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父亲不幸而言中：美国通过《军事援蒋法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举围攻鄂豫两省的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部。刘少奇在中央军委负责指挥“中原突围”：大部队血战，胜利杀出重围。按先念叔叔晚年见我时的说法：“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场大恶仗！惊心动魄啊！”
伟大的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蒋介石接连疯狂下令，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
毛主席休养痊愈，全力投入工作。父亲协助，指挥全军，奋起抵抗！
刘少奇总负责地方党政的转移转型和坚决斗争。这次拉锯激战的主要地域在华北，而从“中原突围”始，我军收缩转出的主要地域则在华中。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还乡团”蜂拥卷土重来，内战烽火爆燃，和平期盼归零，父亲严令陕甘宁、华北、华中党政军：“不以退却为方针，应以防御为方针”，城市“隐蔽精干”，“准备乡村的进攻”。各级党政顽强坚守，组织机构必须健全，人员精简分散，重操“拿手好戏”，“开展游击战争”，“不作别的打算”。刘少奇特别指示豫、鄂、皖、苏：“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除必须撤离的，尽量留下加强农村和基层，“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同时，组织派出一批批干部和部队，分散遣回老区，到敌后去。
这时期，涌现出大批英雄，最伟大的就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碎尸溅血的铡刀前，大义凛然、英气如虹的圣女，让所有人都不得不为之震撼和动容！毛伯伯亲笔赞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父亲激励道：“望你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发生伟大的作用！”
华北抗日之初，东北抢占之时，我党我军都有以退为进的大抉择。这第三次“重返”游击战争，没有异议争论，空前一致同步，显现中共高度的自觉自信。我想，这来自全党全军对毛主席指挥战争的信赖，也来自三次“重返”都由父亲直接主持，大家已熟悉信任。
不久之后，所有的预见果然实现——噢？事已先知？历史的进程果然验证——耶！料定如神！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处处碰壁，捉襟见肘，不得不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集中“重点进攻”。胡宗南等突袭延安。毛**、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留陕北指挥全国战场；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
所谓的“重点进攻”，实际是逼使解放区拼消耗。国民党军虽然损失巨大，但我军民也深陷困境，特别是战争损毁巨大，经济难以为继。
鏖战三个多月，1947年7月，毛**深谋大略，转坚守为强攻，挥令三军：刚取得保**冀鲁豫解放区大胜的刘伯承、***，率12万大军，力战20天“千里跃进大别山”，杀回李先念“中原突围”后仍有部队顽强坚守的鄂豫“老区”；同时，刚吃掉老蒋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等数万精锐的陈毅、粟裕，率大军跳出内线，搏杀荣归新四军“老家”豫皖苏；正与胡宗南和晋军运动取胜的陈赓，率大军拼向外线，速战高歌打回豫西的“中原故乡”。“大军回老家”如鱼得水，党政军民喜泪飞！战略大局立现“品”字形进攻态势，俯瞰南京、雄视武汉，遮断国民党军为南北两大集团。此勇猛“南征”，备宏大“北战”！为日后在东北、华北、华中我根据地上的大决战，摆开阵势格局。
自“中原突围”历时整一年，我军撤出华中，往北收缩，“老区”顽强坚守，没有丝毫败落，反倒愈加牢固。此时，更强势的“大军”回到中原更坚实的“老家”——早已布好子的棋局，满盘皆活：依托以河南为中心的老华中根据地，不仅消解陕北、山东之压，更展开了光耀华夏千秋的大反攻！
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西柏坡，最先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已组建的野战兵团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强大野战军”。受毛**委托，朱德（军委副主席兼总司令）、刘少奇（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首先从华北开始，炮火连天一年多，统一按序列整编成西北、东北、华北、华东、中原五大野战军，正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解放战争进展，后改编成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这在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建设上的意义，在现代中国军事史上的意义，毋庸赘言。
全国大反攻展开前后，朱德、刘少奇指挥新整编的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连续打了青沧战役（6月）、保北战役（6月至7月）、大清河战役（9月）、清风店战役（10月），仗越打越大，所向披靡。1947年11月攻下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誉其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前面简言，从1936年重返白区“虎穴”到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亲手恢复发展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开辟了华北、华中根据地。从“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由北方局向各地派出干部联络恢复，到推起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遍全国；从“冷冷清清”的华中由中原局操持起家，到蓬勃兴发。在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秘密工作和隐蔽战线，“七七事变”前称之为“白区工作”，后称社会部或城市工作部的工作，绝大部分实际是由父亲重建领导的。其主要工作，是组织发展、宣传群众和统战策反等，情报谍战仅占极小部分内容。
长征后，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对这方面工作负总责。始自1935年12月委派刘少奇到北方局谈话，继而1936年春批准营救“草岚子”难友，1937年5—6月再与刘少奇共同主持白区工作会议，后又因上海地下党密报反对毛**与**结婚（1938年）……尽管在一些政治观点、路线是非上，张闻天与毛**、刘少奇有分歧、常争论，但在工作中，仍予信任支持，不失容忍大度，堪称“开明君主”、从善如流。“*****”，身陷逆境中，狂乱批斗前，张闻天实事求是，勇敢担当，顶天立地，更令人敬佩不已。
作为中央常委、****的毛**，一直坐镇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各方面大政方针，极为关注支持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时，肯定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力挺“彻底转变错误的传统”，扭转张闻天的态度，判明是非、砥定全局。
王明回中共中央后，全乱了套路。这方面工作，基本放任中央北方局、长江局等地领导。1938年“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肯定了毛**、刘少奇的正确，但会后基本是中央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于各自不同的指导思想，自主兴发的结果，偏正轻重很不均衡，强弱自显不必分说。康生当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负责内保谍报反奸等），畸形偏执，对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敌后地下秘密工作，既无组织隶属权责，更鞭长莫及。1941年“九月会议”前，毛**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坚持正确路线领导，一以贯之力顶刘少奇。
1936年至1941年，恰逢我党各方面工作百倍发展。突出的、主要的，当属北方局（刘少奇走后杨尚昆、彭德怀任书记）和中原局，可谓“成绩卓著，与项英领导的皖南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两种局面”。“皖南事变”前后，山东分局、东南局划归中原局，又合并为华中局，辖区内八路军、新四军主力20万人，整个华东地域，包括青岛、济南、烟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九江、福州、厦门等大城市地下组织一体统归，在老中原局管辖的鄂、豫、皖、苏基础上，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华中局主管城市工作。陈云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感叹：“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才开始改变”。同期，毛**称赞：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这话既指“白区工作十年”期间父亲的正确作为，更由抗日战争时期成功的领导实践所验证。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全力促成国共合作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协调阎锡山、卫立煌等，与刘少奇、朱德共同为八路军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争；“十二月会议”后的1938年，在武汉与王明、博古、项英组建江南新四军；六届六中全会后的1939年初，兼南方局书记到重庆。这年8月，在延安受伤后赴苏联医治臂伤，1940年3月回国，再到重庆三年多。世所公认：搞苏联英美的明外交，无人能再杰出更光彩；做蒋汪日伪的暗谍报，无人能出其右更稳妥。与国民党的协调合作，尽力斡旋，殚精竭虑，神通周全；同时领导南方局，日夜操劳，全力以赴，坚毅非凡。但受王明掣肘，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扩展艰难缓慢，势单力薄。重庆与南方局辖区外的全国“地下隐蔽斗争”既少组织关系，更难联络通畅。
1943年8月周恩来再回延安时，他感慨道：“我这三年（1940—1943年——笔者注）在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
1943年初，父亲回延安后，已经没有“白区”的“白区正确路线”，由历史的盛衰兴亡验证，得到公认。敌后的城市工作，地下党的发展与革命，包括统战工作归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自然由刘少奇主持负责。1944年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部长。1945年10月彭急赴东北局后，刘兼管，因“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人与事基本在地方党委。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打，恢复活跃。1947年5月周恩来任部长，因与毛**留陕北指挥战场，直到西柏坡时主持部务半年多，又逢解放区飞速扩展，主要负责将城市工作合并于各地党委和军政管委会。1948年底，城工部合并为统战部。
对这长达十余年时期党的地下工作领导，现在社会上普遍有善意的误解，而且还是因“*****”才出现的误区：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时期”，为了巧避株连、被迫攀附保护，将错就错，随遇而安。至今，史界民间想当然误会误传，张冠李戴，知情老人少言回避，后世友好讳莫如深。我也一直懒得置喙，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但历史的是非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摆在那里，“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何来何去？却怎么也说不通、绕不过、掩不住，难圆其说。毁誉同当的历史公理也摆在那里，同一事实作为，挨骂打倒于此、夸赞推崇于彼，不违公正？党史上许多谜团，特别是“*****”中一些著名的冤假错案，就源于此。如“伍豪启事假案”“潘汉年冤案”“周小舟、吕振羽错案”，以至这些年赚得很多泪水的“关露情案”，解题的钥匙正在于此。我辗转反侧，常自责反思：难道讳言一个时期的机智误导，却要虚无永久历史的真实原貌？
不论愿望多么美好、初衷多么善良，终归必须澄清史实，愈是深知就里，愈应公正以待。求真务实、公允提出问题，直言正史、严肃举证评说。我想，公开史、明探讨，定会赢得信赖，光辉史、新发掘，为党增辉添彩！请专家探究，导后人真知。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总负责，彭真（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1944年由华中调回中央城工部任副部长）、李维汉（1946年底任城工部副部长、1948年底合并统战部任部长）、刘仁（晋察冀中央局、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等领导，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的工作大大加强，空前发展，其天翻地覆的巨变，绝不逊色于农村武装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区，“老白区”带领无数新党员，“革命党”发动人民闹翻身，“地下党”瓦解统治掀翻天。公开工作，发动民众：“反内战反饥饿”，“反专制反腐败”，建立统一战线，风起云涌得心应手。隐蔽战线，英勇无比：打入军政内部，渗透上下中枢，举行大小起义，翻江倒海精彩绝伦。
这方面，过去披露少、资料缺、研究难，不见全面翔实的评价。我想，似乎与刘少奇等“老白区”只做不说的低调作风，不无关系。近年，翻出很多大故事小回忆，文艺创作还真是吸引眼球。而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感人情节，远比作家编导的创作更惊险离奇。显然，这已完全融于战争的辉煌胜利之中，含在革命的巨大牺牲之内，成为摧垮“蒋家王朝”总体战中须臾不离、或缺不可的另一大战场！相信日后，研究只会愈多，评价定会愈高。
简言之，在西柏坡父亲还做了许多大事，仅举三件提几句。
第一件：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大力推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早在一年前的1946年春，父亲就主持向全国发出“五四指示”，逐步开展土地改革。这次会议，拿出《中国土地法大纲》，部署全面展开。这场“耕者有其田”的大革命，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根基，世所公认：土改瓦解了百万蒋军，中共得到百万浴血奋战的战士、得到千万英勇支前的民工、更得到了亿万人心！这场空前彻底的改天换地，已被大书特书、浓墨重彩载入史册。
第二件：先召开中央兵工交通会议，统一领导，实行企业制，重组合并，互相调剂，提高生产，立见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被千百万支前民工输送前线。继而，着手统一财经，果断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统一华北党政军群机构，为建立新中国做组织机构准备。为此，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董必武为**主席。开天辟地，中国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与人民军队和国防的关系无比重大！
第三件：面临着土改分地和建国执政的大任务，预见到百万雄师的大决战和即将接管全中国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反腐败、倡民主教育整顿。从禁止“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村民“投豆选举”，到各级干部必须舍己为民，决心“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从军队的大“诉苦翻身”热潮，到中共力戒国民党“劫收”恶行、镜鉴李自成教训。置身于“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夜，刘少奇多次长篇讲话，大声疾呼警示：“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
这时期的大事，无论单挑出哪一件，都足够写下长篇巨著。
我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定位这段特殊的历史。在战争的危急险难之际，中共创造出极其高明、极其特别的体制：集体领导，合理合法、共济互补！最高最终决策在陕北；大部分工作任务和独立决策在河北！一个中央、两边独立运行；各自决策，互通要情急务；严格集中、高度民主自觉；支撑共举，遍世英雄辈出！
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最为团结、自信有为，最为辉煌、生机勃勃的第一个时期。或许，正因为这次伟大的成功和辉煌的成就，致使新中国成立后的毛**，“*****”后的***、陈云，多次提出党中央领导层设一、二线？这仅为我提出的参考题，请专家学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