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我接到了振平的来信，信写的很低沉而且表露出说“或许这辈子咱们哥几个命都这么地苦！”我的心很是难受。他为什么会这么消极？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来，难到他真的有心事儿？
由于一年来的连续忙碌，每天晚上又写又背地到半夜，我的身体吃不消终于病倒了，经医院检查，双肺出现了黑点，被确诊为结核病，我住进了医院。
在监内犯医所里，每天进行输液治疗，病号饭仅是嘠瘩汤和馒头，住了一个多月后，转为门诊治疗，每天到犯医所打肌肉针，医生告诉我，要想康复的快，只能和家里联系给送一些有疗效的药物，另外需要营养治疗，让家里多给备些营养品。我急忙给家里写了封信，让家里赶在4月末前把药给送来。按常规，平时家里来的挺勤，现在有病了，得知消息一定会来的很及时的。然后，进到5月份后，家里也一直没有音讯，幸亏几位关系不错的同犯，给送些吃的，明天给拿点那个吃的，让我维持着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也许是身体好，和其他有病的人在恢复过程中要快一些。
中队根据我生病的实际情况，从生产一线质检的岗位抽调出来，在监舍一边养病，一边抓中队的文体和学习，并在监内座班。 老乡李纯亮家里来接见，带的食品是《大兴安岭日报》包着的。李纯亮没有舍得扔，叠起来放到了铺上。我顺手拿过来想看一看《大兴安岭日报》，突然头版二条醒目的标题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睁大眼睛看着看着惊呆了，我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成为了现实。施龙，宋振平等一伙13人特大流氓犯罪团伙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的报道，让我震撼。其中涉及6起命案。看见这条惊天的新闻。我的大脑像爆炸一样。身体也失去了平衡，全身无力地有些站不住脚了。我没有和李纯亮打招呼，拿着报纸急忙回到自己的铺上，躺在床上仔细地看着报道。从中去衡量着事态的最坏结果会怎样，但从报道的事实看，九死一生，流氓犯罪团伙，且牵扯多起命案，想要活命实在是太难了。
这条消息，尢如惊天霹雳一样，彻底把我的精神防线给击溃了。我躺在铺上连续三天没有起床，许多关系较好的同犯，只知道我病了，但不知道原因，有的给我冲一包方便面端过来让我吃，我的嘴全是水泡，嗓子肿得咽口吐液都困难，我一度产生过绝望和冲动心理，也时常在被窝里一个人偷偷地流眼泪。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也许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从小到大共同生活的一奶同胞；而且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打击。同时，做为长兄，弟弟走到今天，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父亲去世、母亲失明、做为长兄不但没有尽到带好弟弟的责任，弟弟在社会上走到这种地步，与我有一定的影响，在看守所时，我已有所耳闻，自从我的这次事件发生后，施龙、振平等人也被拘留后释放，在社会上不知情人传的沸沸扬扬，因为华宇是地方上很有名气的地痞流氓，被致死了，像施龙与振平都是事件的参与者，能在短时间内就出去了，在社会上必须会产生影响。加之同龄人的追捧，造成施龙等人在社会上很快就小有名气，许多人都很敬佩他们，从而使他们不知深浅地在社会上混起来，越陷越深，这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因素。
每每想起这些，内疚的心理病苦地折磨着我，痛不欲生。
我在昏昏噩噩中不知底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每天吃几口饭便吃不下去了，睡始终是迷迷糊糊睡不着，心情难以平静，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经历生比死还难熬的日子。
6月份，我接到了一份省高院的减刑裁定书，这是今年年底监狱给申报的减刑建议书，申请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省高院给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改为八年。具听老犯人讲，这批减的都不理想，以往死缓能减为十九年，无期徒刑能减为十八年，这次死缓的基本都减为二十年，无期给刑减为十九年，普遍都上幅了一年，有以前的减刑幅度对比着，这次减为有期徒刑的犯人虽然变为有期徒刑本该高兴一些，但情绪多少都受点影响。老犯人说：“知足吧！有期总比没期强，不管怎么说，有盼头了。以前虽然无期比死缓轻一个格，但有不少犯人都希望自己判死缓的。因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根据法律规定两年期满后，没有重新犯罪行为的，法院必须要给减为有期徒刑，而无期徒刑说不上什么时候给报减刑卷，三年五载都得挺着。”
我说：“其实，人就是这样，不知足。就拿我的案子来说吧，属防卫性质，当初我觉得判我刑都难以接受。一审判了我死刑，当时，我想，即使不给按防卫认为，也不至于判死刑啊！在复核的那段日子里，有时我总希望二审能给留口气，哪怕判死缓也行啊！时过境迁，人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着，现在，当我承受二审无期徒刑的时候，由险境脱离出来后，内心又感到无期徒刑的压力和前所未有的委屈”。
对于漫长的刑期和家中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心里曾产生了对人生和社会极大抵触，消极情绪，我想到过脱逃、之后报复社会，血洗大兴安岭中院，哪怕事情做完了一死了之，也绝不会让别人说咱是孬种，做人要不留芳千古；要不遗臭万年。无论是正面人物或是反面人物，它的名字都将在世人面前“不朽”，关键是你做的事儿做的够不够大！其实，好人和坏人之分往往不在人的本性，有的是一念之间，譬如，你偶然遇到儿童落水，便跳入水中救起落水儿童，一夜之间，人们会把你树立成一位英雄；路遇歹徒抢劫，你徒手斗歹徒，那是见义勇为；相反，你看见个老者，背了一兜子钱，见财起义，抢为已有，酒醒后，你感到后悔，即便到公机关投案自首，你也成为了一名罪人，只是求得司法机关在判刑时的宽恕而已。另如，正当防卫案，在你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的防卫行为，如果恰到好处，你就会无罪。一但行为过当，就是犯罪行为，将接受法律的判决，所以，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应当怎样去分？往往环境和客观因素也能改变一个人。比如：一个国家领导层要体察民情，关心民生，如果做的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假如吃不上，穿不上，民不聊生，则会生出更多的胡匪贼盗来，受环境所迫，杀人越货者，古往今来，还是彼彼皆是的。也正如我被判死刑的时候，想大闹一场一样，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则是受到司法不公的影响，都判死刑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了呢？”
这是我在改造生活中的最危险的一段心理波动时期，我开始做准备伺机行动，但在表面上表现越来越镇静，改造中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用表面现象蒙弊干部。
我和往年一样，在这段时间认认真真地筹备犯运会的播音和宣传工作，圆满地完成了监狱交给我的改造任务。当运动会闭幕后，我离开运动场的时候，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回头看着主席台和临近的宣传棚，心里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年面对近万人的广场播音了。”……
沉重的心情一直压抑着我很长时间，在痛苦和煎熬中打发着时光。一天，突然中队干部喊我接见，忐忑的心情走进接见室时，四处寻找着亲的面孔，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到了耳边：“这儿呢，振岭”。
我顺着声音找到说话的位置，隔着窗口邻居王才和他爱人正在向我招手。听家里人说，他家的二小子，王志刚正在和振波处对象，他们怎么来了？我心里在想，一种不详的预兆袭上我的心头。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我迷惑的问。
王才的爱人说：“振岭，我家小二也进来了，刚送进集训队？”
“判多少年？因为什么？”我一连串地问了两个问题。
“判死缓。是和施龙他们。”王才的爱人说。
我问“施龙他们呢？”
“别问了，你以后就知道了，都是施龙给咬进来的。振岭，你们家暂时来不了，让我给捎点药来，听说你生病了，怎么样？”王才爱人说。
“基本好了，但需要养，现在正在恢复”我告诉他们。
王才说：“振岭，志刚岁数小，你多关照一下”。
“行。我会尽力的。一会儿回去，我到集训队去看他去。你们告诉我，振平是不是也牵扯进去了。”我问。
王才和他爱人点点头。随后说：“过段时间，你家里来会详细和你说的。”
“那，振平是不是没进来。”我一直不敢去碰到那些最不吉祥的字句。
王才点点头。
其实，什么都不用问了，尽管他们两口子也在尽力避开这些关键的话题，因为这么大的事儿，放他们是不可能的。一个是送劳改队，另一种情况就是上了刑场。
从接见室回到监舍，我仿佛是在腾云驾雾一样，身体轻飘飘地，大脑也一片空白，但表情却非常地平静。干部问我是谁来的？我告诉说，家里现在没闲人，是邻居出门路过，顺便来看看我给我捎点药。
回到监舍，我买了二斤水饺，带上两头大蒜便奔楼下集训队去了。
我找到集训队的干部，要求见一见王志刚。集训队的干部对我很熟，都知道我这几年在监狱主持大小活动、播音、解说等，混了个脸熟。所以办起事儿来还是挺方便的。
**干部让集训队门卫，把王志刚带到他的办公室里，王志刚一进门见到我在椅子上坐着，眼泪马上就掉下来了，嘴里说了声：“大哥”。便哭出声来。其实，以前，我管他母亲一直叫大姐，他比我小几岁，改口叫我哥！是因为他和振波处对象。
我说：“你们竞瞎得瑟，出大事了吧，你们一共判了多少？都怎么判的？”
王志刚说：“施龙和我三哥他们判死刑六个，另外杨俭在提审时抢枪脱逃被击毙，皮秋峰在逃，现在送来的是三个死缓，一个无期，一个十五年。”
“吃点东西吧，集训队生活挺苦的，我给你买了点饺子，趁热吃了，过几天我再来。我问你，你三哥说什么没有？”我说。
“临宣判，上刑场那天，我们都绑着，我三哥让看着的警察把我叫到他身边，让警察给我一支烟，对我说，到监狱看到大哥，别让大哥上火，事已至此，也挽救不了，一定让大哥活着回来，如果大哥在有个闪失，家里的打击就更承受不了了，千万把我的话告诉大哥。”王志刚说。
“既然你三哥能想到这么多，又何必当初呢？”我说。
“都是施龙给牵扯的，这次给打个流氓团伙，从抓我们到判决，前后一共才28天。”王志刚说。有影响的案子，那是从重从快了，你们也不用瞒怨什么施龙，如果不参与不就什么事儿也摊不上了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利益吗？把加区折腾的不像样，祸害死多少人？我说。
“施龙和我三哥曾说过，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当官的除了贪，就是营私舞弊，还说像你的案子，如果不是权势作怪，定正当防卫，也判不了死刑，现在判无期也太重了。他们说，现在社会没有好人了，想要教训他们。”王志刚说。
“以卵击石。再说，我的事情也不至于弄得你三哥他们这么消极啊，”我问。
“其实，就是施龙领着我们在吃、喝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越陷越深的，施龙也总说，社会没好人。”王志刚补充说。
“行了，不提这些了，你们还是太幼稚了，等陷进去了，想拨都拨不出来了。”好好在里面呆着吧，死缓，如果表现好的话，十四、五年，也能出去，总算还有个活的机会，像你三哥连活的权利都没有了。”
夜，静的出奇，反来复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觉，泪水在不停的流落到枕巾上，天都放亮了，迷迷糊糊地枕着泪水进入到了梦中，梦见振平带着脚镣走向刑场的时候。突然回头看到身后站着的我，他轻飘飘地走到我的身边……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告诉我，你也是冤枉的”。
振平说：“大哥，说什么都没用了。咱家再不能没有你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看咱家的笑话，一定要活下去”。说完，振平欲转身离开时，我一把手伸过去拽振平。这时只听耳边有人对我说话，你咋地了，拽我有事吗？”
我睁开眼睛，发现邻铺的李桂臣正瞧着我。“怎么，你没睡觉啊！”我问他。
李桂臣说：“我交完班，刚迷了着不大一会儿，你一把给我拽醒了，吓我一跳……”
“真对不起！我也刚睡着，做了个恶梦”我有些歉意地说。
这一夜，我再也没有入睡。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的思想上犯了一个错误。真是当事者糊涂，假如我往出冲，能否冲出去还不好说，工业监狱不出外工，深院高墙，电网探照灯，别说逃出去九死一生；即便出去了，去报复那些执法不公的败类，结局又会怎样？这种牺牲，无非是匹夫之勇，而换来的是外人的苦笑和家破人亡，留给亲人的只是不尽的痛苦。振平说的对，应当活下去，更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一直沉浸在失去同胞弟弟的悲痛之中，表面上却显得比以往更沉稳。
在这个时候，玉玲突然又来接见了。我以为她知道了振平出事儿。
“你知道振平出事了吗？”我问。
“振平怎么了？现在在哪儿？”玉玲问。
“没了，流氓犯罪团伙”我低沉地说。
玉玲！“什么时候的事儿？从抓到宣判，前后才28天”。
玉玲：“家里怎么也得告诉我一声，让我去看看的。”
我知道玉玲对振平好，自从我和玉玲建立恋爱关系那天起，每逢玉玲到家中，振平都大姐长大姐短地在玉玲身前身后地转，玉玲也时常给振平买这儿个那儿个的。”
“时间太紧，只有振库忙着跑振平的事儿，家里外面都脱不开身，这么大的事儿，或许没来得及吧”我说。
“振平最喜欢兴磊，知道吗，说什么也让他三叔看看兴磊，见上最后一面。”玉玲似乎在自言自语。
“别说了，我比你更闹心。对了，我减刑了，还有十八年多”。我说。
玉玲：“什么时候减的？”
我说：“刚接到裁决不长时间。”
玉玲：“振岭，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你必须好好干，活着出来，家里还有妈妈、还有你儿子，还有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争取吧，在这里求生存，刑期长短无所谓，长了可以变短，就看寿年长短了！”我说。
“你千万不要胡来。你知道这六、七年我和孩子是怎样渡过来吗？”你曾经判过死刑，那个时候，你不也是希望自己的弟弟们都能平平安安吗？你当哥哥的，在弟弟、妹妹面前，还想让他们失望吗？家里你可是个大的。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即使儿子大了都不会原谅你的”玉玲说。
“放心吧！我会活着回去的，我对老人没有尽到孝心，对孩子没有尽到责任，也许我经历的风雨太多了，我会活着更坚强些的”我劝慰玉玲说。
监狱里的犯人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接见回来要给同犯们点支烟抽，也叫“打炮”。我回监舍上到二楼的时候，问大队门卫犯人谁在教研室呢？门卫告诉我说：“熊干事来了。”我上楼把兜子送回监舍便急忙到教研室去了。屋里有几名犯人教师正在陪着熊干事唠嗑儿。
“熊干事来了？”我说。
熊干事点点头。
犯人教师给我让个座位，我拿出烟来，给熊干事点支烟，也给在座的教师每人发支烟。
熊干事问：“谁来接见了？”
“我爱人”我答道。
熊干事说：“刚才他们几个说，你们家哪儿送来好几个人，都在集训队呢？”
“是，我家邻居。”我说。
熊干事：“听到家里什么信没有？”
“我弟弟没了”我很平静地说。
一位教师说：“刚才熊干事还说你不知道呢！”
“十几天前，我就知道了”我说。
教师说：“不对呀？这些天，熊干事让我们几个看着你，你一点反常也没流露出来啊！”
“我觉得，这几天石永生和代立军始终不离开我左右呢，总找机会和我唠嗑儿。”我说。
熊干事：“你咋知道弟弟出事儿的？”
我说：“是李纯亮家接见拿来的《大兴安岭日报》头版二条登的。”
熊干事：“你咋想的？”
“那能咋想。就算我家在大墙外，着大火了，我也只能眼看着，什么办法也没有”。我说。
熊干事说：“这就对了，凡是要想开，如果你要想不开，有什么闪失的话，你的家人更难以承受了。你家里还有啥儿人？”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母亲”。我说。
熊干事说：“你爱人和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我出事后，我爱人便回她妈家了，孩子也是在这面生的。后来，我岳父退休，单位给个合同制工人指标，给了我爱人，在商店上班，和我岳父母住在一块儿”。我说。
熊干事说：“事出了，别有什么压力，像你这种改造方式即使原审法院不给你改判，有个十年八年的就能回去，快的话，出去还不到四十岁，一切还不晚。”
我点点头说：“那是，我必须争取早点回去。”
这个期间，我从王志刚的口中得到的外婆在一年前去世了，外婆是我一生中最疼我的一个女人。由于我在里面难以承受这份打击，家里人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恶耗。
对于外婆的去世，虽然心中感到阵阵痛苦，但老人家毕竟八十多岁了，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心里难受只是在外婆晚年之际，未能尽到一份外孙的孝心而已。而且自出事后，关于能否再能见到外婆，心里曾反复地思考过，有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两件事掺杂在一起，确实又一次给我一闷棍，让我感到自己的苍白和渺小。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放弃了几次监狱组织的活动。我没有参与，有些人问我：“咋的了！”
我说：“病情一直没有利嗦，身体总出现发烧和不适的症状；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实际不仅是我身体调养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的精神和思想调整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