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同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为了筹饷，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起义领袖曾经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
“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民国五年一月二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戡和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也都是护国军的重要核心人物。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 ，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他积极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也因护国运动而声名远播。一九二零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一九二四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推荐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即现今的西安、上海、北京、西南、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
这一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 一九四四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六十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排斥。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便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这时，受云南影响。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
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号果严，为王伯群之胞弟。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兴义市景家屯村，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零六年与窦简之等赴贵阳，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后转入贵阳优级师范选科，精研史地。
这是个对贵州护国起义做出特殊贡献之人。
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后，王文华积极响应。面对贵州当局的犹豫不决，王文华与兄王伯群多方奔走，陈述护国大义。
王文华利用手中掌握的模范营，将黔军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的重大意义，与会的军官情绪高昂。
团长吴传声发出誓言：“这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时机，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
通过一番发动，军队上下，人人激奋，个个准备杀贼立功。王文华又联络驻黔东、黔南的二、三团同心协力，一致反对帝制。
在贵州军民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世凯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民国五年一月七日，他电请袁世凯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
袁世凯不理解龙建章的苦衷，对其来电特别反感。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
袁世凯此时为了拉拢刘显世，提拔其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
两面不讨好的龙建章，于一月十六日化装逃走。
王文华和刘显世有亲属关系，也深得刘显世的信任。
这一天，他苦口婆心的做刘显世的工作。指出：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相容，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袁者，便是国贼走狗。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还在犹豫，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坚定地说：“您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
刘显世当然不会这样做，但他内心不能不为王文华的一片赤诚所震撼。
不过，王文华的话却也提醒了他。贵州是个穷省，起事也需要银钱，于是马上电请袁世凯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刘显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虽然大多都反感于袁世凯称帝，但对武力讨袁，多数人还是持否定态度。会议形成了主战与反战的两派，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反战派郭重光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
王文华听罢,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
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汇来军饷三十万元到帐，刘显世等得就是这个。
贵州随即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会议上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
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檄文：“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民心的真正意向。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地调遣。
当袁世凯看到贵州护国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