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长城抗战与抗日大暴动片段
蓟县城里的老百姓，不像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市民那样了解国家大事。过去大城市有许多家报纸，还有广播电台。市民们即使不识字，不看报纸，自家没有“话匣子”（旧式电子管的收音机）或者“耳机子”（廉价的矿石收音机，对接收到的音频信号无放大功能，不耗电），道听途说也容易知道媒体报道的重大新闻。蓟县老城是个小县城，过去没有广播和报纸，城里的老百姓中文化人更少，只能靠道听途说或者亲身经历来了解国家大事。他们不清楚“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只知道宣统皇帝退位成立中华民国。他们知道大总统有孙中山和袁世凯，因为大洋钱上有孙袁二人的头像。可是对后来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和冯国璋，却知道的不多。对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的“二次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他们知道的更少。可他们知道奉军打败了北洋军，张作霖控制了北京；知道张学良易旗，接受蒋委员长的领导；也知道“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不清楚自己的家乡为什么稀里糊涂的就被日本人控制了。
日伪时期，蓟县城里属于日伪军占领的“沦陷区”。这阶段，蓟县城里的老百姓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与这之前的民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老一辈人的介绍，分别讲几个小故事。
一、有关“长城抗战”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3月，东三省成立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宣统皇帝溥仪又成了“满洲国”的皇帝。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山海关，开始了侵犯华北的新战斗。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何柱国的57军，不顾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奋起反抗。1月1日至3日，经过激烈战斗，山海关失守了。然后日军就进攻长城之外的热河省，于3月4日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市。之后，日军又开始进犯长城的各关口，中国守军在各处英勇抵抗。3月11日至12日，日军攻占了古北口。中国军队退至南天门继续抵抗。3月9日至19日的10天内，宋哲元的29军与日军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带展开激战。迫使日军后退五公里，取得战场胜利。但是4月11日，日军攻破长城关隘冷口，随即攻占迁安。使把守喜峰口的29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向西撤退。这几场战斗，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长城抗战”，其中29军在喜峰口的胜利是“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胜利。
“长城抗战”发生在1933年，当时蓟县城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公元年号，只知道是中华民国22年。对于中日双方在古北口和冷口的交战情况，蓟县城里的老百姓知道的不多。对宋哲元的29军和日本军队在喜峰口的战斗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当时29军的参谋长是蓟县人，下面的官兵中也有蓟县人。山海关失守后，1月20日29军奉命东调，驻扎在通州、三河、蓟县、玉田等地。29军纪律严明，官兵抗战心切，受到驻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蓟县反帝同盟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慰问29军官兵，并组成了洗衣组、送信组、宣传组等服务团体，还组织妇女日夜忙碌，为部队赶制冬装。3月初29军进军喜峰口，以及后来从喜峰口撤回都是从蓟县经过的。所以，蓟县城里的老百姓对29军印象很深，按照城里老百姓的说法是，喜峰口战斗是宋哲元的29军和日本侵略军打的第一仗，而且把日军打退了。因为蒋委员长要和日本人讲和，不派中央军支援29军，还命令他们撤退。如果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就要断绝29军的粮饷。所以，29军才不得不撤退回北京一带。当然，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对这场战斗的起始缘由和战斗情况，不可能知道的太多。当时29军有多少人参战，他们说不清，日本军队有多少人参战他们也说不清。在日军攻破冷口进入迁安县城对29军形成包抄之势后，中央军有无能力支援29军打败日军，他们更不知道。当时流传的这个说法，大概是29军官兵在打了胜仗却要撤退回来时，对沿途老百姓的解释。
这次战斗29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进军驻守喜峰口时，不仅部署了守卫长城的作战部队，还安排了后勤供应。同时也从蓟县、遵化一带抽调民工，组织了担架队和收尸队，还用大马车装着从附近买的一些棺材。我二爷孟宪增（1914——1973）就是民工之一，跟大车拉死尸，每天一块大洋钱（当时一块大洋可买一袋白面，40斤一袋）。
据孟宪增他们介绍，中日双方在喜峰口打仗，不是一次定胜负，而是打了好多场，战场有好多处，打了十来天，有时日军进攻，29军防守；也有时29军进攻，日军防守。总的看是29军逐步向前推，日军逐渐向后退。每天交战的时间都不太长。战斗中经常短兵相接，日本兵用步枪上刺刀扎，29军官兵用大片刀砍，经常拼杀混战，受伤的很多，不受伤的很少，遍地都是尸体。轻伤员在战斗间隙中自己包扎一下，还继续战斗。有的重伤员在战斗中就随时撤下来，交给担架队送往战地医院。战斗停止后，双方军队占据两侧的山头，担架队和收尸队打着红十字的白旗，到战场上抢救没撤下来的重伤员，收自己这一方牺牲官兵的尸体。主要看军装识别，只管自己一方的，不管对方的。对方的收尸队也打着红十字的白旗，到中间的战场上收尸。两边穿白大褂的卫生队员和民夫，都没有武器，见面也不争不吵，各干各的。中国的收尸队用大车装满尸体，运到后方掩埋，当官的尸体装进棺材，单独埋葬，还用木牌写上姓名职务。当兵的尸体太多，没有那么多棺材，就挖大坑掩埋，据说是一个大坑埋三、四十具尸体。因为大家都在坚守阵地，在掩埋尸体时，也顾不上举行什么追悼仪式了。据他们估计，这次喜峰口战役中，29军战死六七百人，受伤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同时，日本人战死的比29军也少不了多少。
后来29军撤回北京了，给沿途老百姓的印象是，29军很勇敢，很能打，只因没有中央军政府的支持才撤退的。
二、有关“何梅协定”与“抗日大暴动”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1933年5月31日，中日两国签订了《塘沽协议》以后，平谷、蓟县、遵化等冀东地区，脱离了中国军队的控制，开始处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1935年夏季，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秘密签署了“何梅协定”，同年11月25日，冀东地区成立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河北省东部从抚宁、卢龙到密云、昌平一线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都撤销了，同时在各县设立了日本顾问，操控了全县的生杀予夺大权。蓟县也是22个防共自治县之一，所以，蓟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也撤走了，县政府也来一个日本顾问，他的住处就在西南隅塔前胡同，有一个中国的翻译官和勤务员伺候他。有了日本顾问后，县长遇到事要和日本顾问商量，要听日本顾问的话，日本顾问说了算。不过对城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有没有日本顾问，县长当家还是日本顾问当家，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至于“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个什么货色，一般老百姓既不清楚，也不关心。因为，从中华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换的领导人太多了，老百姓对这些“国家大事”和“本县大事”已经麻木了。
为了抗日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市内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此影响下，平津高等学校读书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以蓟县为中心，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到乡下农民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蓟县的反帝大同盟组织加大了抗日救亡宣传。由于蓟县城里是日本人傀儡政权所在地，当然不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宣传、组织抗日活动。所以城里的老百姓和共产党及国民党都接触不到，谈不上搞抗日活动，虽然也听说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宣传抗日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日军首先炮击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宋哲元的29军奋起反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量增兵华北，并占领了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大城市。同时，共产党也在冀东地区开展宣传鼓动，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开展全面的抗日民族战争。蓟县城里虽然没有共产党和抗日组织，但是人们也听说了“卢沟桥事件”，老年人都知道“宋哲元大刀兵，卢沟桥上打冲锋，杀死鬼子河里扔，河水染成红。”
1938年6月，时值“中原会战”，一些驻冀东的侵华日军和伪军南调，冀东地区日伪军兵力空虚，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到冀东山区。于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就乘机发动了十多万冀东人民参加的“抗日大暴动”，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中共蓟县县委和蓟县抗日救国会也领导了蓟县的抗日骨干，分别在蓟县东部、西部南部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建立了抗日联军第五总队、第六总队、第十六总队和第十八总队。并且集中兵力，进军蓟县城。
那时蓟县城里只有几十名警察，没有军队，日本顾问和伪县长一得到乡下举行了抗日大暴动，缴了下边警察所的枪，自知寡不敌众，吓得都跑到北京去了，抗联队伍没用武力就进了蓟县城。
蓟县城里的老百姓也不清楚进城的抗日联军的部队番号，因为这支队伍没有军装，都穿着普通服装，就称他们为“便衣队”。据说进城的便衣队有两千多人，领头的官衔是“总队长”，队员们大多来自当时乡下的“民兵组织”——连庄会。“便衣队”的武器很杂乱，当官的带短枪，有“六转子”、“盒子炮”（驳壳枪），战士的步枪有“老套皮”、“汉阳造”“独子撅”，还有打兔子用的火枪和大刀长矛。这些枪支弹药有的是从警察所缴获的，有的是连庄会自有的，也有的是从乡下的地主富农家收来的。过去为防卫土匪袭击，政府要求乡下农户按土地亩数摊钱购买枪支弹药，所以民间有些零散枪支。暴动的队伍动员这些有枪的富户“献枪”抗日，同时也有不少爱国士绅带头参加了抗联队伍。总的看“便衣队”的武器是很差的。
“冀东大暴动”惊动了日军指挥部，必然要增兵冀东镇压抗日联军。“便衣队”进城不几天，从东北开过来一支“满洲队”，也就是伪满洲国的军队，要夺回蓟县城。这支“满洲队”有五六百人，武器精良，士兵们用“三八大盖”步枪，还有机关枪和迫击炮。城里的“便衣队”见敌人来了，就紧闭城门，到城墙上防守。“满洲队”大概知道“便衣队”人多武器少，并不急于从城门攻进城来与“便衣队”短兵相接，而是在城东部署阵地，从比较远的地方攻城。他们用迫击炮和机关枪，轰击城墙上的“便衣队”，把城墙上的垛口给炸坏了多处，“便衣队”的官兵也有不少人受了伤。“便衣队”在城墙上还击，既没有机枪也没有小炮，自己这方的手枪步枪打不了那么远，对敌人没有杀伤力，火枪和大刀长矛更用不上。所以，“便衣队”人多势众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能被动的挨打挨炸，这样的仗还怎么打呀？结果，等到夜里乘“满洲队”休息的空子，便衣队就全部从蓟县城里撤走了。就这样，蓟县城又落到日伪军手中。
“便衣队”撤出县城后，奉命向北京西部的抗日根据地撤退，由于许多参加暴动的“连庄会”员不愿离开家乡，多数人都在途中溃散跑回家，剩下少数抗日骨干加入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继续抗日。
1938年12月原驻唐山天津一代的日军从武汉前线返回冀东，对“抗日大暴动”后留在冀东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扫荡”和“清剿”，并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恢复伪政权和保甲连坐制度，建立户口、门牌和“良民证”制度，使冀东地区正式进入日伪统治时期。
通过长城抗战和冀东抗日大暴动，使蓟县的老百姓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在“冀东抗日大暴动”之前，蓟县人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因为1926年以前，蓟县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1926年7月，蓟县人李子光在绥远《实业日报》社加入共产党，成为蓟县第一个共产党员。1927年春，中共玉田县委委员张洪到蓟县别山、上仓一带，组织举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发展上仓河西镇几个小学教师和青年农民入党，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当年9月，张洪在蓟县组织发展了3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20多名党员，建立了几个党支部，接受玉田县中心县委（领导玉田、丰润、遵化、蓟县的支部）的领导。1926年11月，玉田县农民暴动失败，中心县委被破坏，蓟县的共产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1929年底，李子光受上级派遣，回到蓟县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县才有党员130多人。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至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之前，蓟县的老百姓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并不清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知道外地还有共产党和红军占领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蓟县的老百姓只知道“九一八”事变后，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广大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意；“长城抗战”后，29军的将士们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不满意。“何梅协定”签署后，冀东22个县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县党部撤销了，县政府里来了日本顾问，这就等于国民党把这些地盘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冀东抗日大暴动以后，蓟县的老百姓知道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这才对共产党有了认识。
在抗日战争时期，蓟县的老百姓知道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遭到日本军队的清剿、讨伐，损失很大。1943年以后，八路军的地盘越来越大，蓟县境内的日本兵越来越少了，到1945年，几乎只剩下伪军，没有日军的主力部队了。蓟县老百姓不知道外地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如何打仗，也不知道中国还有去东南亚的远征军，他们并不清楚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量耗费了日本国的战力，就以为是八路军打败了日本兵。所以，大家对共产党是打心眼里佩服和拥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