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现日本对于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置若罔闻，而国联对此又是手足无措的时候，便打算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局面，寻求解决事变的新途径。为此，他重新任命资深的外交专家顾维钧为外交部长。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大会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蒋介石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打算落空了。
此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则利用国内抗日舆论，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甚至在他们的鼓动下，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了“请蒋北上，收复失地”的紧急动议案，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送蒋北上抗日的大规模运动。这次蒋介石进退维谷，而此时南京和广州方面的谈判也在加速进行，广州方面的汪精卫、孙科、陈济堂、李宗仁等人明确指出要蒋介石下野。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蒋介石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全国，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离开南京，返回浙江奉化故里，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里的第二次下野。
3．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事件，举国震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这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发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发动苏区、白区和东北沦陷区的群众抗日运动。除此之外，中国还对抗日义勇军采取了热情支持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的抗日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蓬勃发展。
当时世界各国，尤其英美等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家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的军事侵略活动在第二天就传遍了全世界。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第12次大会于9月19日下午召开了第65次理事会。这次会议首先听取当事双方即中日两国关于九一八事变经过的陈述，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中国代理施肇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报告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指明中国方面未做任何抵抗，并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
而日本代表芳泽谦洁则诬告中队是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责任者，认为这件事无须国际联盟干涉，断然采取了排除第三者斡旋的强硬态度。国际联盟理事会不仅没有对侵略方做出任何谴责，反而做出了荒唐的要求中日双方应停止一切冲突，努力不扩大事件，立即撤退双方军队的协议。
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在同代表谈话时甚至赞许了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勇敢精神，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警告说，中国政府能否抑制抗日运动和保持安定将决定国联行政院决定的有效性。
到了10月中旬，国联行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问题。国际联盟中有几个成员国曾试图劝说美国参加讨论，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不打算阻挠日本对华侵略，所以美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遵循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命令，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国联行政院会议。这次会议只不过通过了一个建议，希望日本于1931年11月16日以前从所占土地上撤走所有部队，这一建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6日，国联行政院决定在法国巴黎开会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由于会前英、美、日等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所以这次会议除了作出了类似“国联应拒绝规定日军撤退的期限”等令日本满意的协定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在英美等国的纵容之下，日本加速了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国际联盟对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无可奈何，同时为了掩人耳目，阻塞舆论，国际联盟不得不于1932年1月21日拼凑了一个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地“调查”所谓中日冲突的问题。此前国际联盟对该调查团的权限做了明确的规定，即：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交涉，不得干涉双方的军事行动，调查团只就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报告，而无须考究责任的归咎。
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经过所谓的实地考查之后，于10月2日公布了调查团的报告书。报告书一方面承认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首先挑起的；另一方面它又称这次事变的起因是由于中国人抵制日货所引起的，甚至公然诬蔑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是的威胁，也是促使日本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在外交、道义等方面同情和支持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先后发表文章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对事件的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苏联各界民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政府除了外交上同情支持中国以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而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普遍受到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仇视，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重心是防止和避免在世界任何地区形成反苏的同盟，竭力避免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也表现得极为慎重。
总体说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态度明显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加速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面临的国际局势。
日军自强占东北后，为遂其并吞阴谋，并威胁国联承认计，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寻衅，其驻沪海陆军由天通庵向闸北进犯，企图一举占领淞沪，进迫南京。我驻军第十九路军予以英勇抵抗。
当时，蒋介石在引退期间，但仍特命第五军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开往上海，协助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但对外仍以第十九路军为标志，并电勉第五军全体将。
在上海30天的战斗中，日军不仅屡遭挫败，且四易统帅，数次增援，均未能得逞，旋因国际人士出面调处，到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停战协定。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张学良囚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华民族的抗日激情进一步高涨，退踞关内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也一致要打回东北老家去。但蒋介石却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国内各方面的不满。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去洛阳。30日，阎锡山去洛阳给蒋祝寿，特意绕道来西安与张学良密商要向蒋介石提一下团结抗日问题。
10月31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致电庆贺，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但是蒋介石剿共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二人的劝告。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请到华清池谈话、吃饭、照相，要他们服从命令，进攻红军。
12月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学良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时我们也对得起他。当天晚上，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对蒋介石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现在日寇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丧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
张学良三个多小时的慷慨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上午11时，杨虎城去华清池向蒋进谏：“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蒋介石又谈了一通剿共为先的论调，杨虎城看蒋态度顽固，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退回西安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立即赶到张公馆，与张学良商量对策，二人认为：劝谏、哭谏均已失败应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决定兵谏。
决定兵谏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调兵遣将，张学良决定让自己的心腹部队卫队一营和二营去捉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将在固原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调回，和已在西安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一同参加捉蒋。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开车带白凤翔、刘桂五去华清池五间厅谒蒋，蒋介石同他们谈了话。
事前张学良一再强调：“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上蒋介石宣布了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和对蒋鼎文、卫立煌等人的新任命。宴会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几位军政大员赶往新城大楼，参加以他和杨虎城名义举行的招待会。宴会在晚10点结束，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个个酒足饭饱，醉意醺醺。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张学良从新城大楼回到张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在西楼二楼会议室正式向他的高级将领宣布兵谏计划。
随后，张杨二人指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幕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等人开始起草通电稿，阐明这次行动的宗旨和主张，准备扣蒋后向全国发出。万事俱备，张杨二人镇静地守候在电话机旁指挥着这场特殊的战斗。
12日凌晨2时许，大地一片黑暗，古老的西安正在沉睡之中。担负扣蒋任务的白风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潼驶去。
当王玉瓒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大声喝问：“什么事？什么事？”王玉瓒等人不予理会，几枪把他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的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50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枪声、炮弹声响彻骊山，王玉瓒和王世民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他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显然蒋刚刚逃走。
前厅战斗结束后，王孙带兵在山展开了大搜索。最后，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只见他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正冻得瑟瑟发抖。蒋抬头看了孙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12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谭海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黄楼。蒋因惊吓过度，不能步行，宋文梅和孙铭九只好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他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去，向张、杨报告捉蒋经过。
上午9时半左右，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看望蒋介石，向他说明兵谏原因。蒋见张来，神色突变，呆坐椅上长吁短叹。张学良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