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生告诉我，这个妇女的家里也非常贫困，她的名字叫李小四，于是我们便跟着她去她家里采访，走过几条田埂便到了她家门前，那是一处非常简陋的房子，墙是用泥巴加稻草糊的，门是用竹片编的，门头上挂着一块画着符语的驱邪用的红布。
屋顶上盖的东西是一些塑料纸和一些油毛毡，且多处破损得很严重，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从屋内走了出来，拿出几块木头就当是凳子给我们坐，我们便开始采访他，原来他就是这家的男主人，名叫朱老象，今年35岁。
他家里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最大的孩子叫朱光海，是个男娃子，今年10岁，在读一年级，是家里唯一上学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以至到了适龄年龄却没办法上学，将来能不能上学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们家没有种甘蔗，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一年之中只有收获玉米的时候有两三个月口粮，其余的几个月属缺粮期，全靠帮工赚点钱来购买粮食，帮工的薪酬最高为10元每天，我问他有没有收到过救济粮，他说，在去年，特区政府给过十五包大米。
推开那扇会吱吱呀呀直叫唤的竹门，我进入他的房间，只见狭小的房间里放着几张暂且可称为床的东西，在四个床脚上用几根竹杆牵拉着，再在上面铺上竹片就成了床。
床上铺了一点棉絮和几块破布，还有一些破旧的衣服，因为没地方放，也就堆放在床上，而这就是他们晚上用来睡觉的地方。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家的小娃子陆续回来了，我打开背包，给了朱老象两包烟，再给他们的孩子留下了几本漫画书，在和平村村采访的这几天中，我给每一个采访过家庭的孩子都送了几本漫画书，其中有一个小娃，在我把漫画书递给他的时候，还怯生生地望着我笑了，直到李小四叫他接下，他才敢伸出手来接过漫画书。
他们接过漫画书之后的表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是怎样的一种开怀，看到这些小娃们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的样子，以及那像小山兔一样怯生生的表情，我真为他们的困难生活感到难过，真是觉得穷人家的孩子贱如犬。
告别朱老象一家之后，我们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姜小三的家，同样的破房子，同样的房间摆设如出一辙。
我们到了她家时，她正在生火做晚饭，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家里穷，没有凳子坐，只好让我们坐床上。
姜小三今年三十七岁，与老公唐李发都是文盲，家里有四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唐龙贵已十四岁了，没有读过书，只有老二唐冬云在读二年级，今年十岁。
家里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最多可勉强维持半年生计，平时两夫妻都出去帮工，现在帮别人收割甘蔗为四毛钱一捆，因为没钱，家里连电都无法通上。
她家最大的财产就是两头猪，等长大之后，一头猪可卖三四百元，这里喂猪是从不用粮食和饲料的，基本上是砍芭蕉树和一些野草来喂的，所以猪长得也不快，一头猪通常要养上一年多。
看到她架在灶上的饭锅正冒着热气，我揭开锅盖一看，里面有一点大米混着其它的杂粮在一起煮着，我问她煮菜的时候放不放油，她说，除了自家杀猪留点油吃，其余时间基本上是不放油的，因为油贵买不起，煮菜的时候放点盐巴就行了。
临走的时候，我拿了几本漫画书放在她家的竹床上，老二见了，动作非常麻利地扫了过去，用身子给压住了，另外三个孩子一拥而上，为了抢漫画书而打起架来了。
从清水河组出来之后，我们便动身前往大旧寨，李老生的家就在这个寨子里。
在一处看不见人烟的山谷里，见李老生扛着那条突击步枪很是意气风发，我一时兴起，便要他让我开几枪试试，因为我从未开过枪。
他便递过那条枪给我，我对着远处一棵枯树开了一枪，第一枪竟是一颗臭弹，他便把臭弹松了出来，再递给我，我开了第二枪，这一枪打响了，可惜没有打中那棵枯树，因为山谷里很幽静，再加上回音，声音显得特别尖锐，跟电影里听到的那种借助道具做出来的声音完全是两码事，由于该枪的设计比较合理，所以开枪时的后冲力不是很大。
我发现马路旁边的树枝上套着一件苗族女子的衣服，我便问李老生，为什么这件苗衣会挂在树上，他便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在邻近的道水村，一个大苗族女子因为丈夫去世，又要抚养两个孩子，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便做了一件坏事，把寨子里的一个堂嫂拐卖给人贩子了。
那个堂嫂的丈夫在悲痛之余，便恶从胆边生，把她给放江了，我问李老生：“放江是什么意思呀？”当他把答案告诉我之后，我便瞠目结舌了：原来放江就是把人砸晕，再扔到河里淹死，跟电视里看到的浸猪笼差不多，而为了提醒和警示世人，那寨子里的人便把被拐卖妇女所穿的衣服拿出来到处挂，以作宣传之用。
听当地人说，由于当地生活困难，有些外来的不法之徒便以介绍对象或是结婚的名义到此处拐卖人口，经常可听到一些人家骨肉分离的悲惨故事。
前面的小路上出现一群赶牛的娃子，此起彼伏的铜铃声像风铃一样清脆地从山头上传来，尽管我加快了脚步，可还是没能赶上他们，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消失在一个弯道上。
到了李老生家的甘蔗地边，他从路边的甘蔗堆上折了一根甘蔗，我们三个便咀嚼着甘蔗往大旧寨赶，又走了一段上坡路，终于到了大旧寨。
大旧寨是一个没有通上电力的村寨，全寨有七十多户人家。在一个破旧的窝棚前，五十多岁的王老元刚从地里回来，与老婆罗小改正在房前休息，他们仅有的一个两岁大的儿子在地上玩着树枝和泥巴。
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他很客气地搬来了一条小板凳，我给了他两包烟，他客套了几句收下了，他家的情况也是相当困难的，没有水田，只种了一点旱稻，全年有七八个月甚至十个月会出现粮荒，因为无地可种，只好出外帮工赚点生活费。
我问他为什么五十岁了儿子还这么小，他叹了一口气告诉我，在现在这个儿子之前，他还生了五个小娃，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带活，他还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村长给了一点粮食，才使全家勉强度过了饥荒。
我给了他的小儿子一把糖果，那小家伙把糖果塞进口袋之后，还向我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我只好又给了他一把糖果。见此情景，王老元夫妇在一旁憨笑着。
告别王老元一家，右边的一个小土坡上有一处破烂的房子，一个头上缠着黑布的老奶奶愁容满面地坐在自己家门口。李老生告诉我，这个老奶奶的家也非常困难，于是我们便去她家了解情况。
听说政府派人下来采访了，老奶奶便从屋里叫出了一个老头子，我们便坐在他家门口的一根木头上采访，我递给这个名叫王三的老头子两包烟，他憨笑着收下了。
我问他家的生活情况，他点燃了一枝烟，吐出一个烟圈介绍说，自己原来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娶了媳妇，后来媳妇和三个儿子都生病死掉了，现在家里还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叫王老重，是个文盲，今年30岁了，还没有结婚，现在正在生病，由于没有钱治，只好硬挺着。
小孙子叫王老喜，也是个文盲，现在20岁了，家里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全年都难以吃上几顿饱饭，全靠出外帮工赚点钱来买大米，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养着的那一头牛。
正说着的时候，他的大孙子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脸菜色，满面病容，看来病得不轻，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许金凤老奶奶一直紧锁着愁眉，蹲在地上一脸忧色，我叫李老生给了她一捧糖果，她伸出黑松树皮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收下了。
辞过王三一家，我们来到了杨小四的家，这个时候村子里有些人围上来了，站在我们周围，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村里的人生活得实在太困难了，什么都没有。
杨小四刚从外面帮工回来，一身的汗水，满头的草屑，她是一个寡妇，今年33岁，也是个文盲，长着一副男人一样壮实的身材。
她的老公罗老大因为吸毒死了，留下三个儿子让她一个女人家抚养着，最大的儿子罗新华11岁了，才读一年级，二儿子罗新伟10岁了，却还没有上学，三儿子才五岁，家里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打下来的玉米只够换三个月的口粮，全靠她出外帮工赚点钱来支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
而这里帮工的薪酬是非常低的，一般是七八块钱一天，好的时候可以拿十块钱一天，由于山里人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都非常差，所以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正在生病，无钱医治，只好硬熬着。
我提出要去看看她生病的儿子，由于当时天已微黑，她便从邻居家里借来了一个手电筒，我弯着腰钻进了她家中间的屋子，打着电筒朝床上照去，一个孩子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照向他的手电光，痛苦地**了一声，只见他满头是汗，脸色潮红，可能正发着高烧。
我再转到另一间屋子，那破烂的被子里同样裹着一个正在发着高烧的孩子，我看到被子里他那瘦弱的身躯在微微地颤抖着，看到这个家庭这种凄苦的场景，我的心里就像那两个发高烧的孩子一样难受，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体质很弱，所以也经常得病，也常常是这样苦熬着。
我叹了一口气，从钱包里拿出一千块钱塞到杨小四手里，叫她给两个孩子去看医生，别耽误了治疗，在手电筒那微弱的灯光中，我看到杨小四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感激却又非常木愣的表情，她一时竟变得无所适从，接着钱的双手激动得一抖一抖的。
我再叫李老生捧了一大捧糖果放在她家的那张破桌子上，我只是一个记者，是一个小人物，无钱无势，在这充满痛苦的扪心自问中，我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