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中的“关云长”
——张子清
天很快就要亮的，黑云就要散了。
——张子清
张子清（1902～1930），生于湖南益阳，湖南讲武学校第二期毕业。1925年，张子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他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营长、团长，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兼第三十一团团长，湘鄂赣红军第五参谋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等职。1928年4月，张子清在作战中负伤，久治不愈，于1930年5月在江西永新逝世。
回援井冈山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王尔琢、何挺颖、张子清……毛泽东曾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毛泽东的思绪又回到了“亿万工农百战多”的艰苦岁月，他感慨地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人民江山……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啊！”
张子清，就是这千百万革命先烈中的一位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他，是一位面容清秀的有志青年；他，主动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毅然投身革命；他，身为师长，负有重伤，而把仅有的一点用来消毒的盐献给了自己的战友……
张子清的家乡在湖南省益阳县桃江镇板溪的农村。他的父亲曾参加同盟会及湖南新军，辛亥革命后曾任团长及湖南江道区的司令官。张子清自幼受反帝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1920年，他在湖南讲武堂毕业后，积极参加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张子清主动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来到广州，进入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毛泽东派张子清到湘北岳阳去与领导华容一带农民武装的何长工联系。他寻找何长工无果后，由岳阳回到武汉，被派到国民政府警卫团任连长、三营副营长，后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10月，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沿湘赣边界南下开展游击活动，在民众中扩大政治影响。10月23日黄昏之际，工农革命军在快要进入遂川大汾镇时，意外遭到遂川县靖卫团肖家璧部五百余人的袭击。战斗打响后，张子清指挥第三营攻夺被敌占据的制高点，却被肖匪隔断，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最终与团部失散。当夜，毛泽东只带领着第一营一个连与团部特务连共两百多人从大汾退出来，情况十分危险。
11月上旬，工农革命军两百多人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扰袭茶陵的两个连也由宛希先带领回来了，而张子清的第三营却一直杳无音信。这时候，有人在毛泽东面前说：张子清带走第三营离开了这么长时间，有可能投到国民党那边去了。那人的理由是张子清是湖南人，又曾在湘军陆军第十二区司令部任过上尉副官。毛泽东第一次听到有的人这样说，并不在意，只是说了一句“不会吧。”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听到了类似的话，而且是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的议论。团长陈浩也说：“三营早完了，即便没有被消灭，也会投降敌人。张子清出身豪门，父亲又当过湖南江道区少将司令官，能可靠吗？”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缓缓地说道：“我看张子清绝对不会带部队投降敌人的。三国时候的关云长，也在兵败后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买利用这个智能双全的大将，又是封官赐爵，又是赠送金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费了多少心机！可是，关云长一旦得到了刘备的消息，立即骑上赤兔马，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终于回到了兵少将寡的刘备身边，关云长的毅然之举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入党多年的同志，就比不上一个关云长？我看他决然不会投降敌人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又以一种激动起来的语调补充了一句：“我是这样看的，信不信由你们。”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话得到了验证。12月下旬，湖南军阀派出第八军吴尚一个加强团，并纠集周围几个县的挨户团向茶陵进攻。宛希先率领一营、游击队及赤卫队在城西山头上堵击敌人，正当战斗最为激烈，渐渐力不能支的时候，一支四百多人的援军突然而至，投入到战斗击败了敌人。敌人背后受击，阵脚大乱。宛希先见敌后杀出援兵，命令部队奋力射击，敌人终因抵不住两路夹击，不得不逃离城外十多里。
这支援军就是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在失散的两个月时间里，张子清带领的队伍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在遂川大汾被肖家璧的敌军隔断后，部队沿着山梁向左侧撤走，暮夜中又辨不清方向，结果离大汾越来越远，偏向桂东县方向。张子清与何挺颖、伍中豪带领队伍在桂东农村游击了一段时间，进入鹅形地区，与正在崇义上堡进行整训的南昌起义余部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朱德和陈毅。陈毅告诉张子清，报纸上说湘东茶陵有一支革命军在活动，张子清估计是井冈山的队伍，就带着第三营一路赶过来了。
一天，张子清带领队伍来到茶陵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正原地休息。突然，茶陵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张子清和何挺颖、伍中豪向茶陵方向观察一阵后，简单商量一下，下达了命令：“同志们，向着茶陵方向，跑步前进！”队伍沿着山道跑步下山。这时的茶陵城头正是炮火密集，硝烟弥漫。敌人在火力掩护下猛烈攻城，茶陵城处境十分危机。
张子清通过侦察，得知是一营被敌人围困，急忙召集战前会议。他对何挺颖、伍中豪等人说：“敌人有二十多个连的兵力，目前，一营的同志们，处境十分危险。我们营应集中兵力，突然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冲开一条血路，把一营的同志们救出来！”大家都表示赞同。
张子清见意见一致，大声说：“好！马上出发！”随着张子清出击的命令，队伍潮水般地冲出树林……
战斗结束后，分别两个多月的一、三两个营在茶陵城重逢，宛希先见到张子清，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找得你好苦啊！毛委员说你是关云长，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时也非常高兴，赞扬张子清在斗争如此艰苦而又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部队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保存了一个营的有生力量，是十分重要的贡献。
抵制叛变
1927年12月下旬，张子清与团长陈浩的部队会合后，准备离开茶陵，返回井冈山。原本，他们准备东撤，抄近路回宁冈。可城东渡口的浮桥早已被陈浩派人连夜偷偷拆除了，部队不得不南撤。
陈浩拆除城东浮桥，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秋收起义失利后，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更不甘忍受革命队伍内的约束，起了叛变之心。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原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陈浩的老师，此时方鼎英带兵开往茶陵、安仁一带。陈浩和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经过密谋，派人带着写给方鼎英的信去湘南寻找，意欲投靠。为此，上演了拆除东门浮桥那一幕，迫使部队南撤。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等人觉察出了陈浩的异常，他们一面立刻派人报告毛泽东，一面抵制陈浩的叛乱行为。
陈浩率部到达茶陵南面的湖口圩。在这里，部队发生了一场大争执。陈浩想命令队伍继续前进，但张子清等人坚决发对这一决定。面对大家的质问，陈浩说：“根据近一两个月的武装斗争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在湖南发展较为有利。井冈山虽然地势好，可人口稀少，对壮大队伍不利。湖南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兵源充足，能使队伍迅速扩大。”徐庶和黄子吉等人纷纷附和。
张子清见陈浩如此心口不一地口若悬河，坚决地说：“不管到哪里发展，首先要经过前委的同意，茶陵突围后，本应返回井冈山，可是我们却南下湘南，究竟是什么企图？”宛希先、何挺颖、伍中豪等人也坚决反对陈浩的意见，主张率部队向东，撤回宁冈，尽快回到毛泽东身边。
陈浩以团长的身份下达命令，想迫使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就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接到报告的毛泽东赶到了湖口圩。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湖口圩主持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揭露了陈浩一伙企图将部队拉向湘南叛变投敌的阴谋，并将陈浩、徐庶、黄子吉等人扣押。第二天，毛泽东继而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会议，宣布将茶陵赤卫队、游击队、纠察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由张子清任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
1928年3月上旬，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张子清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张子清成为毛泽东深为器重的军事助手，协助前委书记指挥了攻打遂川县城、攻克宁冈县城的战斗等，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张子清有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具有革命斗争的智慧，对问题深思熟虑，并善于整训部队。他对待士兵不但从不打骂，而且如同亲人。因此，他在部队中威信很高，干部、士兵都愿意接近他。作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张子清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赞赏。
青山忠骨
1928年3月中旬，井冈山的军队调往湘南，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随毛泽东进入桂东、资兴，接应向湘赣边界撤退的湘南农军。4月，为了掩护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
部队上井冈山，张子清带领一个营，赶在敌人前面，消灭了酃县守敌，并在城西接龙桥与湘敌的一个团展开了激战。战斗打响后，张子清身先士卒，沉着应战。在这次战斗最紧要的是时间，他能多坚守一天，多坚守一小时，甚至多坚守一分钟，对毛泽东和朱德的队伍会合都有莫大的好处。张子清带领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冲锋，并适时组织反击，坚持战斗了两个昼夜，杀伤敌军数百，争得了时间和主动，保住了上井冈山的通道，使朱德、陈毅部队顺利向井冈山转移。
不幸的是，张子清在指挥战斗时，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了他左脚，并深嵌到踝骨里。张子清忍着剧痛，仍未离开前线，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才让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回了后方医院。
由于敌人的封锁，小井后方医院医疗器械十分简陋，动手术时连麻药也没有。受医疗条件限制，张子清的手术很不理想，医院主任王云霖用钳子寻找了几次，可是子弹完全钻进踝骨里面，没有露出头，怎么也夹不出来。张子清的伤口流了很多血，痛得几次昏厥过去。他醒过来以后，对王云霖说：“王主任，再找一次吧。”就这样，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连续做了两个小时的手术，可子弹依然没有被取出来。
毛泽东知道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难过地说：“张子清是我们队伍中的关云长！当年关云长让人做‘刮骨疗毒’的手术，咬得牙关铮铮响。现在张子清切开脚板用钳子夹弹头，几次痛得昏死过去，这不是与关云长一样吗？唉，我们的医疗条件太差，苦了伤病的将士们！”
张子清的伤口开始溃烂，伤情一天天恶化。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仍带着重伤坚持斗争。
5月4日，在宁冈龙市召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编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师，朱德兼十师师长，张子清被任命为第十一师长（因负伤未愈，由毛泽东代理），陈毅任十二师师长。出席建军大会这天，张子清是躺在担架上被抬着去的，他穿着整洁的军装，依然精神抖擞，神采奕奕。5月20日，湘赣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上，张子清被选为第一届特委委员与边区政府军事部长。在特委书记邓乾元去中央报告期间，张子清代理边区特委书记职务。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对张子清师长非常关心，多次劝他下山治疗。张子清却谢绝了，他语气诚挚地说：“我的伤可以派人护送到长沙去治疗，还有这么多受伤的同志，他们又怎么办呢？”他一再坚决不肯离开队伍，而与其他伤病员一起在小井医院接受治疗。此外，张子清面貌清秀，不易扮成农民，脚上又是枪伤，不易混过敌人检查，因而几经踌躇，没能被送到山下治疗。
在伤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张子清仍然精神饱满，热情帮助其他伤员读书、学习，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还经常以唱歌、吟诗、讲故事、说笑话的形式鼓励大家战胜伤病，早日恢复健康。当同志们为他的伤势担忧时，自己却很乐观地说：“我会活下去的，最多成一个残废。脚残废了算什么，照样干革命。”他还曾坚定地说“天很快就要亮的，黑云就要散了。”他这种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深深地鼓舞着大家。
因为药品奇缺，住在医院的几百名伤病员全靠盐水消毒。有一天，战友们又来看望张子清，并将节省下来的一点盐送给他洗伤口。张子清再三谢绝，但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他小心翼翼用油纸把盐包好，珍藏在床头，舍不得用，每天照旧用金银花水洗伤口。一天，张子清听说医院断了盐，不少伤员伤口溃烂，伤情恶化，医护人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把护士排长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给你一样东西，但你一定要按我的意见去做。”护士排长点头后，张子清把藏在床头的一个油纸包交给他。护士排长打开一看，是盐！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张子清反复叮嘱他：“盐不多，你一定要把重伤员的伤口洗一遍，有可能的话，再把所有伤病员的伤口洗一遍。”
护士排长双手捧着盐，感动得流下热泪：“师长，您也是重伤员啊!”他知道，张子清住院以来，忍受着难以想象的伤痛折磨，常常日夜不能入睡，但他从不叫一声苦。现在，当医院遇到新的困难时，他又把平时舍不得用的盐献出来，怎么能不让人为之感动？这件事很快在医院中传开了，并传到了前线，成为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强大动力。
由于枪伤长时间未得到有效的治疗，导致伤口感染，病情恶化，1930年5月，年仅28岁的张子清牺牲了，战友们含泪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永新县城东的东华岭上。
如今，在井冈山小井医院遗址前矗立着的“师长献盐”的青铜雕像，依然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感人的故事。
张子清以非凡的军事才能，紧紧跟随毛泽东，在险恶的形势面前，数次挽狂澜于既倒，为拯救中国工农红军做出了特殊贡献。张子清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生命虽然短暂，可他的光芒却永不褪色。
“朝闻道，夕死可矣”——杨殷
“现在已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来了吗？”
——杨殷
杨殷，（1882～1929）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转为国民党党员。1917年在广州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11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与彭湃等人在上海被捕，30日，被秘密杀害于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中国工农红军曾建立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以志纪念。
从盐务师爷到共产党员
杨殷与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从杨殷故居往东南，穿过几条青石巷，走过几户人家，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1892年下半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来，受哥哥的资助建了这座房子。杨殷就是那年8月12日出生的。
孙中山是杨殷儿时的偶像，而同情革命的家庭氛围，也使反清的信念自幼根植在了他的心中。年少的杨殷经常在学校宣传反帝反清的思想，校方因感动恐慌而把他开除，1910年杨殷离开家乡到广州圣心书院读书。
1919年初，杨殷经人介绍到广州西关盐务嵇查处任师爷。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在广东广泛传播，杨殷在街头买到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这让他大开眼界。杨殷最早就是从这些书籍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而且也知道了社会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他感到，中国革命靠国民党难以取得成功，似乎也得走十月革命的路子。
192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降大雨，杨殷的两位朋友杨章甫和梁复然刚好走到杨殷任职的盐务稽查处附近，便到他的住处去避雨，进去时见杨殷躺在卧椅上睡着了，一本书从他手中滑落地下，杨章甫捡起来一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杨章甫推醒杨殷说：“想不到你这‘帝国主义’的高级师爷也关心起马克思主义来了，真是怪事！”
杨殷忙说：“这是本好书哇！你们也该看看，真是开卷有益。要救中国，非此不可。明天，我把书送给你们看。”
第二天，三人如约到一家茶楼相聚，杨殷把书送给杨章甫和梁复然，给好友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还说他很想认识广东的共产党人，可惜又没人介绍。
其实杨殷不知道，杨章甫、梁复然正是共产党早期广东支部的重要成员，二人找他的目的也正是想邀他入党。此后两人向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汇报了杨殷的情况，同年冬天，杨殷由杨章甫、梁复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杨殷在翠亨老家广有田产，富甲一方，在盐务处高级师爷任上也有着丰厚的薪水，所以党内同志开玩笑称“把‘玉麒麟卢俊义’吸引进了革命队伍。”
杨殷入党不久后就职掉了盐务处师爷的职位，一心投入到党的工作中。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经费缺乏。杨殷把家乡的大量田产卖掉，捐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连已故妻子陪嫁的首饰也全都卖了出去。杨殷干革命，把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有的借钱，有的帮着照顾子女。孩子们分散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他的女儿杨爱兰后来回忆说，那时常常思念父亲，却很难盼到父亲回来看他们一次。
在杨爱兰小的时候，有一天，她和弟弟被接到药厂老板陈伯伯家里吃饭。陈伯伯问他们：“你们想不想爸爸？”两个孩子争着说“想啊！爸爸都已经好久没回来了！”孩子们不知道，此时，就在陈家的阁楼上，有一个人正在默默地看着他们姐弟俩用餐，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父亲杨殷。然而，出于安全考虑，直到小姐弟俩离开陈家，杨殷一直没有下来和两个孩子见面。
有许多人不能理解，杨殷为了革命，把大量家财散尽，骨肉难以团聚，这是何苦呢？而在杨殷心中，为了救国救民，牺牲个人的一切也在所不惜。
建立中共广东特工机构
1922年底，受党组织派遣，杨殷赴苏联学习。1923年夏天从苏联回国到广东后，受党指派从事工人运动，并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四区分部执委兼秘书。
1925年5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中共
两广区委派邓中夏、杨殷等人组成“党团”，到香港、广州租界沙面，发动工人罢工，支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21日，沙面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两支罢工洪流汇合，共有25万人。杨殷和邓中夏、黄平、杨匏安、苏兆征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坚持到1926年10月才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这次工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杨殷作为省港大罢工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之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殷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正面斗争的同时，还建立中共广东特工机构，为革命斗争获取重要情报。
1925年8月20日早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时，不幸在门前遭歹徒行刺。面对敌人的疯狂反革命活动，中共广东区委迅速加强特工工作。杨殷利用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的优势，从海员中挑选一批中共党员，安插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做搜集情报和保护左派人士工作。并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人员，在省港澳各地建立了情报站。后来，杨殷还在广州市文德路开设荣庐俱乐部，专门接待高级党政干部和知识界人士，从中搜集情报。
杨殷非常善于发现和培养特工人才，他把香港女工李少棠培养为出色的情报员和交通员。木匠出身的郑全，也是杨殷培养的一个情报员，他在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中协助杨殷掌握斗争动态，后又打入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为党收集情报，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传递情报，杨殷还经常派年仅十一二岁的女儿杨爱兰来往于港澳之间。那段时间，每到周末，杨爱兰都要拿着上学用的藤箱往返于广东、香港和澳门之间，而每次的目的地都不一样。她按照父亲嘱咐的，跟着前面的一位叔叔，但不要跟得太紧，叔叔坐船坐车，她也跟着坐船坐车。有几次，到了指定的地方，都会有叔叔来拿杨爱兰的藤箱，并问她：“阿兰，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而回到广州，又会有叔叔来翻她的作业本。有时他们会拿着本子在火边烤。年幼的杨爱兰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父亲觉得一个小姑娘不会被敌人注意，就让她充当了革命的小交通员。情报就藏在她的作业本里，是用牛奶或特殊的墨水写成的。
杨殷从事特工工作机警应变，经验丰富，多次在敌人的眼下脱离险境。大家非常关心杨殷的安全，特地为他做了一个夹层箱，便于携带秘密文件和防卫武器。这个夹层箱子，现在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身处险境的特工人员为革命的洪流推波助澜，做出很多贡献。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领导南方局。在周恩来等未到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张太雷负责全面工作并兼广东省委书记，杨殷负责临时南方局的军事和肃反两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兼任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工委工作。他主持建立了肃反委员会，成立了消息局（类似现在的情报局）和手枪队（又名红色恐怖队）等组织机构，专门负责搜集情报，追捕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这些机构也都是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形式的公安保卫机关的雏形，杨殷也就成为中共情报和交通工作的重要负责人。
广州起义的重要成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根据中央决定，两广区委改组为广东省委，杨殷任省委委员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省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
杨殷化装成商人，奔波于广州、香港和澳门地区，把大革命失败后逃散的党员和工人骨干召集起来，组成三千余人的工人赤卫队，亲任总教练进行训练，为起义准备力量。
起义需要大批经费，杨殷把自己广州和香港的几处房产卖掉，又回家乡动员弟弟把家里的五十亩良田卖了，后来还向堂兄借了数万元港币，全部作为广州起义和安置起义后赴港人员的费用。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在广州北部的教导团员把营内的反动长官消灭以后，由杨殷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起义领导人带领教导团举行起义宣誓，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杨殷率敢死队攻下广州市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迁到这里，随即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成立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了《苏维埃政府宣言》，颁布了政府政纲，通过了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张太雷任政府代主席，叶挺任总司令，杨殷任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
到第二天中午，兵工厂、电话局、电报局、财政厅等市各机关和西关七、九、十区全部占领。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祥等国民党大员惊惶失措，狼狈万分。驻在沙面的外国列强争先恐后逃亡香港。
杨殷下令各路起义军立即组织搜捕小组，肃清反革命，把沾满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鲜血的国民党反动头子沈藻修等，押到街上，宣判死刑并没收他的财产。
12月13日中午，杨殷出席了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权群众大会。会后，张太雷乘车赴观音山战场，途经惠爱路、大北直街交叉口时，遭到市内国民党残部袭击壮烈牺牲。杨殷继任广州苏维埃政权代理主席，指挥调度全盘工作。
短暂的胜利后，国民党便出动了大量军队。尽管当时广州几乎全城动员，人力车夫、菜贩、酒楼工人都加入杀敌的行列，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数量实在太多，再加上军舰大炮攻击，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杨殷等人指挥工人赤卫队，掩护工农红军正、副指挥叶挺、叶剑英率队撤向海陆丰。杨殷在最后撤离市公安局往西关途中被敌人发现，一位叫谭灿新的赤卫队队长为了掩护杨殷，抡着大刀与敌肉搏，最后壮烈牺牲。杨殷被“陈李济”药厂的工人拉进了分店，伪装成工人，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后来又在药厂老板的帮助下化装成生病的老人，被亲戚搀扶着转移到香港。不久又辗转来到海陆丰，与彭湃一起展开粤东区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运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一样，都错误地受到批判和党纪处分。杨殷没有为自己申辩，仍然全力以赴地处置起义的善后工作，积极接待安置到港的同志。那时，许多同志流落港澳，生活无着，遇难家属急待抚恤。杨殷到处筹集经费，同时又耐心教育大家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指出“起义是失败了，但血是不会白流的，现在已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来了吗？”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左”的惩办主义错误。4月13日，广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杨殷当选省委委员。
用生命捍卫信仰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杨殷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大以后，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军事部长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负责组织秘密军事武装。
曾在彭湃属下任团长的白鑫偕妻子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任秘书。不久，彭湃奉命到上海出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决定让白鑫当彭湃的秘书，白鑫的住处成了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但白鑫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敌人以一辆小车和五万大洋将他收买了过去。
1929年8月24日上午，白鑫接到彭湃的指示：下午三时在白鑫的家中召开军委会议。白鑫估计周恩来、杨殷、彭湃定会出席会议，于是和他的妻子做好会前准备后，说胃病发作，要出去看病。
当天下午四时，杨殷、彭湃等人正聚集在沪西新闻路经远里12号白鑫家的二楼开会。突然，一声警笛划破午后的宁静，几辆红皮钢甲车迅速开到白鑫夫妇的住宅后四面包围。从四中冲下多名法租界的巡捕和上海公安局的中国密探。原来，白鑫借口去看病，其实是外出向国民党上海公安部门告密。
杨殷、彭湃等五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均于当天被捕，秘密关押于新闸捕房。当晚即展开审讯。审讯者问杨殷：“你是老同盟会员，曾跟国父（孙中山）推翻清朝，又刺伤郑汝成于后，义薄云天，名震天下，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要你现在回心转意，重归国民党队伍，蒋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官职给你，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杨殷冷笑一声：“你们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于前，屠杀工农群众于后，是一群祸国殃民、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败类。我杨殷铮铮男儿，岂肯与败类为伍？要我投降万万不能！”
反动派见杨殷不肯屈服，立即翻脸起了杀心。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革命者。杨殷临刑时一如往日镇静自若，笑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慷慨地向士兵及狱中的群众说了最后赠言，唱着国际歌，高呼口号，年仅37岁的杨殷英勇就义，一些士兵和看守员都为他流下了热泪。
杨殷等四烈士牺牲后，周恩来万分悲痛，教育大家要继承烈士遗志，坚持革命，并在不久后惩处叛徒白鑫。
彭湃、杨殷等烈士牺牲后，红军建立了彭杨军政学校，以烈士的革命精神培养党和红军的干部。中央苏区设了杨殷县，以志对烈士的纪念。烈士的共产主义精神培育着一代一代的革命者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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