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的红棉树
——高恬波
恬波和啸仙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
——何香凝
高恬波（1898~1929），生于广东省惠阳县。17岁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结婚。1924年春，高恬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女党员。1929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高恬波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反动军阀张辉瓒对她严刑拷打，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1岁。
进步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爱国运动的热潮。广东的一批进步学生，一直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
在广州妇孺产科学校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一群女学生在一家商店门前集会。一位眉清目秀、留着短发的女学生，大声地发表演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二十一条约是一个卖国条约！我们广大学生要团结起来，组织和发动各界群众，要求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坚决抵制日本货……”说完，领呼口号，群情激奋。
这位高呼口号的进步女学生就是高恬波。
高恬波，原名高慕德，生于1898年，家乡在广东惠阳县秋长镇白石村一个叫高坳围的小山村。父亲高若汉，是一位医师，在淡水开过诊所，经营过“康和堂”西药房，并曾到广州博济医院坐过诊。据说高恬波父亲与孙中山有过交往。高母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高恬波共有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三。
高恬波天资聪颖，幼时在家乡读书，成绩出众。受父亲影响，她尤喜习医术。17岁时，由父母包办，她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丧偶的杨家阔少爷。高恬波不堪封建家庭的折磨，冲出牢笼，逃到广州，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起来。1919年春，在亲友的鼓励和全力资助下，高恬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高恬波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苦读，认真钻研，如饥似渴地学习功课。她认真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中华新报》等进步书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由于她的家庭状况和自身遭际，她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新思潮新事物，眼界更开阔了，思想觉悟也迅速提高。“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参加示威游行，走上街头演讲，坚决抵制日货，成为广东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
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青年学生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1923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在广州建立了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阮啸仙任书记，高恬波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新学生社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学校校务公开的鲜明纲领，成为学生界推动革命运动的主力军。
10月，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残部洪兆麟、杨坤如，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犯广州，妄图扼杀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孙中山下令还击，与敌在东莞县石龙镇一带作战。新学生社社员组成30多人的慰劳队，前往前线劳军。当慰劳队到达石龙前线时，敌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用机枪封锁通道，使队伍无法前进。在这节骨眼上，阮啸仙高举红旗，奋不顾身地带头冲锋，高恬波紧随其后，大声疾呼：“同志们，冲上前去！”在他俩的带动下，全体队员迅猛地往前冲，敌军乱了阵脚，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慰劳队已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
当士兵们看见慰劳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慰问，个个士气大振，终于击溃敌军，收复了石龙。慰劳队徒手退敌的故事，一时轰动了广州。高恬波是慰劳队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勇敢行动被人们所称颂。
深入到群众中去
1924年春，高恬波庄严地在党旗下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这一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当时，担任妇女部部长的是国民党左派何香凝，高恬波便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妇女部的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阶层的妇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恬波为此日夜奔波，她除了处理部里繁杂的日常事务外，还常常跑到工厂、学校和街道，找妇女群众谈心，了解她们的生活和疾苦。有时，她还登上停泊在珠江岸边的小艇，同艇家妇女促膝谈心。这些水上居民，从来被视为“贱民”，被人看不起。高恬波十分同情那些妇女们的处境，经常为她们免费治病和接生，深得她们的欢迎。高恬波循循善诱，对大家说：“一个人生了病，要医治并不难；一个国家生了病，要医治好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就像长了两个大的毒瘤，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要割掉它，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家都来动手。”高恬波通俗易懂的宣传，给艇家妇女以很大的启发。不久，沙面洋务工人发起反帝斗争，在示威游行队伍里，就有不少是艇家妇女。
为了开展农村的妇女运动，妇女部派高恬波到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一届农讲所由彭湃主持。38名学员中有五四时期的活动积极分子，有从事工运的青年，全班只有2名女生，高恬波就
是其中之一。
高恬波在农讲所里还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早晨，她身穿灰色军装，背上步枪，同大家一起步行到东较场操练。从持枪立正稍息、上下刺刀，一直到实弹射击、肉搏演习，每一个项目，她都认真苦练。军事教员对女学员的要求比男学员低一些，但高恬波对每一项动作都做到一丝不苟。一次，在进行马术训练时，她在跑马途中不慎掉了下来，腿部受了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教官见此情景叫她回所休息，但她坚决要求继续训练，终于完成了军事训练任务。
彭湃为了引导学生们了解农村的情况，规定学员每星期日要步行到郊区农村调查，有时还与农民进行联欢，高恬波特别喜欢参加这项活动。每次都是迈着欢快的步伐，来到郊外农民家里，帮农妇们打扫院子，挑水洗衣，还向她们讲述城里发生的事情，比如工人们最近组织了哪些工会、沙面洋务工人怎样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等等，启发她们像工人那样组织起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第一届农讲所结业了。毕业分配时，高恬波再三要求下农村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让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
从此，高恬波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花县、顺德、中山、曲江、潮梅等地。高恬波常常跋山涉水到这些村子中来，有时还同阮啸仙一起来，启发群众的思想。
高恬波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在贫苦农民中燃烧了起来。花县各地纷纷组织了农民协会，1924年八九月份，该县九湖村、元田村及宝珠冈村农民协会成立时，高恬波和阮啸仙等代表农民部和新学生社到会祝贺。
此外，高恬波还奔波于粤北、东江和海南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广东农村多为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语言、风俗不一。高恬波每到一处，都向当地群众学习方言，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掌握了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能用流利的土话同农民交谈。农妇们都十分喜欢她、尊敬她，甚至称她为“活观音”。
当时，妇女部的专职干部不多，加上有些成员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小姐太太，她们根本不愿意接触工农群众，不肯做实际工作，因而常常受到何香凝的批评。何香凝对高恬波则十分器重，她到哪里都喜欢带高恬波一起去，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一次，何香凝带着高恬波到一家纺织厂调查女工状况，发现一些女工面黄肌瘦、精神疲惫地站在机器旁工作。经过调查，才知道她们身体有病而无钱医治。女工们还反映，一些怀孕的女工因劳累过度，婴儿一生下来便夭折了。
女工们的遭遇使她们深感不安。何香凝决定以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筹办贫民医院，对赤贫妇女治病和分娩实行免费。由于经费短缺，高恬波为筹集资金到处奔波。她以何香凝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及国民中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募捐，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久，贫民医院终于开办起来了。高恬波又受何香凝的委托，管理医院的日常事务。她把医院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抽空为产妇接生，对病者进行精心护理。
1925年夏，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广东、香港的工人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的领导下，从6月19日起实行罢工，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6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东较场主持了有10余万群众参加的反帝示威大会。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突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伏击。顿时鲜血飞溅，死伤无数。当天高恬波因忙于替产妇接生而未能参加大会。惨案发生后，她接到何香凝的指示，立即带领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抢救。高恬波指挥大家把重伤者抬上汽车送往医院，对轻伤者进行包扎。此时，埋伏在对岸的敌人还不时向人群射击，高恬波随时有中弹的危险，她却毫无惧色，只想着争分夺秒抢救伤员。
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帝决心，把省港大罢工推向**。此时，高恬波的工作也就更加繁重了。她组织起妇女支持革命斗争。同时，高恬波对罢工妇女的思想进步和文化生活也非常关心。罢工妇女多为文盲，有些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妇女部为这些妇女开办了识字班，由高恬波担任教员。她耐心地教妇女们识字，反复给大家讲解革命道理，由于讲课通俗易懂，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高恬波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女工们进行宣传教育。她了解到工人们很喜欢看戏，于是就提出组织民间剧社。她与阮啸仙一起物色人才，编写剧本。有时，他俩还登台演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高恬波还常到罢工工人宿舍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疾苦。当她发现一些罢工妇女有病，或是怀了孕，便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对这类女工给予特殊照顾，给她们做点可口的饭菜。有一次，她到顺德县时，特意到县城的丝厂调查了解女工状况，发现该厂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光是罚例就有20余条。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有时还得加夜班。女工更是常常无故被罚，被克扣工钱；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工分娩也不给假期。高恬波返回广州后，立即向罢工委员会做了汇报，要求迅速加以解决。省港女工大会通过提案时，她要求解决女工的特殊利益，如女工分娩前后应有8个星期的产假，工资照发，以及男女工资平等。
由于高恬波与劳动妇女同呼吸共患难，处处为工人群众的利益着想，深得女工们的爱戴和赞扬，大家都把她看作是罢工妇女的领袖。
为了把各阶层的妇女组织起来，共同投
入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恬波除了担任妇女部的干事外，还积极参加筹备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成为妇女解放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6年3月8日，为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进一步激励广大妇女投身革命运动，高恬波又写了《三八国际妇女节与中国妇女解放》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投降媚外，致使中国现在的社会“是满天乌云黑沉沉的社会，尤其是受双重压迫的妇女，为这个黑沉沉的社会笼罩着，强制着，束缚着”。她鼓励妇女们：不要畏难退缩，继续鼓起我们的勇气，彻底打破数千年来物质精神上三重的压迫，一致跑到国民革命的战线上，整好我们的队伍，拼命铲除我们的大障碍——帝国主义和军阀。
救护队的“女将军”
1925年9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部。高恬波受革命政府的委托，带领妇女解放协会、新学生社的部分同志组成慰劳队，前往汕头、梅县等地。她奔波于军队驻地、医院、学校之间，分发慰劳品，表演节目，组织军民联欢会；有时还到医院里护理受伤的官兵，鼓励东征军将士勇敢地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5年冬，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由妇女部何香凝、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培训北伐救护人员，所址设在广东大学医科学院内。高恬波负责教授包扎技术，并协助管理该所的事务。参加传习所学习的学员有120多人，其中军人家属占70%，罢工妇女占20%。高恬波向大家讲授抢救伤员的常识，并耐心地传授包扎技术。有些妇女一时学不会的，她便利用课余时间去个别辅导，手把手地教她们，直至大家都学会为止。
1926年夏，学员结业后，妇女部决定成立北伐妇女救护队，随军出发。高恬波带头报了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夫人也参加了救护队。救护队组成后，大家一致推选高恬波担任救护队队长。
1926年7月9日，北伐军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高恬波率领救护队员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随军前行。每当到达宿营地、官兵们休息时，她就带着救护队员检查病号、护理伤员。8月间，救护队到达湖南长沙后，《民国日报》还做了报道：“由队长恬波女士率领的救护队入湘……全队由长沙开赴前线，实行救护工作。”
8月26日晨，北伐军第四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第四军连续冲锋十几次，每次均有伤亡。高恬波指挥救护队员冒死抢救受伤官兵，左腿不幸中弹，顿时鲜血直流，倒在地上。当她苏醒过来时，感到疼痛难忍，她从衣角上撕下布片包扎好伤口，继续抢救受伤官兵。官兵们都为之感动，赞她是救护队的“女将军”。
9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10月武昌攻下后，决定移主力于东南战场，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部。高恬波便随军转战江西。她除了抢救伤员外，还对俘虏的敌军士兵进行政治宣传，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参加革命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决定派高恬波从江西回到广州护理病重的阮啸仙，并决定让他们转移到农村。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又回到广州。她的任务是把妇女发动起来，组织救护队护理伤员。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反动派从四面八方向革命据点进攻，战斗愈打愈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高恬波忙得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同志们劝她休息一会，她微笑着说：“等打完仗把敌人消灭了，再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吧。”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高恬波跟随部队撤离广州。
不久，她又被派往江西省委工作。高恬波除了担任妇女工作外，还兼任交通、会计、庶务等工作。
1929年底，江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高恬波将情况电告中央，并细心侦察机关的异动，时刻保持与中央的联系。12月25日，正当她在街头联络工作时，不幸被叛徒发现而遭逮捕。
在江西的湖南军阀头子张辉瓒妄图从高恬波身上获得情报，便亲自审问。他以为高恬波是个女子，比较容易对付。张辉瓒说只要交出省委组织名单，就可以马上释放。当他洋洋得意等待回答时，冷不防被高恬波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高恬波说：这就是我的回答。张辉瓒气得浑身发抖，咆哮着命令刽子手给高恬波施以重刑。然而，不管是威胁利诱，还是毒刑拷打，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都不起什么作用。高恬波横眉冷对，只字不吐。刽子手狂叫喊：“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高恬波坦然地回答说：“到了你们手里，就不想活着出去。我现在只要求一死。”刽子手凶狠地说：“要死也不让你死得舒服！”
随后，高恬波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中，壮烈牺牲了。
高恬波牺牲的消息传来，正在上海工作的阮啸仙在悲痛之余，借用杜甫《蜀相》诗里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痛悼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何香凝听到高恬波牺牲的噩耗后，不禁泪如雨下。她深情地回忆说：“恬波和啸仙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