉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为官方政策的理论来源，另方面也作为批判及引领政策的知识传统。
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学的发展过程，又随着博士官的纷纷设立而更加稳固下来。虽然在王莽时期及东汉以后曾因若干古文经学被立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层面而言，今文经学派可谓在两汉之际都获得政府的重视。
在研究以今文写作的儒家经典的学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论性作品中充满了汉代人的新知识观点，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可以称为今文经学者中最能代表两汉思潮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观点相异的论争焦点，相当大一部份也就在于对春秋学的诠释、理解观点之差异上。
春秋学的学术传统与今文经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学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学派的理论基础，由于他的理论为武帝所需，武帝以后，许多政治体制的议题辩论，也都环绕在春秋学的诠释观点中，成为今文经博士官学中与政治问题最有关涉的学门。
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战国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侧重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战国时鲁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则立论较为平实，然两者皆为今文经学派所侧重的经典。最早于景帝时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学被立为博士官，武帝时研究谷梁的经文家与公羊春秋派辩论，公羊仍胜，后至东汉宣帝时，谷梁春秋亦立学官，此为今文学派的内部之争，至西汉末之刘歆在官方搜集而尚未整理的藏书处校阅古书时，发现了许多古文版本的经书，后建议立古文经博士时，始有古文学派的左氏春秋与今文家的春秋学之竞争。
自从经学研究成为官方肯定的专业学问之后，就已显示了政府与学者都将以之为政治措施的观念来源，而这也正是先秦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根本，然而在今文经学家的学术风气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学理论建构肇其端，既重视春秋中微言大义的引申于时政之上，又强调天人感应之神学目的论世界观，在配合了西汉宗教迷信发达的时代风气之下，今文经学家的理论遂提供了谶纬迷信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皆公开利用，甚至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都是使谶纬之术发达的因素，这样的政治风气显然不是历史的常道。
今文经学的这种研究风气，直至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等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学风出现后而告中断，而谶语之术虽经两汉以后历朝的明令禁止，却仍保留在道教传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神学迷信方式，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历史。不过，这是后话，此时，曾炩的老师郑玄还没有完成这一事业呢！
就今古文之争的意义而言，有好几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官学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团间的斗争；文化上的意义是，开创帝国气象的政治与神学结合的知识活动，与回归先秦的义理与考据结合的知识活动之竞技；理论上的意义是，汉代新起之天人感应灾变的宇宙论，与朴实的先秦人伦进路之世界观的交战。就今古文学风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为政治意识型态学而建构的解经体系意义上，两者对于两汉时政皆有实际的影响力量，而其个别学术力量的起落则与官方的抑抬有互动的关系；在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意义上，古文经学派对于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训诂工作有重要贡献，而今文经学派则侧重地发挥了儒学与政治活动结合的义理诠释工作；在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面意义来看，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学在哲学观念的创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较于汉初黄老、道教哲学、淮南子、抱朴子等，整体地说皆有逊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及易学官学结合了两汉的天文气象学知识才颇有理论上的创造力。
然而，这些不是曾炩关心的，他来自于一个法制社会，相信法律的力量。道德太过飘渺，完全由人的主观意识而决定，并不是作为治国理论的好选择。它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对人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该怎么处事。但是论道治理国家的时候，再用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用曾炩的观点来说，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只是用于教育人，而治国，还是用法家的观点为好。最好的还是后世所制定的成熟的法律。
不过，经此一事，曾炩却是长了不少见识，也知道在这个时代，他还需要注意许多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人的观念，和他原来所处时代的人有着天差地别。如果不注意，他将处于泥沼之中，做什么事情都会步履艰难。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